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东方朔的朝隐思想

解析东方朔的朝隐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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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隐”是在西汉慢慢发展起来的一种隐世方法，和“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山”有着本质差别。所谓朝隐，就是在朝廷保留自己做官的头衔，但又不与朝廷“共进退”的做法。“朝隐”就是在这个时期被东方朔所践行的，朝隐这个词语最早出现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在庄子的著作中萌芽。“虽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隐矣。”在西汉集权下的东方朔，采取“朝隐”的做法看似潇洒，实则无奈。朝隐这个说法要随机而变，在特定的朝代特定政策下可以有不同的解释。

一、朝隐思想概论

朝隐是文人墨客选择自保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主要是趋避朝廷政治上的迫害。《反招隐》中写道，“伯夷窜首阳，老聃伏柱史”。有识之士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就采取了一种折中的做法。朝隐，就是在朝廷方面依旧保持自己的官职，但是不放弃谋求自身发展的机会。这种方法，看起来不如其他“隐士”的态度那么铿锵有力，但是可以起到很好的反抗效果。朝隐，不是妥协，而是“不合作”。“宫殿中可以避世全

身，何必深山之中”，这句话就是对朝隐最好的诠释。东方朔的“朝隐”做法，被很多人评判为“诙隐”。在《法言义疏》中可以看到“谈言谈行，不逢其时，谈者隐也”。“不名一行”“不穷似智”是对东方朔性格极其准确的评价。通过朝隐，东方朔在“危险丛生”的朝野中得以进退自如。《汉书·滑稽列传》中写道：“如朔也，所谓避世于朝廷间者也。”东方朔心如明镜，他深知，如果能在朝野中不随波逐流，就要采取“非常手段”，时人对东方朔的评价就是“人皆以先生为狂”。表面看上去，东方朔的这个做法诙谐搞笑，但是这么做背后的苦楚只有自己知道。

东方朔年少时期，受到了来自不同学派的思想教育。《史记·滑稽列传》对东方朔的描写是：“以好古传书，爱经术。”对他影响最大的，则是儒家学派。《史记》记载：“年十三学书……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儒家学派中还有一个重要思想就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综观东方朔上奏的折本，每一处都体现了儒家思想。除儒家思想外，东方朔还受到一部分道家思想的影响。西汉时期，很多人评价东方朔为“仙风道骨”，东方朔在《哀命》中感叹：“列子隐身而穷处兮……经浊世而不得志兮，愿侧身岩穴而自托。”在《嗟伯夷》一文中东方朔表明“穷隐处兮，

窟穴自藏”。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无论在出世还是入世方面都有相对而立的观点。东方朔因为得不到重用而产生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郁闷是促使他选择“朝隐”的重要原因。

二、朝隐思想产生的影响

东方朔“朝隐”和汉代之前隐居于山林的文人立足点是相同的，都想要在乱世中获得人格上的统一，保持心内的宁静致远。两者不同之处就是隐世的地点，东方朔选择在朝堂之上隐居。从《汉书·东方朔传》中“避世金马门”的描写就可以看出，东方朔是“心隐”的一个成功典型。在《庄子·则阳》一书中有一个小故事写到了庄子对于隐世的理解。“孔子之楚，舍于蚁丘之浆……是自埋于民，自藏于畔……方且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是陆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这里可以看到庄子认为隐世不在乎是在什么地点进行，主要是看你自己的内心有没有“隐”，如果一个人的内心是“隐世”的状态，那么在什么地方隐世，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东方朔采取的朝隐做法相对于隐居于山林的文人志士而言，更加委婉。隐居于山林的有识之士，是对朝廷和政治无言的抗争，抗争意味非常浓厚。而东方朔已经做官，不可能和朝廷进行正面交锋。在《汉书》中写道：“久之，朔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欲求

试用……辞数万言，终不见用。”

“朝隐”顾名思义，就是因朝而隐，为朝而隐，这是不彻底的一种隐居。这种情况在《盐铁论》中记载明确：“天下众人，皆为利往，事君不避其难，皆为利禄也。”虽然是保持自己独立的内心，隐居于朝廷，但是实际上是为了能够厚积薄发，有朝一日可以重新得到朝廷的重用机会。这也是东方朔朝隐思想的最重要之处，东方朔朝隐可以体现文人志士想要为朝廷尽力，又不随波逐流的一种哲学处世态度。

从东方朔的《诫子诗》可以窥见他选择朝隐的原因，《诫子诗》短短几十字，道出了“因地制宜”的处世哲学：“明者处事，莫尚于中，优哉游哉，与道相从。首阳为拙;柳惠为工。饱食安步，在仕代农。依隐玩世，诡时不逢。是故才尽者身危，好名者得华;有群者累生，孤贵者失和;遗余者不匮，自尽者无多。圣人之道，一龙一蛇，形见神藏，与物变化，随时之宜，无有常家。”其中列举了伯夷、叔齐的例子，伯夷叔齐固然清高“不食粟”，但是因为太过于固执，弄得下场难堪。而坐怀不乱的柳下惠才是真正的高明之人。真正的智者，可以随着时机而变，大丈夫能屈能伸，根据社会发展的不同，选择最合适的处世方法才是明智之举。

东方朔开辟的朝隐之路，在一定程度上很好地解

决了有识之士的政治、经济窘迫。如果选择隐居，就会和荣华富贵背道而驰，如果不隐居，自己又无法接受现实的残酷和人格道德的同流合污。东方朔自己也曾说，“虽欲勿困，固不得已”。东方朔是汉代文人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给后世想要避世的文人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途径。魏晋时期的郭象在《庄子》注释中说，“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但心无异”。东方朔的朝隐做法，在汉代是一个重要变化，这种变化看似无声无息，实则对后世文人的入世态度和思想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东方朔没有效仿之前文人的“决绝”做法，而是采用了一种“中庸”避世，面对中央集权的日益加剧，想要更好地生存，就要找到可以灵活进退的处世方法。东方朔在朝廷中“隐居”，其实内心还是十分渴望被重用的。他的热情可以从很多方面体现出来，他笑着说，“苟能修身”，并且用柳下惠，姜太公来勉励自己，即使内心知道希望飘渺，依然有所期望。东方朔虽然选择“朝隐”，但是内心十分渴望出任仕途，在朝廷之上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同时，他和位于朝堂之上争权夺利的名利之人也有区别，东方朔一直以来坚持自己的原则，恪守人格上的准则。

在魏晋两汉南北朝时期，中央政治集团不断加强，

这个时期的官场竞争也愈演愈烈，为了“自保”，东方朔只能避世而处。东方朔通过自己的言行，结合所学儒道之术，给后世标榜了一种独特的“避世”方法，让很多文人解决自己面临的两难境地。通过“朝隐”，可以让自己保持自由清明的心境，这是很多有识之士毕生的追求。但是，这种方式也具有一方面的消极影响。不管是庄子还是老子，所提倡的隐逸精神的核心就是坚决不与当权者同流合污，保持自我。可是，演变到了后代，“朝隐”就成为一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行为，浑浑噩噩的自我麻痹，这些“假隐士”不仅失去了固有的入世积极态度，而且变成官场上人人厌恶的“假清高”，《晋书》记载西晋向秀曾说，“在朝不任职”。这种做法和东方朔“朝隐”的初衷相违背，在官场形成一股不正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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