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

试论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

摘要：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历来是史学界争论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对于它的说

法可谓是众说纷纭。本文采用一种比较新的观点，附以拙见，对洋务运动的历史

作用力图从新的时空观上加以审视，最后得出了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开端，亦即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第一阶段的结论。笔者认为，洋务运动的弊端固然不

容小视，但总的来说，它还是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促使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

关键词：洋务运动近代工业化中国早期现代化

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而止步于19世纪末的清末“洋务运动”所起的历史作用，一直是学术界讨论比较热烈的问题。虽然以前的历史学者也肯定了它的积极性，

但是相比之下，却更注意它的缺点和不足，以致于把1895年清军北洋舰队全军

覆没、中国战败看作是“洋务运动”完全破产的标志，贬低了它的历史作用。随着

时间的推移和中国对外开放格局的展开以及现代化进程的稳步推进，笔者认为我

们有必要在更广泛的时空观上，从现代化的角度，对洋务运动所起的历史作用进

行重新阐释。以这种态度对“洋务运动”进行研究会得出一些新颖的结论。笔者认

为其中之一就是“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开端，亦即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第

一阶段。“‘中国近代化’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基本上是内涵相同、可以互相替换的历史概念，只不过前者顾及表述传统、突出其历史性，后者涵纳新学、注重历史与

现实的联系与贯通。”[1]

“洋务运动”产生于中国由闭关锁国到被迫开放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也就决

定了“洋务派”自身的两重性。传统史家认为洋务派代表人物奕、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是封建性、保守性十分浓厚的历史人物。笔者在此不想对这一问题做过

多的争论，只想提醒一下持这种观点的史家，他们是否注意到了当时中国特殊的

国情。那时的中国是一个封建性特别浓厚的国家，像奕、曾国藩、左宗棠、李鸿

章这样的开明地主可谓是凤毛麟角。试想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兴办洋务是何等的

艰难。因此，我们不能对洋务派及“洋务运动”的期望过高。正如李时岳先生指出的：“简单的说，洋务派的历史任务就是：缩短中外的差距，引进机器生产，实现由手工制造到机器生产的转变，加速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洋务派活动于中国资

本主义从无到有的时代，它的任务是实现‘有’，‘有’以后才能谈到发展，那是又一

个历史阶段的任务。所以，严格的说，历史所赋予洋务派的任务是促使中国资本

主义的‘发生’，而不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洋务派是不是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呢？应该说，基本上完成了，事实俱在，毋庸讳言，至于完成得好还是不好，那

是另外的问题。”[2]

在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出现的洋务派，不得不承认英法“大炮之

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3]更抱着“灭

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4]这种镇国内、御外侮的主观意图，洋务派

开始兴办军事工业。但是，也正是军事工业的兴办，吹响了中国近代化的号角。

综观这一时期的国际形势，英国、美国等欧美强国已完成工业革命；“1805——1833年，默罕默德·阿里在埃及实行改革”。[5]“与此同时，埃及开办了步、骑、

炮各兵种的军事学校，聘用欧洲军事教官，按欧洲方式改组、训练军队，至19

世纪30年代，埃及已经拥有了新式陆军20万，海军2万，军舰32艘”。[6]就是

中国的东临日本在明治维新前也开始了军事工业的创办。“1855年，德川幕府先

后决定在江户汤岛制造洋式枪炮，试造洋式军舰。”“在明治维新前，这样的活动

也不同程度地在西南各强藩渐次进行。”[7]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

指出：西方列强“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

方式，它迫使他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8]因此，我

们也可以把中国洋务军事工业的创办看成是东方近代化的缩影。“这些近代兵工厂以蒸汽机为动力，配备了全套机器设备，采用‘二班制’的大机器生产方式，是对

传统手工军械生产方式的彻底变革。”[9]把军事工业的创办即国防近代化看作是

中国近代化的弊端，就在于它的生产与以往的生产有质的区别，即由手工变成了

机器。而在江南制造总局，“华匠学徒，按日点工给价”，“内地工匠，小工则人无

定数，视公务之缓急为衡；价有差等，较技艺之优劣为准”，[10]则在一定程度上

表明在他们的近代军事工业中存在着较为普遍的雇佣劳动关系，这也说明在军事

工业内部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随着军事工业的运行，“非铁不成，非煤不济”成为洋务派官员的共识，由此

引发了洋务派创办民用工业的高潮。笔者认为，这一举动意义非同小可，它不仅

引发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并且可以说民用工业中的一些官僚总办、帮会办本

身就是资本家。这一时期的民用工业主要以官办、官商督办、官商合办、商办等

形式出现，而以官督商办最为引人注目。“所谓‘官督商办’，就是以招商的方式，

在政府监督下，利用商人资本创办民用工业。”[11]这些“官督商办”企业都采用股

份公司的形式。“统计数字表明，在轮船招商局初创之时，如购买一股股票，即投资一百两，到1883年6月，经10届结账分红，股息所得，累计已达一百

两。”[12]更有甚者，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上海平准股票公司”于1882年10月24

日正式开业，这样，通过直接投资或购买近代中资企业的股票，很多人转化为资

本家。另一方面，“一部分封建官吏以李鸿章等人为靠山，直接参与‘官督商办’的

经营管理，逐步转化为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另一种类型——中国早期官僚资本的

人格化身。”[13]至此，历史期盼已久的中国资产阶级就这样诞生了。而在他们身上，有着鲜明的特点：其一，他们建立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其二，在他们的经

营管理下，这些企业都使用或参用机器和近代改良工具；其三，这些人的日常生

活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这一切改变了传统封建小农经济的思维

模式，商品经济规律初步使他们的眼界更加开阔起来。

中国早期工业化的步步推进，最终在投资布局上形成了沿海内江五个重点地区：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工业区；以天津为中心的津沽唐秦廊状地带；以

武汉为中心的江汉地区；以福州、台湾为中心的、遥相呼应的海峡地区；以广州

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这也是近代中国工业的初步布局，这些工业区即使在

现代也还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些历史悠久的工厂探究它们的产生有相当一部分可

以追溯到洋务运动时期，由此也可以看出洋务运动对现代中国的影响之深，也更

能说明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开端。

这一时期，随着与欧美列强交往的增强，洋务派对近代国际关系也有了一定

的了解。由西方输入的均势观念，是洋务派认识近代国际政治秩序的重要理论依据，并对清政府的外交政策趋向产生了潜在的影响。他们对世界军事格局的理解，集中体现在对资本主义中心地带欧美形势的认识上。他们认为：“就天下大事而论，为春秋时一大战国，德比之于燕，奥比之于楚，英比之于晋，法比之于齐，俄比

之于秦，五方并峙，约纵连横。”[14]虽然均势之格局是大国实力竞争的结果，但

对于均势机制在国际政治中的制衡作用，洋务时期的国人还是做了充分肯定：“夫各国之权利，无论为君主、为民生、为君民共主皆其所自有，他人不侵夺。良以

性法中决无可以与甘为人夺之理，故有均势之法，国无大小无法不立。”[15]“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