对陈独秀的客观评价

对陈独秀的客观评价

陈独秀，一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重大影响而又十分特殊的领袖人物，民国以来，尤其是到五四

运动、大革命和抗战前期，他一直都是一位大名鼎鼎、无人不晓的历史风云人物，并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他既是近代中国一位有重要影响而十分复杂的历史人物，又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争议最大的历史人物之一。

陈独秀出于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热忱，开始

了他的政治生涯，并因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离开了“举人“的旧路，踏上了“共产党”的新路。

陈独秀几乎参加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全过程，从拒俄运动、辛亥革命到反袁斗争；从励志会、青年会、暗杀团、欧事研究会到岳王会；从《国民日报》、《甲寅》、《安徽俗话报》到

《新青年》都能看到他的身影，更为辉煌的是他

成为了“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

“五四运动”既是指1919年5月4日的学生爱国运动，又是指这一时期的新文化运动。陈独

秀最先撑起了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成为新文化

运动的旗手。他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掀起了思

想解放运动的高潮。无庸讳言，陈独秀在领导新

文化运动中确实发表过一些过激的言论，对一些

问题也确实是矫枉过正。然而，矫枉过正对于中

国这样一个传统包袱过于沉重的民族来说，不啻

为跳出窠臼的必要动力。新文化运动的某些观点“固然偏激武断，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却不能不说，它是打破宗法礼制、圣贤名教一统天下的禁锢，

为中国文化步入现代化进程，立下不世之功的。” 因此，毛泽东和孙中山都对陈独秀领导的新文化

运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然而，长期以来陈独秀

新文化运动旗手的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突出，反

而被其他文化人盖其锋芒。对此，一位台湾的学

者做出了公正的评价：“中国大陆的文化界长期以

来高举鲁迅而贬低陈独秀，在台湾及海外则高举

胡适而贬低陈独秀，两者都是有欠公平，而不合

乎实际的。事实上，陈独秀无疑是这一时代的新

文化运动的重要的领导者，而鲁迅和胡适乃是陈

独秀主办《新青年》时代的左右大将罢”

新文化运动中的陈独秀非常注重启迪民智、

民德的工作。他从辛亥革命的失败中认识到，仅

仅依靠政治变革而不变革国民的思想，就不能解

决革命的根本问题，因此，他明确指出，一国的

兴衰存亡，决定于“其国民之行为与性质”的优劣，在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陈独秀致力于使民

主与科学成为广大国民的信条，以取代根深蒂固

的封建意识。虽然，他没有造就出新一代的国民，但他对于国人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影响却是不容低

估的

陈独秀先生从叱咤风云到曲折跌宕，其一生命运

的突然转折就起因于大革命失败。过去在共产国际

的支配下，一直把大革命失败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

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但是时至今日，

历史已翻过了好多页，我们也应当拨开历史迷雾，

冷静客观的来审视当时的历史和陈独秀的命运。

大革命时期党内外形势复杂多变，共产国际右中

有左，左中有右，操纵一切。陈独秀毫不讳言，他

作为总书记，也受国际组织纪律约束，在一定程度

上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令，有“左”也有右的错误，

愿承担责任；但在共产国际支配下把大革命失败的

责任全部推到他身上，他至死一直不服，并为此两次拒绝到莫斯科。

当时的中共中央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的革命实际上是苏联在遥控，身为总书记的陈独秀虽然持不同意见，并在事实上有过抵触，但为了大局也只能是服从而保留自己的意见。中共对国民党新老右派的三次…妥协退让‟，完全是由共产国际、苏联及其在中国的指导者等错误造成的，他们对这三次…妥协退让‟乃至其后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如果说陈独秀在这三次…妥协退让‟中也有责任的话，那也只负次要的责任。”[11]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定论”，是“源于共产国际的需要和指示”，是“斯大林操纵下的共产国际，及共产国际操纵下的中共为了当时政治的需要而定下了…右倾投降主义‟的结论，历史在没有道义的情况下记下了同历史事实不符合的结果”。[现在，随着俄罗斯档案新材料的开放和利用，史学界对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责任进行深入探讨后得出的结论是：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陈独秀只不过

是受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领导，只能承担执行

错误路线的次要责任。

加入托派一直被认为是陈独秀犯错误的第二个主

要原因。他参加“托派”，与党发生分歧，干扰了党

的革命斗争，并被开除出党，“然而他与党的争论，

仍是革命阵营内部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推翻国民

党反动统治的路线和方法上的分歧。”即使后来他被

捕关在国民党监狱里,也没有在国民党的威胁、利诱

面前屈服过。事实上陈独秀本人也是反对分裂和破

坏党的，当他看到托派的主张不利于抗战，与自己

的抗战救国的愿望相悖时，竟对托派给以严厉批评，出狱后断然拒绝了与托派的联系，并申明与其“各奔

前程”。历史也已经向我们证明,他并不是“反革命”、“汉奸”、“叛徒”。过去强加给他的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已经被党的文件和历史资料一一否定了。

我们可用评价毛泽东的功过的立场来评价陈独秀，虽然犯有错误，但相比其功劳，错误是次要的，功

劳是第一的。我们应当宣传他的历史功绩，确认他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永远纪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