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所不为无所不容

有所不为无所不容

作者：相忘江湖

来源：《青春期健康》2011年第06期

“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杜威(美国著名教育家)

黄炎培以“有所不为，无所不容”八字概括老师蔡元培：“盖有所不为，吾师之律己也：无所不容者，吾师之教人也。有所不为，其正也；无所不容，其大也。”

有所不为，无所不容，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极难。因为这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是灵魂的锻造。正所谓有所不为而后才可以有为，有所不为是择善而固执，要有择善的眼光，也要有固执的勇气，绝不假词色，从不阿于人：无所不容是海纳百川的宽容，宽容的背后，必须有眼界作为支撑，所谓少见多怪，见得多了，自然不以为奇，可以容忍的东西才更多。这要有博大的襟怀，也要有调和的手段。否则的话，单是思想内在的冲突，就足以让人烦恼不堪，更别说以此律己待人了。

事实上，有这八个字，并用一生的时间去实践它，已足够成就一个人。

而蔡元培正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因不满袁世凯之为人，义无反顾地辞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职务。他因不忍与彭允彝等人同流合污，愤而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这是他的“有所不为”。做部长、做校长不是他的真正志向，他的真正志向是要改革中国的教育制度，建立一套符合他的观念的教育体系。如果他的职位和他的原则之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他的选择就是放弃前者而坚持后者。而站在时代的前沿，引领中国教育，不拘一格降人才，“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古今中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则是他的“无所不容”。

在现代大学发展早期的陶铸过程中，大学校长对一所大学基本制度的建立和风格的形成，通常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往往开一代风气之先。然而，那些校长们没有哪一位能像蔡元培先生那样，对于一个国家的大学理想、观念和制度产生了如此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以致许久以来蔡元培成了中国现代大学观念的同义词，大学制度改革的象征。

时至今日，无论想做而做不成蔡元培的，想寻而寻不得蔡元培的，或者简单地想以蔡元培来论事的，都面对着一个不乏讽刺意味的事实：时至今天，就中国的教育，中国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来说，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峰。

之于时代：开一代风气之先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浙江绍兴人。4岁入私塾读书。少年时曾在绍兴古越藏书楼校书，得以博览群书。在这期间他学习日文，英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拉丁文等，并广泛浏览各国思想家的书籍，养成了他不主一家、兼收并蓄、新旧贯通的治学精神。22岁在浙江乡试中举人，25岁中进士，27岁任翰林院编修。31岁由北京回到绍兴，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即校长)，37岁曾被推为光复会会长。40岁前往德国求学，45岁任国民教育总长，任满7个月后辞职到德国，后又转往法国读书数年。49岁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实行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使北京大学气象一新，声名赫赫。63岁主持中央研究院的工作。1940年于香港逝世，享年72岁。其七十多年的人生历程，先后经历了清政府时代、南京临时政府时代，北洋政府时代和国民党政府时代，一路风雨沧桑。

其学问，其在教育改革上的功用自不必说，而当时他的成就之最，在于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这当然非他一人之力，而是时代运势的必然，裹挟着许多人都参与其间。然而数起来，却必要以蔡元培居首。

近代以来，国门大开，西方各类思潮纷至沓来。但国人注意西方文化多在有形的实用的一面，而忽于其无形的超实用的地方。虽然关涉政治制度社会礼俗的，像是“自由”、“平等”、“民主”一类观念，后来亦经输入，仍不够深刻，没有探到文化的根本处。惟独蔡元培先生，他致力于用西方的思想来改造国民，改革中国的教育制度。而且，他又不仅限于外，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不论古今中外，都要拿来为我所用的。

讲到他的气度，他的识见，为人所不及，便从这里可见。因其气度大，识见远，所以对于主张不同、才品不同的种种人物，都能兼容并包，右援左引。后来其一种风气的开出，一大潮流的酿成，也正孕育在此了。

就是这种开一代风气之先，使得蔡元培之于北大、之于中国的教育，皆功不可没。诚如美国学者杜威曾经说过的：“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若问蔡元培何以能有这种种成功——他能罗致人才，能造成学风，能影响到全国大局，其因何在?此无他，他只是有他的真好恶。他的一言一动，不论做什么事，总有一段真意行乎其间。这样，他便能打动人。人或者甘心情愿跟着他走，或随着他有一段鼓舞而不自知。他不要笼络天下人，他更不想强制天下人听他的。一切威迫利诱的手段，他都不用。然而天下人却自为他所带动。他毕竟成功了，毕竟不可磨灭地成功了。

之于北大：大学之大，非大楼之大，乃大师之大也

在1916年12月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之前，北大已换过五任校长，并未能改变北大的局面。那时的北大，没有半点最高学府的样子，一片乌烟瘴气：封建沉疴未去，校政腐败，学校制度混乱，学生求官心切，学术空气淡薄，封建文化泛滥，不少师生品行不检，为社会所鄙薄。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接受了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的北大校长委任状。1917年1月4日，蔡元培赴北大上任。他在北大就职演说上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并且开宗明义地向学生提出三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二曰砥砺德行：方今风俗曰偷，道德沦丧，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三曰敬爱师长：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晟，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这在当时可谓是大刀阔斧、锐意改革了。

1918年12月10日，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为北大确立了今后的发展目标：“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正是这一目标的确立，使北大终于成为一所世界名校，孕育出无数栋梁之才，进而影响到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他认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人趣，养成学问家之人格，培养具备健全人格的学生，这才是大学的最高宗旨之所在。

蔡元培极力主张学术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反对学术上的门户之见，提倡“只能有学说的宗师，不能有门户的领袖”。对于学说，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如各有主张，尽可各自鼓吹自己主张之长处，不必攻击或排斥他种主张。

在这种思想之下，那时北大不但聘请李大钊、陈独秀等新文化斗士当教授，请西服革履的章士钊、胡适当教授，还聘身穿马褂、拖着一条长辫的复辟派人物辜鸿铭来教英国文学，甚至连赞助袁世凯称帝和等安会发起人之一的刘师培，也登上了北大教坛。蔡元培主校以后，许多学者名流来到北大，像鲁迅、钱玄同、吴梅、刘半农等，都来到北大教书。无论在教师还是学生中，都有共产主义者、三民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有立宪派、帝制派、复古派，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这方是真气度，真度量，真正的“兼容并包”。它不问教师的思想立场，只要有学识，都有机会在北京大学一试身手。如辜鸿铭能够进入北京大学，不是因为他脑后拖着辫子，而是他对传统国学的精深研究，才有资格在北京大学占一席之地。可见，“兼容并包”是从属于“学术至上”这一基本原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