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现的日本式铜镜初探

中国发现的日本式铜镜初探

编者按：

文化交流是人类社会和各民族文化发展进步的重要推

动力，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两国在文化等诸多方面有着特殊而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早在弥生时代，中国汉镜传入日本，北九洲出土汉代、三国制造的铜镜达300多面。据《三国志》记载：景初二年(258年)六月，魏明帝曹睿赠送日本女王卑弥呼的物品中有“铜镜百枚”，对日本的制镜业产生深远的影响。日本从仿制中国铜镜到日臻完美的“和镜”形成，井于桃山、江户时期以商贸方式销往中国。精湛的工艺，似锦如画的纹饰，赢得了中国市场，使中国制镜作坊纷纷仿制，一时形成了日本式铜镜在中国尤其是东南沿海区域流传。日本式铜镜国内媒体介绍甚少，特刊发此文以飨读者。本文介绍的日本式镜，究竟是日本镜，还是仿日镜，还需作进一步研究考证。

日本镜何时传入中国，中国何时开始仿制?至今尚难觅研究著文。清道光元年(1821年)，冯云鹏著《精索》一书的附录部分收载有“日本国镜”10件，云由日本长崎港舶载而来，当时作者鉴其纹样新颖而收录。建国后全国各地博物馆相继在书刊上收载过屈指可数的日本镜，但就它的特征、流行年

代、何时传人等相关问题均未涉及，它给我们留下了有待研究的课题。四川省博物馆藏“菊花龟背纹柄镜”(图1)，直径11.3厘米，通长21.6厘米，宽缘，龟背纹中心饰菊花一朵，花下有“天下一佐渡”款。佐渡时限为宽永八年(1631年)，相当于明崇祯四年。吉林省博物馆藏“桐叶徽龟鹤纹镜”(图2)，1964年从吉林市出土，直径8.7厘米，低窄缘，中心龟钮，钮上方两只飞鹤相向对称，龟鹤喙相接，内外区满布菊花纹。上列之镜明代由日本舶来。北京故宫博物院及湖南省博物馆所藏日本镜中以江户镜为主。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相继在中国发现有日本式样的铜镜，笔者集藏实物及镜图130面，汇编成《日本式铜镜图录》，其中由日本造原型镜占69％，余为中国仿制。20世纪中叶相继在中国各地发现被馆藏的日本镜，至今最早可以溯到宋、金时期，日本和镜传人中国的以江户镜为主。

日本江户原型镜的形制风格，以圆形带柄为主，早期镜小，径约18厘米左右，柄相对较长，面径与柄长比等长或柄略短，随后镜面逐渐增大，而柄则短。低窄缘，粟粒地纹，浅浮雕工艺精湛，以松竹梅兰、天竺樱树等为题材，常与龟鹤、飞雀、蝴蝶组合成吉祥喜庆图案，也有湖光山色、亭台楼阁风景画。有的在浮雕主纹外区用珠粒、棱格、花锦图案装饰衬托主纹。“徽标”是江户镜的一大特色，在镜的正上部置圆环或方棱，内饰花叶者称“徽”，有吉祥文字者谓“标”，

日本称徽标为“纹章”，是家族标记的传承。江户镜上多数有汉字楷书直行铭“天下一”或工匠名款。

在中国民间发现一些形制风格特殊的铜镜，特别是圆镜宽凹面缘，内切弦纹环，印章式柱形镜钮，钮上有中国工匠名款，成典型的明代镜形制。已见的钮上铭款有“珠珍仰记”、“方仲名造”、“黄家自造”、“云冬方自制”、“方仰春制”等。有的钮铭字迹模糊，难于辨认，估计远不止这些。它们所用的铜镜图案是日本“和风绘”江户镜风格。给收藏研究，考证断代带来诸多的困惑，已发现的形制风格及镜匠名有三种不同组合形式。

1同镜纹不同镜形的工匠铭款不同。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历代铜镜纹饰》417图“黄家花鸟镜”(图3)，为圆形镜，宽凹面匕缘，钮柱上铭“黄家自造”楷书四字。主纹一棵苍松蟠虬曲枝，松下兰草丛生，岩上立鸟与空中飞鸟相呼应，成松兰双鸟图案，钮上方有圆形飞鹤图徽，浅浮雕工艺。笔者藏有一面窄缘柄镜，粟粒地纹，镜纹与黄家花鸟镜相同，左下方有直行汉字日本镜匠“藤原光长”铭款，江户镜风格，称“松兰双鸟柄镜”(图4)。题材与风格是日本和镜中常见的松鸟写生画，松针短密聚集成球状，富有日本大阪松的特征。两镜虽镜纹相同，但圆镜呈中国明代镜形制，而柄镜则有藤

原光长名，颇有日本江户镜风格。

2明镜形制“和镜”纹样，只有钮铭。具有代表性的“滨洲双鹤镜”(图5)，宽凹面匕缘，圆柱状钮，钮上有镜师铭款“何滓然制”，镜纹远处堤岸迂曲，苍松成林，近处波光粼粼，二支芦苇挺立摇曳，一对仙鹤在泽水中展翅鸣舞，钮上方圆形三叶图徽犹如红日当空，旁有云纹飘浮。风景如画，工艺精湛，堪称中国仿江户镜的艺术精品，兼备显著的明镜形制及日本镜纹样为一体。

3明镜形制和镜纹样，既有钮铭，又有日本工匠名。这类镜取中国明镜形制，圆形凹面匕缘，印章式柱状钮铭“方仲名造”四字，采用日本传统的蓬莱纹。左侧苍松蟠虬曲枝，枝叶繁茂，松旁三枝秀竹穿松挺茎曳叶，左下地上龟鹤相视，龟头生角，昂首张望，尾披长绿毛，鹤展翅回首顾盼，空中有鹤飞翔，上方有方菱叶徽，左侧有藤原光长镜师款的“松竹龟鹤镜”(图6)。又如“山水塔亭镜”(图7)钮铭“珠珍仰记”，镜纹山岩叠嶂，松柏深处塔楼飞檐。洲外波光烁影，水面远处草亭可见，苍松横枝，上方浮云间山影旭日，江山胜景如画，左下有“藤原光政”字样。

这些使用中国明镜形制日本镜纹饰的铜镜，钮的镜匠名下分别附加“造、制、记”等字，是中国镜匠铭款的习俗格式，也是明镜风格特征之一，但所见姓名不同于江浙赣的湖川、饶州等地镜坊匠名，说明另有他处作坊所铸。而日本镜

常在直行汉字楷书工匠名下加“作”字。因此认为圆镜匕缘有钮铭，镜纹虽呈日本镜式样，不论有无日本镜匠铭款，均视为中国制镜作坊仿铸。它将中国明镜形制与富有日本风土民情的和风绘艺术风格融为一体的铜镜，是明清之际中国新颖的一类铜镜品种。

福建东山岛海域出水“柳树水仙宝字镜”四面(图8)，宽凹面匕缘，印章式钮名不一，镜纹相似，右侧一柳树，左下水仙二株，钮上方有“宝”字标，四镜大小不一，直径分别为18、17、16、15厘米，是商业运输沉船事故的遗物。同样的柳树水仙宝字镜，多次在福建等地发现，可见它是南方流行的一个新型镜。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副研究员李雪梅著《铜镜》(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在清代镜一节中，就中国印章钮式铭款的铜镜用日本式样纹饰的列举的“宝字标菖蒲纹镜”的钮上有“漳城何滓然”款，“葵花徽梅花纹镜”的钮上有“漳州纪再兴”款，说明自明至清初的漳州曾经是仿制日本铜镜的作坊之一。

笔者藏有一面由我国仿日本“菊花双雀镜”(图9)，圆形，径10.5厘米，匕缘圆钮，珠环钮座，凸弦纹环将镜背分内外二区，内外镜纹连贯。右侧菊花环钮伸展，挺茎昂放，花盛叶茂，菊下二雀欢逗，工艺粗放。内外区镜纹连贯的构图风格在日本平安、镰仓、室町时代镜纹中常见(图10)，相当于中国宋金时期，是迄今所知中国仿日本镜纹样较早的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