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和日本文化(讲座)

中日关系和日本文化
宜昌市十三中历史组何明红
2007年日本政坛换届以来，中日关系出现逐步改善的趋势。

（课件1）在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执政期间，日本政治文化生活中接连发生了一系列有着内在关联的事件，比如编写美化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教科书，无视宪法第九条，扩充军备并向伊拉克派兵等，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先后六次参拜靖国神社，等等。

（课件2、3）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得所有关注中日关系、关注亚洲乃至世界局势的中国人无不忧虑和愤慨。

究竟是什么形成并支撑着日本颠覆历史的战争认识？这既有外交、政治、经济层面的原因，也有哲学思想、文化教育层面的原因，而且各种原因之间错综交织，相互牵制和影响。

政治、经济的原因通常容易引人注目，军事、外交的原因也总是显而易见，而思想、文化的原因却往往是更为内在的、深层的，同时也是更为根本的。

文化层面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就是几经变异的日本儒学在民族文化心理上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冷战后，中日关系进入再调整阶段，中国的崛起与日本政治大国战略步伐的加速使两国关系在多方面出现矛盾，这决定中日关系发展的波折性。

由于历史积怨和现实发展所引起的长期积累且无法短期消除的不信任因素，它将长期地、频繁性地影响中日关系。

本次讲座试图从深层次探讨影响中日关系的因素。

（课件4）
一、中日关系
（一）、中日国家战略定位的碰撞
中国的崛起和日本的政治大国战略在时间上的重叠和内容上的分歧，使两国的战略定位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和平共处的外交原则，奉行“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积极构建和平的国际环境。

在对日关系上，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方针，积极推进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

日本的政治大国战略则不同，它是日本在完成现代化和新保守主义盛行的背景下提出的，是在日本右倾化过程中实施的，主张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与经济大国相适应的政治作用，具体作法是修改宪法、重整军备、向海外派兵、争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彻底摆脱二战后形成的战败体系的限制，这实际上是对战前大日本主义的直接继承与发挥。

日本战前的军国主义在战后没有得到根除，冷战后，日本政治日益右倾化，其政治大国战略中不时闪现军国主义的苗头，日本在历史上对大国地位有一种不懈追求的理念，对亚洲一直有着很强的主导意识，以“大和民族优越论”为依据，自认为亚洲天然主导者。

因此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感到非常困惑，在中日交往的近现代史上，中国从来没有强大过，这对于欲称霸亚洲的日本来说，心理上是接受不了的，中国崛起在苏联解体的对比下，显得异常瞩目，这深深地刺激日本长期抱着“一等日本，二等中国”、“原料中国，成品日本”的心态。

因此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对日本现有地位和政治大国战略的有力挑战和制肘。

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日本还没有形成一个明朗的政策，目前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心态，对华政策上越来越多地注入对抗的色彩，一改以往低调、谨慎的做法，但又不愿失去中国巨大的市场，因而形成了今天中日关系“政冷经热”局面。

随着日本政治日益保守化和右倾化，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空前上升，鹰派代表人物小泉上台执政，中日关系出现磨擦已不可避免。

（二）、中日经济由竞争走向磨擦
中日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差异是双方经济合作的基础，产业间差距缩小和国际间产业分工趋同是中日双方产生贸易磨擦的主要原因。

中日经济既是竞争关系，也是合作关系。

中日并起使两国经济关系受到深刻的影响。

2001年5月，日本内阁通过的《通商白皮书》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雁行发展”时代业已结束，代之而起的是“以东亚为舞台的大竞争时代”。

中国的崛起使东亚经济进入“群马奔腾”的新竞争时代，大大地削弱了日本的火车头作用。

今后的中日关系将进入过去日美间发生过的经济磨擦时代，但是中日间因为存在着日美间所没有的历史障碍，所以两国经济磨擦更容易升级为政治磨擦。

日本右翼势力一直把中国的发展视为日本地位的威胁，以“不甘当亚洲老二的心态”来看待中国的崛起，把遏制中国发展置于当前经济利益之上，因此，在中日关系上频频主动出招，挑起争端。

尤其在能源问题上，两国已形成恶性竞争，在“安大线”问题上，日本有意搅局；无端地挑起东海油气问题，而且愈加强硬。

这从表象上看是经济竞争所致，其实质是把经济问题政治化，以经济作为遏制手段。

中日经济竞争随着政治关系的低落而带有强烈的政治对立色彩。

（三）、台湾在中日关系中敏感地位凸显
台湾处于地缘政治所说的“陆权”与“海权”的交汇地带，具有较高的战略价值。

日本一直将它视为经济生命线和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战略要地。

在历史上，日本曾两次入侵台湾。

战后日本一直与台湾保持着暧昧关系，暗中支持台独活动，台湾问题长久没有解决，日本所起的消极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首先，它是日本遏制中国和谋求政治大国战略的重要手段。

台湾处于美日两国为遏制中国而组织起来的由太平洋直贯印度洋的新月形战略带的中间位置，美国海军部长福雷斯特曾说：谁掌握了台湾，谁就掌握了亚洲大陆整个海岸。

其次，从现实利益角度上看，日本经济自身的脆弱性使它和台湾海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是日本通往欧洲的主要航道，如果台湾海峡出现异常，日本经济将不攻自乱，维持台湾与大陆分离状态是保证日本经济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故不希望中国统一，甚至希望中国分裂；石原慎太郎曾说：“中国最好分裂成几个小国，日本应尽力促成这一过程”；司马辽太郎说“最好的状况是台湾独立，最糟的是两岸统一”。

为此日本不惜损害中日两国关系而不断提升日台的关系，伺机干涉中国内政。

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日本将会更积极介入台湾问题，其目的具有多重性，诸如保护和稳定自身经济的作用、阻碍中国统一，遏制中国崛起、强化日美同盟等。

日本主观地把中国的统一和发展被视为日本的巨大威胁，并把日本的安全与发展建立在必须要牺牲中国根本利益的基础之上。

（四）、历史纠葛中的结构性矛盾
所谓的“历史认识问题”，其核心是日本政府对“大东亚战争”史观的纠正与反省。

这一问题引发了多种形式的两国关系冲突点，如参拜靖国神社、教科书问题、否认基本史实等。

在日本成为经济大国之后，日本右翼想以歪曲历史美化侵略作为迈向政治大国的出发点，1982年第一次教科书事件之后，这类事件上升到两国关系的政治层面，中日关系每次恶化都与之有直接或间接关系。

小泉连续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国内对历史问题存在错误认识有诸多原因，首先，战后民主改革的不彻底，使军国主义在战后仍有很大的影响力；其次，冷战后日本政治总体保守化和右倾化，民族主义情绪上升，右翼言论泛滥；再次，日本现在的人口中，70%是战后出生的, “战后一代”由于思想断层，对战争责任模糊。

中日两国对这段历史认识上的分歧使两国不同的矛盾都能够在这一问题上体现出来，在冷战后尤为明显，它引发的不仅是两国部分民众之间的“感情摩擦”，也是一种文化上的对立（华夷思想和大日本主义的对立）和国家战略上的矛盾。

而在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的气氛中，日本当权者也往往利用强硬的对华政策来转移国内视线，弥补由于国内政治造成的支持率下降。

日本前首相小泉六次参拜靖国神社很大程度就是出于这种考虑。

历史认识问题不是孤立地存在于中日关系中，它也同钓鱼岛、台湾等现实问题交织在一起，已成为中日磨擦的多发点和外在表现形式。

二、日本文化
（导入日本文化）
日本人是美国曾与之全力作战的最难捉摸的敌人。

正如沙俄于1905年所遇到的情况一样，我们与之作战的是一个不属于西方文化传统但是有着充分的武装和训练的民族。

西方国家所认同的有关人类本性实际的战争惯例对日本人来说是不存在的。

这使得太平洋上的战争不仅仅是一系列的岛屿海滩登陆战，也不只是无法逾越的后勤供应问题，首要问题成了了解敌人的本性。

困难是巨大的，自日本紧闭的大门被打开后的75年来，日本人总是被极为怪异的一串“但是，又……”这样的措词来描述，他们彬彬有礼，“但是又傲慢无礼、专横自大”；举止行为无比强硬，“但又容易适应激烈的变革”；性格顺从，但他们不易服从来自上级的控制；他们忠心耿耿而宽宏大度，“但是又背信弃义、心怀叵测”；他们勇敢成性，但又怯懦。

他们行动完全不顾他人评判，但他们有着一颗真正震撼性的良心。

他们的军队有着机器人般的纪律时，但这只军队的士兵不服管教，甚至以下犯上。

他们热衷于西方文化，但他们有强烈的保守主义。

他们普遍崇尚美，从而给予演员和艺术家们以极高荣誉，并在菊花栽培方面煞费心力，但他们致力于刀剑崇拜和崇尚武士的最高荣誉。

新加坡前总理、资政李光耀曾说：日本不是一个普通正常的国家，它是一个隐藏在“暖昧”表象之下，无与伦比的单一民族集团性和不择手段的进取性的国家。

不管“菊花”也好，“刀”也好，都是维护大和民族共同体，进取扩张的手段——不同的手段而已。

在日本人的世界里，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构成了奇特的“互补”。

下面介绍一下日本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一）、没有典籍的信仰，日本人的精神支柱：神道
神道教(通常简称“神道”)是日本的国教，至今已有二千多年历史，是日本国民固有的宗教信仰。

神道在日本的各个宗教中影响最大，信徒最广。

据日本文化厅的统计，日本12600余万人口中，有约12200万人信仰神道。

神道与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的体系不同，它没有系统的教义和经典，它既不是由一个开创者所缔造，也没有一个记载着教祖言行的中心教典。

明治维新时期，幕府统治被推翻，天皇走上了日本政治权力的中心，为了给天皇的统治抹上神圣色彩，明治天皇通过一系列“教化”活动，把神道确立为日本的国教。

从此，神道成了日本人精神理念的中心内容。

在为日本提供了民族精神凝聚力的同时，也曾被用于军国主义的扩张煽动，给东亚各国人民，也包括日本人民自己带来了深重的历史灾难。

二战后，神道也在日本经济腾飞的过程中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但同时也构成了少数极右势力拒不反悔历史罪行的精神资源之一。

对于这样一个深深嵌入到日本文化和历史最深处，构成日本人灵魂最深处基础的事物，我们无法简单地去评价其功过，只能把事实呈现给世人。

日本民族是信神道的，而神道没有超越于宇宙之外的上帝，却有一个现世的活神——天皇。

一切是非曲直，在他们那里，都转化成了对天皇效忠与否的问题，除了忠与不忠，没有其他善恶观念。

因此，当天皇这个活神号召他们从事疯狂行为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辨别是非的能力，把侵略当做神的感召。

当军国主义的失败到来的时候．他们就感到了一种世界末日的恐慌。

因此，做出自杀之举也就不奇怪了。

说到底，这是灵魂深处的蛮荒。

日本的战败成为对天皇神权的最严重的打击。

1946年1月“万世一系”的第124代天皇裕仁发表《人间宣言》,在日本历史上首次放弃了神格而承认人格。

但是，天皇的绝对权威并未受到根本的撼动，皇国史观也从未受到彻底的清理。

即使有了天皇本人的自白，即使仅以科学常识也能断言天皇是人而不是神，却仍然有身为大学教授的日本学者把树立了天皇神权的神话传说看作信史。

二战后的东京审判，为了照顾所谓日本的民族感情，而不追究天皇战争罪责和保留“象征天皇制”。

实际上，“象征天皇制”在战后仍然实行着有效的政治统治。

日本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也是皇国史观沉渣泛起的标志，因为“支撑象征天皇制的情感结构的其实就是靖国神社”。

（二）、日本古典文化艺术的“三道”——“茶道”、“花道”和“香道”
对于“茶道”和“花道”大概多数人都不太陌生，而“香道”听起来则更离奇一些。

实际上，“香道”就是焚烧香料并感受其气味的一套仪式，发端于礼佛进香，兴盛于古代贵族的厅堂之上，而今已成为日本人生活中艺术化的精致部分。

日本这“三道”，无不发源于中国，但现在它们发展的面貌对于中国人来说却具有一种完全陌生的感觉，使我们从中看到一些在中国不可能看到的神圣而庄严的东西。

仪式在中国古代被称为“礼”，中国古人对此也很重视。

在日本，人们始终没有放弃作为自身文化传统的外在形式，没有放弃对于“道”的仪式操演。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日本人的礼节烦琐，日本人相互见面或分别时，都要行鞠躬礼，或一面握手，一面行鞠躬礼。

日本女子则是只行鞠躬礼，而不握手。

日本人把善于控制自己的举止视为一种美德，他们主张低姿态待人，说话时尽量避免凝视对方，并弯腰鞠躬，以示谦虚和有教养。

在国际交往中，日本人也习惯握手礼。

在正式社交场合，男女须穿西装、礼服，忌衣冠不整、举止失措和大声喧哗。

日本人在饮食中的忌讳也很多，忌讳用餐过程中整理自己的衣服或用手抚摸、整理头发，因为这是不卫生和不礼貌的举止；日本人使用筷子时忌把筷子放在碗碟上面。

日本人不喜欢紫色，认为紫色是悲伤的色调；最忌讳绿色，认为绿色是不祥之色。

日本人忌讳荷花，认为荷花是丧花。

在探望病人时忌用山茶花及淡黄色、白色的花。

日本人不愿接受有菊花或菊花图案的东西或礼物，因为它是皇室家族的标志。

（三）、樱花
樱花是一种观赏花木，其花朵艳丽令人心旷神怡。

而对把樱花为视为国花的日本国来说，它所拥有的含义便不单单停留在供人观赏这个层面上了，在他们的血液之中都无时无刻的涌动着粉红色的樱花情结，樱花作为大和民族的象征，已然扎根到民族文化的深处。

樱花在日本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

到江户时代(1603―1867年)赏樱更是成为了一项重大的民间活动，逐步形成一种传统的民间风俗，是什么原因让日本人对樱花情有独钟呢？
樱花生命十分短暂，素有“樱花7日”之说，边开边落便成了樱花树的特点，樱树的壮烈还在于怒放那一瞬
间的灿烂，开的时候，千千万万朵开屏招展，落的时候，随风伴雨归根入叶。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这正与武士道中强调的牺牲精神到似乎有几分神似,樱花花期短正像人的生命很短暂，要在生命中很短暂的时间之内达到像樱花一样的灿烂，这样的精神大多数日本人所认同的。

“欲问大和魂，朝阳底下看山樱”。

樱花的品性与大和民族所提倡的武士道精神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日本人之所以看重樱花的地位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

于是，大和民族就把樱花的品性结合到自己的民族文化之中，并把每年的3月15日至4月15日定为“樱花节”。

日本春天一到，即变成一个樱花世界，置身在一片粉红花海之中，载歌载舞又饮又食，日本人民充分的享受着樱花给他们带来的快乐。

这种热爱之情还表现在日本人对樱花的大面积种植和精心的人工培育上，据统计，日本国内共有超过340种不同种类的樱花。

樱花文化便成为了一种民族凝聚的武器，樱花的粉红也就融合到日本人的血液中了。

樱花的文化作为日本民族文化的象征也传向了世界的许多地方。

（四）、菊花与刀
“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

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用《菊与刀》来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黩武、尚礼而好斗、喜新而顽固、服从而又叛逆；忠贞而又背弃；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求新。

”
举起刀杀人或剖腹，放下刀赏菊，如此截然不同的意境，不过是日本人民族性格的两面。

菊花与刀，两种意象，内涵其实是完全相同的：菊花的凋谢，岂不就是刀的拔出？看似矛盾，但刀拔出人死亡，那种瞬间的形态恰好照应了菊花的凋谢。

菊与刀，向死而生，为死而生。

菊本身就是死亡的化身，而刀无疑是通向死亡的桥梁。

在菊花的隐喻中，刀和主人都是被动的，杀人是使命，被杀或自杀则是必然；而在刀的语法中，菊代表了不可知的前身和宿命的未来。

本尼迪克特写出了菊与刀的不可分离，菊与刀的相得益彰，在死亡的舞台上，二者如影随形。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民族的光荣与梦想，也看到了一个民族的底色与基调。

如果我们抛开历史的、政治的等等原因，让我们来看看日本古代的"赏残"现象，日本文化中有两样非常标识性的花卉－－樱花、菊花。

樱花:日本人认为樱花飘落的时候最美丽，而恰巧樱花飘落的时候也是樱花落败的时候。

而菊花呢？赏菊的时节不也正是百花雕谢的时候吗？另外在日本文化中赏夕阳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五）、日本的“武士道精神”
日本自认为是“日出之国”，所谓“日本”就是日之本，亦即太阳出来的地方，这一称谓本身就蕴涵着以本民族为中心的国家主义意识。

从文化上看，日本先后有中国的儒家、印度的佛教和自15世纪从欧注入的基督教，但上层社会的知识分子，日本右翼分子始终认为，只有“武士道精神”才真正是属于“大和民族的魂”。

而日本文化野蛮和极富于侵略性的一面，就是“武士道精神”.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究竟是什么？一言以蔽之，武士道的诀窍就是看透了死亡，“不怕死”而为主君毫无保留的舍命献身。

武士道讲求崇拜强者，蔑视弱者，对弱者残忍冷酷，毫不留情。

十九世纪后期，武士道逐渐演变成了“近代天皇制武士道”和“现代军国主义法西斯武士道”，成为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精神工具，给亚洲国家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武士道是日本神道教的主要内容。

它原是日本封建武士的道德规范。

最早的武士是在大化改新之后，后来武士不断壮大，开始介入政治。

它本身分化出将军，大名，家臣，足轻，乡士等20多个等级，成为日本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势力。

封建时代的武士，以“忠孝”和“武勇”为最高信条，随时准备去为他们的主人赴汤蹈火，为了表示他们的忠诚，维护他们的荣誉，他们会切腹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打仗的原则是谁的武器性能好，谁的作战战术更合理，谁就取胜，这一原则今古不变。

武士道作为一种思想已达到了宗教的高度，对上级无限的忠诚，绝对服从。

崇尚武力和冒险，大无畏的献身精神，集体观念高度深化。

武士道从其发端之初起，统治了日本1000多年，其代表作是《地陶闻书》，它的主题十分明确:荣誉，慷慨赴死，对藩主的忠诚和修身。

赴死的思想贯串全书。

《地陶闻书》教导说，如果一名战士经常思索怎样去死才能无撼，它的生活道路就会是笔直而单纯的。

在危险的境遇中它不会去想怎样保全自己的性命，而会勇往直前，投入敌人阵中，迎接死亡。

因此，武士道也被称为“战士之
道”。

日本的文化主体是输入中国文化。

但是，日本有选择地将其“日本化”。

中国文化以“仁”为核心,突出“文”，日本文化以“忠”为核心，突出“武”。

日本取了“义礼智信，忠诚孝悌”，唯独忽略中国人奉之为首的“仁”。

在古代，中日两国社会顺序都是“士农工商”，但是中国是“文士”，日本却是“武士”。

为了培养武士道精神，要学习许多东西，而主要是学会忍耐和冒险。

为了学会忍受种种困苦，常常赤脚在雪地中行走，练习击剑和柔道，半夜到墓地里去，整夜地处於“枕戈待旦”的状态，经受种种沈重的，甚至野蛮的考验。

武士道文化蕴含著牺牲的精神。

有人以为武士道轻视生命，其实武士道并不提倡随便拼命的愚勇，而是：“应该死的时候决不偷生，应该活的时候决不轻生”。

二次大战期间，一些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传统的武士道来宣扬忠君爱国，给武士道抹上了军国主义的色彩。

日本明治维新後废除封建的身份等级，职业武士的特殊身份也被废除，此後武士在日本消失。

武士虽然消失，但武士的精神，即武士道思想，却仍然对日本社会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二战後日本普遍采用西化教育，传统的武士道精神在日本已越来越淡薄。

因此不少日本人（特别是老人）对此忧心忡忡，以为下一代日本人没有了武士道精神，就会导致国家民族的衰败。

不管武士道在日本历史上曾经起到过怎样的作用，新一代日本年轻人越来越远离武士道精神，大概已成为难以扭转的历史趋势。

三、中日儒家思想的异同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认为日本的文化应该是中国的儒家文化。

这只说对了一半。

中国的儒家思想大约在公元5世纪初就传入了日本。

中国儒家思想经过日本民族心理的长期浸润，在表现形式和实质内容方面都逐步日本化，形成了符合日本民族心态、代表日本社会集团利益的日本儒学。

因此，改造之后的日本儒学与中国儒学之间已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首先，日本儒学一个极为突出的特征，便是与神道思想的结合，这使它与中国儒学有了本质的不同。

日本神道思想的一个基本内容就是“天皇神化”观念，也就是说，天皇是神而不是人。

与汉朝董仲舒儒学主张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相似。

长期以来，天皇神化观念深深地渗透到了日本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之中。

日本的“建国纪念日”（即国庆节）就是《日本书纪》中所记载的神武天皇（有书说就是秦朝下海的徐福）“降临”人间的日子，对这个日子的确认体现了对天皇统治“万世一系”、“古今一尊”的认同。

在二战中，支撑人们义无反顾地参与侵略战争的重要心理基础，就是日本“神裔子孙”的民族优越感。

“日本人迷信他们的国家，是世界无比的国家，他们的皇室，是世界无比的统治者，他们的民族，是世界最优秀的‘神选民族’，这种思想，都是从神教的信仰产生出来的”。

天皇由于其“天孙降临”的身世而成为现世的人格神。

于是便产生了以天皇为中心的政教高度合一的思维模式，同时，还建构起了一种人神紧密依存的宇宙观念，使得人与神之间没有其他民族文化中经常呈现的那种遥不可及的距离。

因此，神道思想具有极强的现实功能性。

在中国儒学被筛选、过滤、改造、吸收的过程中，日本神道始终以其不可撼动的中心地位不断地向儒学渗透。

吉田神道的创立者吉田兼俱（1435－1511）说：“……儒教为万法之枝叶，神道为万法之根本。

”到江户时代，“儒神一体论”更是直接以本土神道解读中国儒学，明确地强调儒学与神道的合一。

在以明治维新为发端的日本近代文化运动初期，西方文化思想的蜂拥而至，日本的近代文化运动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运动，其出发点首先是维护皇权而不是民权。

1879年，明治天皇颁布《教学大旨》，将儒学作为立身之本，将科学知识作为器用之末，号召以仁义忠孝作为国民道德的核心。

1890年，明治天皇再次颁布了被尊为“圣旨”的《教育敕语》，明确要求恢复传统日本儒学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目的就是要加强统治、巩固皇权。

第二，日本儒学比之中国儒学，具有非理性且重实用的特点，其哲理思辨色彩十分淡薄，而政治伦理色彩却更加浓重，与国家政治的结合也尤为紧密。

这就为日本历史上国家政权的操控者最大限度地利用儒学中的尊卑秩序来控制民意、推行国策，打下了牢固的基础，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可以说，日本儒学自始至终都承担着发挥政治功能的作用。

而神道思想的现实功能性，又进一步使得与之结合的日本儒学与国家的现实利益之间，保持着极为紧密的关系，最终沦为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代言理论。

时至今日，日本国民仍普遍承认自己处于“纵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