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千古事

文章千古事

——漫话记叙文写作

孔庆东

唐朝有个诗歌爱好者，人称老杜。一辈子混得不大好，但是心气儿很高。由于安史之乱，颠沛流离了许多时，却庆幸自己“生常免租戍，名不隶征伐。”其实他不过在工部当过一阵国家公务员，享受了些个福利待遇，于是就咬定牙根吃秤砣，赤胆报国。他居住的茅屋透风漏雨，冻得夜里睡不着，心里想的却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老杜不过是个封建社会中层官僚，究竟靠着什么精神支柱使自己活得如此苦中作乐，如此境界超迈，如此鲁迅雷锋焦裕禄呢？有句诗透露了这个奥秘：“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人生是短暂的，穷达是相对的。但文章是可以跨越时空、指向永恒的。中国古人很早就识破了这个玄机，所以孔子可以视富贵如浮云，司马迁可以忍辱而偷生。他们知道，自己的生命会流动在自己的文章里，千古奔涌。魏文帝曹丕一语道白了这个真谛：“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把文章视为“不朽”之路，这使得中国早早就成为了文章大国。中国人把生命中最精华的部分贯注到了文章里。从遣词造句，到布局谋篇，从微言大义，到草蛇灰线，中国的文章群星璀璨，气象万千。仅以记叙类文章来说，无论写人还是记事，无论志怪还是列传，都穷精极微，言深旨远。用道家的话说，是“玄之又玄，众妙之

门”，用儒家的话说，则是“极高明而道中庸”。

中国记叙文之妙，要举例子，那是恒河沙数。随便先举个鲁迅的《范爱农》吧。这篇文章若放到古代，那就是《范爱农列传》。鲁迅是写列传的高手，最有名的是阿Q列传、孔乙己列传、祥林嫂列传等。不过那几个传主均非历史真人，属于先生凭空杜撰的，因此现在叫小说，一般不再跟“记叙文”一块混事儿。不过咱们心里要明白，“小说”本来也是“散文”，虽然分出去单过了，可爹妈还是要认。按照中国的老规矩，天下的文章只有两种：散文和韵文。不讲究韵律之文，便是散文。散文里写人记事的，叫记叙文。小说不过是“虚构的记叙文”而已。当然，韵文里也有“虚构的记叙文”，但那不叫小说，人们给另外起了些个名，叫“叙事诗”，叫“弹词”，叫“大鼓书”什么的。所以，咱们不要被咱们自己发明的种种名目给迷惑了。孔夫子当年在“驷马难追”驾校给学生们上“赶车技术”专业课的时候说：“咱们车老板儿的眼睛，要风吹不昏，沙打不迷呀！”（电影《青松岭》台词）赶大车如此，看文章又何尝不是这个道理呢？

所以说，《范爱农》跟《孔乙己》，在“文理”上是相通的。你说历史上没孔乙己这么个人，可是你又对这个形象终生难忘，那不就等于有这么个人吗？你说范爱农是个历史上的真人，可也许哪天出来几个专家一考证，说范爱农本属虚构，而孔乙己倒确有其人。那又如何解释呢？

其实无论真实还是虚构，我们都是依靠各种“叙述”来判断的。叙

述学的道理很复杂，我们不在这里展开探讨。咱只说一点：小说跟记叙文一样，都蕴涵着和遵循着叙述学的普遍规律。我们觉得是虚构的叙述文字，就叫小说，反之就叫记叙文。倘若遇到不容易判断是否虚构的，或者虚虚实实比例模糊的，搞不准七实三虚还是七虚三实的，往往就可以脚踩两只船，或曰小说，或曰散文。比如鲁迅的《一件小事》，有记叙、有描写、有议论、有抒情，又是第一人称，写得老实巴交的，跟鲁迅的个人生活也吻合，那就可以看成散文。但叫它小说也未尝不可，因为有人物、有情节、有场面，而且文章本身无法证明实有其事，第一人称也是近代以来小说家的惯用伎俩，特别是鲁迅自己把它编入号称“小说集”的《呐喊》，所以很多教科书都视之为小说。

再说《范爱农》，查鲁迅生平和中国近代史，确实有这么一位老兄，大体事迹基本可靠，鲁迅又把它编入号称“回忆散文集”的《朝花夕拾》，那么应该归属散文无疑了。可是文章里的“回忆”颇有“艺术加工”之嫌，这个古怪而孤独的范大哥，不免令人联想到鲁迅的小说人物吕纬甫、魏连殳之流，刻划手段何其相似啊。另外，范大哥在文中称呼作者“老迅”，这分明是不合实情的，因为那时的周树人先生还没有发明“鲁迅”这个笔名，范爱农只可能叫他“老周”、“豫才兄”或者“周老大”、“周扒皮”什么的，绝不可能未卜先知地叫出《狂人日记》作者的昵称来。所以说，百分之百真实的散文是没有的，百分之百真实的回忆也是没有的。真不真，关键要看诚不诚。古人强调“诚于中而形于外”，内心真诚了，虚构出来的东西也流芳千古，内心不诚实，句句大实话

也一样面目可憎，用鲁迅评论某部小说的话说：其诞生就是死亡。

小孩子爱听寓言不爱听社会新闻。寓言虽然是虚构的，却能够直接刺透人生的真实，社会新闻是“写实”的，却往往遮蔽掉生活的本质。成年人跟小孩儿相反，自以为理性了、成熟了，看不起寓言，喜欢看社会新闻，以为里边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事儿，其实恰恰是不自觉地逃避了生活的真实，把浮嚣的浪花当成全部的大海了。

可见，《范爱农》这样的文章，里边有几分真实、几分虚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那份“修辞立其诚”的写作态度。《范爱农》写得好，写得栩栩如生、感人肺腑，这不就是作者对朋友的一片赤诚么？能够让你所喜爱之人的名字深入人心、长久流传，这便是最大的真诚了。古人说最大的孝顺不是听父母话、养父母老，而是“扬名显亲，光宗耀祖”，而一切道德功业都是依靠文章得以传承的，那文章岂不就是“千古事”么？

鲁迅善于为虚构人物作传，也善于为真实人物作传。除了范爱农，他写的韦素园、章太炎、刘和珍、柔石、藤野先生、长妈妈，不也“罔不因势象形，各具情态”么？郭沫若先生评价蒲松龄是“写鬼写妖高人一等”，我们可以借用这句话说，鲁迅先生是“写亲写友高鬼一筹”。

中国现当代作家里写人的高手，大概能组成一个加强排。汪曾祺在这个排里，至少可以当个副班长。不过汪曾祺分不清自己写的是小说还是散文，人家说是什么他就表示同意，散文集小说集都编得有点乱——从孔子到鲁迅，高手都是这样的。比如他写的《故乡人》，你

要非说是小说，也没人跟你抬杠。好比买千里马，能够日跑千里就得了，你非得计较是黑是黄是公是母，也没人拦着，你自己尽管研究着。也有一路好心的学者，给这种文章单起了一名，叫“散文化小说”。北大的小说理论专家马振方先生认为：“散文化小说，是小说园林中一座精致的小洋房。”这个比喻十分精彩。我们应该从“精致”二字入手，去体会、去品鉴。忘了名目去看文，再忘了文去看人，最后人文俱忘，得到一片光明澄澈的心，这才是语文的高尚境界。禅宗所谓“过河拆桥”，庄子所谓“得鱼忘筌”也。

想把一个人物写好，方法有很多。但是挖空心思去琢磨“方法”，又不一定能够写好。鲁迅和汪曾祺都不是先设计好了“方法”才去写作的，他们首先是“要写”，然后才是“会写”。鲁迅说“吟罢低眉无写处”，老舍自称“写家”，他们是何其看重那个“写”啊。如果我们对于笔下的东西没有“要写”的心情，那种种“方法”恐怕都无用武之地，最后恐怕采用的方法都是“挤牙膏”。老杜迫切地要写一写“石壕吏”，于是拿起笔来就写道：“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侯方域真挚地要写一写“李香君”，于是开篇便说：“李姬者，名香……”但是你说他们没有“方法”么？当然是有的，如同我们走路和吃饭，似乎是不用动脑的自然动作，但其中自有大方法在，而且是“炉火纯青”的方法。西方人看中国人使用筷子，觉得神奇高超，仔细研究其使用方法，编成《中国魔棍之操作基本原理及实用技巧》出版。古代有个很崇尚“与国际接轨”的青年学者，跑到赵国首都去学习走路，由于太注意“方法”，把腿学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