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内迁长汀简史

厦门大学内迁长汀简史
1937年，在厦门大学刚改为国立大学不久，便面临了一场大灾难，即日寇全面侵华。

此时此刻，厦大师生并没有被这场突临的灾难所吓倒，而是在萨本栋校长的带领下，精诚团结，勇敢面对。

抗战8年中，厦门大学不仅没有被战争所摧毁，还培养和造就了大批人才，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更是发扬了厦大的“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精神。

一、抗战时期厦门大学内迁长汀抗战前夕，由爱国华侨陈嘉庚创建的私立厦门大学于1937年7月1日正式被南京国民政府接管，改名为国立厦门大学。

7月6日，教育部任命萨本栋为校长。

紧接着，就发生了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由于厦大位于国防最前线且临近炮台，易成为敌人摧毁的目标。

9月3日，生物大楼便被摧毁，于是迁校的计划被提上议程。

9月4日，厦大借闽西职业学校为临时办公处继续办公，并在鼓浪屿借得英华中学和毓德女校的部分校舍，作为学生宿舍和课堂，以维持学校正常教学工作。

厦门大学迁到鼓浪屿后，还是处于战火严重威胁下，所以萨校长多方考虑，决定进省城去商议迁校的事情。

根据萨校长提出的3个原则，即“要留在东南最偏远的福建省内，以免东南青年向隅；要设在交通比较通达的地点，以便利闽浙赣粤学生之负笈；新校址的环境，要比较优良，以使员生得安心于教导于求学”。

〔1〕因此，最后决定将厦大迁往与江西省交界的山城长汀。

随后，厦门大学于1937年12月20日停课，准备迁移之事。

师生从24日起开始分批出发，进行迁移。

从厦门到长汀，虽说是省内迁移，但其路途也有近千里，并且闽西多山，道路崎岖，图书仪器很难搬运。

在师生齐心协力下，至1938年1月12日，人员都已安全抵达，剩下的难搬运的仪器也陆续抵达长汀。

在内迁的过程中，虽然遇到种种磨砺和考验，但学生们却学到了许多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人生经验，也加深了师生彼此间的感情。

长汀地处闽西偏僻山区，初来的时候，既无校舍，又少经费，师资严重不足，可以说是一片凄凉之景。

但在政府的帮助及全体师生的努力下，红红火火的开展了校舍的建造和旧房的改建。

在迁到长汀短短两年的时间，便建造了男女生宿舍、食堂、图书馆、教室、实验室、医院、操场等硬件设施，为学生的学习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同时，来汀之后，又聘到了急需的教师，调整了院系课程，制定了严格的教学制度，使厦门大学的教学研究走上正轨。

在1938年迁汀后，共计学生239名，教职员83人，其中教授18人，副教授4人，讲师8人，助教14人。

二、抗战时期厦门大学之抗日抗战时期，厦门大学学生不忘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联系起来，积极备战，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尽一份绵薄之力，厦大师生主要是通过创办刊物和组织一些社团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厦门大学在抗战时期出版了一系列刊物，有发展各个领域学术的，如《语言文字导刊》、《科学》、《教育周刊》、《经济》。

同时，由于厦大历来就有抗日爱国的光荣传统，曾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出版了《救国出路》、《抗日救国须知》、《抗日救国方案》等抗日书刊。

在七七事变内迁长汀后，也立刻组织出版了抗日刊物《救亡言论》，其目的是在于“能够唤起读者的警惕……对每个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说明大时代里的神圣责任，共同起来推进这大时代的巨轮”。

〔2〕其文章如《从“屈膝到抗战”》、《抗战呐喊》等，都体现了厦大学生日益增加的抗日民主意识，并为迁往长汀后开展抗日办刊活动奠定了基础。

内迁长汀后，厦门大学救国服务团继续开展活动，在经费短缺的困难条件下，于1938年3月13日正式出版了《唯力》报刊。

《唯力》在第一期《献词》里便直接道出了它的发行目的：“一方面冀将平日研究学术之一得，公诸社会;他方面是要把我们心坎里救亡的呼吁，从文字上广播给本地民众和全国同胞。

”“唯力”二字的意义也是“唯有集合全国的一切人力、财力、物力，才能打破中华民族的历史难关”。

《唯力》报刊不仅为进步文化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与当地
的抗日活动相互呼应，相互促进，对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自1939年至1942年，厦门大学总共有13个社团，分别是：“厦大剧团、铁声歌咏团、数理学会、中国文学会、教育学会、化学会、经济学会、机电工程学会、生物学会、法律学会、政治学会、华侨学会、木屋学社。

”〔3〕这些社团有以研究学术为宗旨的，也有专以抗日救亡为宗旨的。

但是两者会经常交叉，学术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学术。

如华侨协会乘“三二九”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日，举办了“当前的救侨问题”座谈等活动。

具有代表性的是铁声歌咏团，以歌咏作为宣传手段，唤醒民众，宣传抗战。

在校内，他们举办演奏会，为难民筹集善款；在陈嘉庚莅校时唱出学校的精神和成为“南方之强”的信心和决心；在萨校长赴美时，用国歌唱出抗战胜利的信念。

在校外，他们跋山涉水，深入到农村的穷乡僻壤，教民众唱歌，为村民服务，慰劳驻军等等，用洪亮的歌声激起人民的斗志。

教育学会还在当地的爱国路举办了一所民众夜校，救济一些失学的民众和展开一些抗日宣传活动，学会还拟定了具体的《战时民众训练课程纲要》以合理开课。

即使在假期的时候，学生也不忘抗日救亡的大任，他们成立了“国立厦门大学战时后方服务团假期工作队”，1939年暑假分别在新桥、林田、童纺展开了各种活动。

三、抗战时期厦门大学之成功办学八年抗战期间，厦门大学为何能在这个偏僻的小县城顽强的生存下来，并大力扩充了师资，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呢？可以说，这是综合因素结合的成果，包括校长的付出，教师的努力，学生的刻苦，社会的支持等等方面。

其中，我认为最为主要的因素包括以下3个方面：
首先，厦门大学非常重视教学质量的提高。

萨校长当时就说过这样一句话：“本校一向对学生的程度的提高非常注意，在量与质不能兼顾的情形下，对质的改良，比量的增加尤为重视。

”〔4〕虽然此时的厦门大学资金短缺，条件艰苦，但她并没因此放松了对教学质量的监督，无论其课程，考试，教学都有严格的要求。

对于课程，学校极为重视学生的基础知识，并出现了厦大独有的一道风景线，就是由名教授教基础课，如萨校长教授普通物理学、普通制图学等，周辨明教授教英文课，吴士栋教授教西洋通史等。

并明确规定一年级的学生必修国文与英文这两门课，不及格者要重修，重修不及格者则令其退学。

除此之外，课程上还注重对学生通识的培养，要求文科学生必须要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理工科学生不能没有社会科学知识，所以严格规定各院系学生必修国文、英文、中国通史、高等混合数学以及一门社会科学的课程。

在考试上，学校要求严格，实行严进严出的原则，平常小考不断，让学生及时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并加以改进，学校还规定：“凡一年所修学分考试成绩有二分之一学分不及格或三分之一学分不上五十分者退学。

”〔5〕故每年被淘汰的学生不少。

对于毕业生的考试要求也很严格，一般3人中至少有一人不能按时毕业。

学校在此期间还制定了《母校修正通过毕业试验暂行办法》，以保证毕业生的质量。

在教学上，学校还实严格的导师制，制定了《国立厦门大学导师制施行细则》，规定每一个导师最多带15个学生，并对学生的学习生活各个方面进行训导，且做记录以便最好地了解每个学生，促进学生的发展。

学校在教学上还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科研实践能力，甚至在迁汀期间，生物系的学生都不忘借此机会对闽西的寄生动物、鸟类及其他脊椎动物的形态生态进行研究。

学校还积极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实践环境，至1941年，已建成实验所31间，可容纳621人，这对锻炼学生动手能力，培养学生专业技能，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其次，厦门大学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保障学生的利益。

在战火硝烟中，厦大认识到，使学生安心的学习成为这特定时期的头等大事之一。

为此，厦门大学设置了一些机构，如生活自助委员会，帮助学生解决生活问题。

并派人去产粮区采购大米、黄豆，提倡学生吃糙米，还规定给学生提供早餐配黄豆、中餐配青菜的饮食要求，以基本保证学生的身体正常健康需要，学校还自制豆腐以增加学生的营养。

并为经济困难的特困生介绍校内外的兼职工作，解决其燃眉之急。

除此之外，学校还在免费与公费制度上制定了一些具体章程，以帮助战时
家贫力学和成绩优异的学生。

厦大确定每年的免费生约为60名。

同时在公费制度上，厦门大学也尽量扩充其名额。

在公费制度内，设置了奖金、津贴、服务所得3个方面。

奖金方面又包括了6种：(1)嘉庚奖学金，(2)林文庆奖学金，(3)刘树祀奖学金，(4)萨师俊奖学金，(5)中正奖学金，（6）各省教育厅奖学金。

这些免费制度和奖学金的总额是很庞大的，以1939年为例，其总额就达到21808元。

相对于当时学校的经济状况，已经占有很大的比例了。

这些政策的设立，给予学生以正确的学习导向，对学生起到了鼓励作用，也为全校师生员工树立了爱校爱国奋发图强的榜样。

学校还想尽办法寻求各方的支援，如当时就得到了闽西学生救济委员会所赠送的多件特殊药品，还有一些大学的教授捐款。

像美国波士顿大学的布鲁斯教授，斯坦福大学主任Terman博士都慷慨解囊，以资助学生。

第三，厦大为建立起一支实力雄厚的师资队伍而不断奋斗着，尤其是萨本栋校长的辛劳付出。

自萨校长来到厦大的第一天时，就以清华的标准来要求厦大。

他认为要提高教学质量，必须聘请高素质的教授。

所以，他亲历亲为，利用其个人声望，以及与清华大学和留美公私的关系，为聘请到优秀的教师而四处奔波，在其不懈努力下，群贤毕至。

如在1939年就聘到李宗池、肖伟信、傅鹰、黄开禄、叶明升等15名教授，在1941年又新聘各院系教授多人，如施哲存、周长宁、时昭涵、徐人寿等等，这些教授大都在国外著名大学学习过，并有丰富的教学经验，都是当时的一些名士。

这些教授也是具有清华特色的，在51名教授中，有47名是来自清华大学的。

除了大量聘用知名教师，学校还积极培养年轻教师，尽量给他们多提供深造的机会，千方百计去发展他们的才智。

如萨校长就曾经动员和帮助陈梁生等去报考庚款留学，陈梁生后来在土壤学方面很有成就。

另外，厦大还邀请校内外著名学者名流来校演说，广泛开展国际间的学术交流。

如在1944年就有英国纽凯索大学英国文学系教授雷立克特地来汀专阅母校，曾作5次演讲，又为英诗引论班同学讲学3小时。

同时，美国地质地理专家葛德石曾作公开演讲一次，并为经济地理学班同学讲学一小时。

他参观母校时，称赞不止，并称厦大为加尔各答以东之第一个大学。

随后，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剑桥大学生物化学教授李约瑟博士来校讲演，讲辞内容丰富，让学校师生受益匪浅。

这些学者的到来，为厦门大学在抗战时期开展科学研究等方面提供了大量的支持。

对于师资的管理，学校也积极向清华学习，实行民主治校，教授治校，并根据厦大自身的情况，设立一些常设委员会，从职员中聘定委员，在1941年，就设立了招生委员会、校舍建筑委员会、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等13个委员会。

这些委员会各司其职，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

四、抗战时期厦门大学之成就厦门大学迁汀的8年中，积极抗日，努力办学，不仅有条不紊的发展，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从学校自身来说，首先表现在增设学院和招生人数的增多上。

在刚来到长汀的时候，学校只有3院8系，3院分别是文学院、商学院、理学院。

当时的学生一共为284名，教师83名。

到1940年，学校便发展为4学院13系，学生也发展到600余人。

到1944年，全校发展为4学院15系，在校学生已有800余人。

1945年抗战胜利时，全校发展为4院15系，教授、副教授94 人，学生达到1044人。

其次表现在教师所取得的成就上。

当时的校长萨本栋便是一个榜样，他非常重视学术研究，曾在美国出版了英文版的《线路分析》上册，在厦大出版了《七股算机设计》，其论文如《矩阵与张量》、《三相电路中的双相座标系》等也受到科技界的重视。

萨校长还获得了美国荣誉褒奖和国民政府的三等景星勋章。

除此之外，学校的许多教师在学界也颇有成就，如当时的李培囿、阮康成、张文昌3人合译的《教学视导原则》一书获得教育部奖金，文学院的周辨明教授被教育部聘为方音注音符号修订委员会委员。

第三，除教师的饱学钻研，学生也勤学刻苦，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教育部于1940年举办了第一届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学业竞试，厦门大学以最少经费取得最好成绩，获得团体第一名，在第二届竞试中还蝉联第一。

在1943年的本省专科以上学校学生辩论会和联合国论文竞赛中，也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当时的厦大毕业生也卓有成就，如1939年在英国
留学的卢嘉锡和沈金在伦敦大学研究卤族原子放射性的研究和炼油问题研究上获得宣读论文之荣誉。

1943年厦大生物学系毕业的曾呈奎在美研究琼胶藻类获重大成果，被当地政府及各界人士所推崇。

当时的学生后来成为两院院士的有15人，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1人，大学校长6人，海内外著名专家、学者、教授、企业家数百人。

〔6〕当时学校在长汀的各种活动也促进了当地社会的发展。

从教育方面来看，初来长汀时，长汀全县只有一所中学，小学也是极少数，大部分是私塾，接受高等教育学生更是少之又少，当时在厦大读书的无一人来自长汀。

在厦大内迁以后，长汀教育出现蓬勃朝气的局面，1939年建立了长汀县立初级中学，由厦大毕业生潘懋鼎任校长，也增设了多座小学，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也逐年增多。

另外，厦门大学的教育学系，商学系创办了夜校，学校又常开展演讲会，辩论会及抗日宣传的活动，让当地民众接触一些知识和接受教育，大大活跃了当时的社会学习的氛围。

其次，厦门大学迁到长汀后，带动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

就全校师生的消费及学校的经费来说，每年就有二三十多万。

在厦大的帮助下，县政府顺利地开展了一些市政活动，如长汀改造马路，开辟公园等工程。

其三，是对社会风气之改变上，长汀由于地理及经济原因，其民众思想也是很封建保守的，他们见不得学生奇装异服，跑跳踢打的，尤其看到女同学抛头露面，本地人更是觉得有伤风化，然而经过厦大师生共同的努力，在举行多次比赛之后，风气大为改变，看见大人小孩男的女的跑跑跳跳都不足为怪了，并且还建立了长汀体育场，为民众强身健体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厦大8年，在教育史上谱写了一段光辉的篇章。

从内迁长汀办学众多的宝贵遗产中，其内迁闽西艰苦办学的自强精神使厦大成为当时国内最完备大学之一，“印度加尔各答以东最完美的大学”。

而校长与师生同甘苦共患难，从严治校，身体力行，积劳成疾，英年早逝，更是自强精神的表现。

这种精神是厦大特有的精神财富，并一直勉励的全校师生不断追求真理，“自强不息，止于至善”。

注释：
〔1〕许乔蓁、林鸿禧：《萨本栋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5页。

〔2〕〔3〕厦门大学校史编委会：《厦大校史资料》第２辑，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142页。

〔4〕〔5〕〔6〕陈武元：《萨本栋博士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7、88页。

（本文作者杨宁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福建厦门36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