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超然自适与儒道释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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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超然自适与儒道释思想的关系
一、超然自适与儒家思想的关系
由于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古代读书人都希望有所作为,建功立业,所谓“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等,当这种理想无法实现或遭遇挫折时,会有以下表现:一、殉道。即用生命去殉自己的理想,如屈原自沉汨罗江。二、抱怨。即在诗中抒发穷困愁苦、怀才不遇的怨气。
陶渊明的诗多有贫病愁苦之叹,以及对仕途郁郁不得志的抱怨。以李白的豪放也不免颓废;杜甫关心国计民生,但抱负不能施展,多有失意的悲愁之吟。像《登高》中“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陈子昂之“念天地之幽幽,独怆然而涕下”;李白之“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等。
但到了苏轼则完全成就了一派豪放超然、飘逸豁达的词风,对人生的富泰穷通充满谅解,表现出一种“成固欣然,败亦同样有所作为”的胸怀。
苏轼从小就有“奋厉有当世志”的儒家济世的志向,即“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十六岁时,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宋史〃苏轼传》中有这样的记述:苏轼少时,母亲程氏教其汉书《范谤传》。范谤是东汉党争时受迫害的一个忠臣,任命为清诏使的时候,慨然有澄清天下的志向。后受迫害时,不苟且偷生,宁愿付出生命。临别辞母时说:“为儿不孝,没能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范母说:“一
个人既想成就名节,又想富贵寿考,岂能两全?母亲愿你去完成理想。”读到这里时,小苏轼发誓长大了也要做范谤。而当现实命运是“此生飘荡何时歇?家在西南,常作东南别”的时候,他并不消沉悲观,其诗词显出了黑色幽默的味道,“人间何者非梦幻?南来万里真良图”[30],“吾生如寄耳,岭海亦闲游”[31],“生逢尧舜仁,得作岭海游”[32],他把贬谪岭海这样的不幸当成君恩,使他得以游山玩水,这样飘然旷达的胸襟何尝不是一种适世的智慧呢?
二、超然自适与道家思想的关系
苏轼少年时代深受庄子思想的影响。他自幼喜欢《庄子》。在其诗词中随处可见道家思想的影子。“方士三山路,渔人一叶家”[33],“方士三山”,道家语也。“冰雪透香肌,姑射仙人不似伊”[34],“姑射仙人”是《庄子〃逍遥游》中的故事:“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这个故事是比喻一种很高的修养。说是在藐姑射的山上,有一得道真人,肌肤像冰雪样洁白,姿态像处女样美丽,洪水滔天而不会被淹死,大旱使金石融化、土山枯焦而他不会被伤害。——这实际上表达的是道家在精神上自我保全的一种操守。此外,《庄子〃养生主》中还讲了一个庖丁解牛的故事:“今臣之刀近十九年矣,所解牛数千矣,而刀刃如新发于硎。”这讲的是修养的问题。《庄子〃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这种高远的、不受拘束的、
超远旷达的思想,《庄子》里还讲了很多。苏轼小时侯读《庄子》,他说:“吾昔有见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35]说明苏子对道家学说精髓早悟。而“造物本无物,忽然非所难”、“人生本无事,苦为世味诱”、“身外徜来都似梦,醉里无何即是乡”这种忘情物我、超脱物外、人生如梦的感叹,深受道家的超脱物我的思想影响。道家的“空无”指的是外物的空无。“梦里栩然蝴蝶、一身轻”、“来往一虚舟,聊随物外游”,道家语也。前者典出《庄子〃齐物论》,“虚舟”出自《庄子〃山木》。在这里,“虚舟”代表的是一种内心的宁静与淡泊。道家思想的另一个精髓就是“逍遥”。在苏轼的诗词里,这种“逍遥”是由“谪仙”李太白所表现的。李白性不羁而好老、庄,人称“谪仙”。苏轼词云:“临江一见,谪仙风采,无言心许”[36] 。道家的思想里,也有“空”和“无”。与佛家的“空”和“无”不同的是,道家的“空无”指的是外物的空无,而佛家则是一切皆空无。在词中,苏轼多次用“狂”字,如“我自疏狂异趣,君何事、奔走尘凡”[37] 、“莫道狂夫不解狂。狂夫老更狂”[38] 、“老夫聊发少年狂”[39]、“美酒一杯谁与共。尊前舞雪狂歌送”[40] 、“垂杨系马恣轻狂”[41]、“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42]、“谁怜寂寞高常侍,老去狂歌忆孟诸”[43],此“狂”,即源自李太白“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之狂。李白近于癫狂,而苏轼疏狂,二者程度不同,但“逍遥”、“潇洒”之意,二者同源于老、庄。苏轼《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中说“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他只想“万里云山一破裘,杖端闲挂
百钱游”,这样的仙风道骨正是道家思想对苏轼的渗透,从而成就苏轼豪放超然、飘逸豁达的修行。
三、超然自适与释家思想的关系
苏轼有一诗:“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净。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仙人拊我顶,结发受长生。”[44]其诗句清丽脱俗,婉如出水莲花,佛家之空灵跃然纸上。
苏轼的超然自适里,有着几分儒家济世之苦心,几分道家“逍遥”,又有着释家的睿智和空灵。
“寓身此世一尘沙”,禅家语也;“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取慧能偈语“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45]之意,亦是禅家语。“人生如梦”,“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本来就是佛家的思想。绍圣三年(1096年)七月,苏轼妾朝云卒,苏轼作诗悼之,并作墓志,于惠州栖禅寺大圣塔葬处作亭覆之,名之“六如亭”。“六如”,出自《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万事万物,于佛家看来,不过是空,以此眼光看世界,则一切忧惧,都是尘土。苏轼的洒脱里,带着佛家的淡然和空灵,“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他从来就认为“万事从来风耳过,何用不著心里”,“光景百年,看便一世,生来不识愁味”[46]。他认为,凡事只有“游于自然”“忘情物我”达到“无愁可解”的境界才是最上乘。所以他虽被贬南荒儋州,却有“三适”——就物质生活讲,苏轼父子在儋州确实过着“苦行僧”的生活;但就精神生活讲,苏轼仍“超然自得,不改其度”[47]。组诗《谪居三适》集中表现了他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