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股东诉讼内容之我见——通过一起股东诉讼案例引发的法律思考-刘莉.doc

公司股东诉讼内容之我见——通过一起股东诉讼案例引发的法律思考/刘莉-

前言

随着商事活动日益活跃，公司法意义上的纠纷呈上升趋势。在本次公司法修改后确立了很多新的诉讼类型，这些新的规定为股东权纠纷以及损害公司权益纠纷开辟了很多处理问题的捷径。笔者结合律师实际业务和公司法新规定深入剖析公司诉讼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从诉讼主体资格，诉讼切入点、判决如何执行等诸多方面论述。力求深入浅出，为实务操作有所启发。

案例：某中型集体企业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新公司为原集体企业及其他企业共同组建成立，在新公司核发营业执照的当天，原集体企业主体注销。新公司股权结构确定为，职工集体股占总股本84.8%，由原劳服公司工会代表行使股权，A厂占10.6 %，B厂占4.6%。职工集体股未办理社团法人资格登记。企业成立初始董事成员五名，董事人选是由原集体企业的负责人作为职工集体股代表，与其他两厂负责人共同召开股东会选举产生。同日董事召开董事会，选举产生第一届董事长，作为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由于公司成立后不能保证职工集体股股东利益，职工联合召开职工大会，选举职工代表，先后召开股东会和董事会，重新选举董事成员，更换董事长。更换后原董事成员不执行决议，

不交公司公章，不交接账务，致使新一届董事无法履行职务，从而引发纠纷。

本案是一个典型的公司股东权益纠纷，笔者认为解决问题主要从三个方面分析：第一、职工集体股的代表人身份确定问题或称股东身份问题；第二、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效力问题；第三、工商登记备案制度意义和作用；第四、用现行法律视角分析本案例操作规程。

一、股东身份问题

1、股东资格的基本要求

按照我国民商法基本原则，民事主体无疑应具有法律上独立的人格，即具有独立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股东也是一样。职工集体股本身虽然是所有职工共同享有权利的一个整体，但这个整体需要经过法律程序的确定。国家工商总局1999年下发的《关于企业登记管理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第6条规定，社会团体（含工会）、事业单位及民办非企业单位，具备法人资格的，可以作为公司股东或投资开办企业法人。很显然，只有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主体才可以成为股东，才能确定独立法律地位。

2、职工集体股股权行使人确定

据前文所述已经办理社团法人登记的，可以作为公司股东。但是这个案例中84.8%股权持有人未办理法人登记，不仅如此，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第13条基层工会组织所在企业终止，该工会组织相应撤销。所以导致该公司84.8%股权持有人“缺位”，应当办理股权承继。我国《公司法》有限责任公司有最高人数限制不得超过50人，不可能将所有的原集体企业职工都列为股东，职工集体股仍应为一个整体。在股权未量化到具体份额下，内部应为共同共有的关系。

按照民法原理，共同共有人可以依照契约形式或法律确定，由某个或某些共有人对外代表全体共有人执行事务，对内依法或依约在不损害共有人利益的前提下管理共有财产。笔者认为，新成立公司的工会可以作为股权持有人代表职工行使权利，或者类似案例中由全体职工集体股成员以“海选”方式推选代表作为“显名”股东代为行使股权。但需要指出，这种“缺位”的状况属于公司股东意思自治范畴，不易于司法和行政手段干预解决，应由职工自行解决。

二、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董事会议事规则

1、确权在先，决议生效在后

股东会的效力取决于适格的股东召开并决议通过，这种“适格的股东”系指工商档案中体现的股东，或者公司内部用股东名册确定的股东。只有通过合法程序确认身份，股东之间权利义务才能被固定，才能是真正意义的实质股东。正因为这样，股权权利人或权利代表人的确定，才是涉足公司内部治理问题的前提，也是股东会或董事会效力确定的基础，没有民事权利何谈民事行为，笔者称其为“权利早于行为”。因此，本案例中召开职工大会进行代表选举是非常正确的，但谁有权参与职工大会，也就是该“缺位”的84.8%股权到底归哪些人共同所有，需要通过一个内部程序确定或者通过司法途径加以确定。只有在此基础上，选举代表人持有和行使该股权，并将此代表人身份记载入工商变更登记事项中才是股东身份的最终确定。否则，在股权承受人未确定的情况召开股东会显属本末倒置。

2、检讨股东会、董事会原根深蒂固的传统规则

（1）召集和主持会议的限制

此案例发生在《公司法》2005年修改前，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的召集和主持有严格的限制1，提议召集人最大限度放宽在代表四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或三分之一以上董事，或者监事。如果三类代表不召集则会议无法召开。而且当时的《公司法》要求主持会议的人员，除董事长因事不能到会可以委托其他董事主持外，法律未授权其他人可以主持。所以当时很多的案例诉讼到人民法院，因为股东会、董事会程序问题不合法将决议确定无效。

（2）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效力的确定

曾经一段时间，法学学术上通说认为，对于股东会、董事会的决议效力的确定要注重实质，减少形式要求。对于无效决议的确定是以违背《公司法》强制性规定为标准，主要指：第一、决议通过比例违反强制性表决标准的限制2；第二、选举出董事、监事等高管人员是公司法资格上不允许担任的人员；第三、导致股权不平等或取消股东资格的；第四、决议无股东签名等实质性内容。对于撤销决议主要是依据是否履行了通知义务，是否存在场所或时间明显难以到达或参加的，或者召开会议不正当限制发言等实质性情况。但是，对于未按照法律要求由特殊人员（董事长或其他董事）召集或主持的情况，不能必然导致决议无效或撤销。可是在当时的法律背景下，公司法中许多的条款基于不易区分强制或任意性规范的差异，将决议效力认定的五花八门，此案也一样难逃宿命。

（3）新公司法为此带来曙光

2005年修改的《公司法》对此给予高度重视，第41条规定董事会或执行董事不召集，由监事会或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或监事不召集和主持的，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这一规定即保护了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时也根治了董事怠于履行义务的行为。如果本案纠纷出现在此时，显然召集和主持均不存在法律障碍，只要董事、监事先礼后兵，留出适当期限，尽到提议召集的义务，股东在此“适当期限”3内仍不召集，股东会依法且依照公司章程议事规则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人选，遂后，召开董事会更换董事长。既而，重新召开股东会修改公司章程。很显然在新公司法制度下，自行召开股东会将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