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片段读后感

《水浒传》多年来被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被封建统治者所痛恶，这与它的积极主题

分不开。这个积极的主题，一言以蔽之，就是“官逼民反”四个字。

杀贪官，老百姓绝对高兴，当然拥护;有人造反，朝廷必然震惊，肯定要镇-压。

《水浒传》就是号召人民起来反抗贪官、反抗朝廷的书。它的前半本，通过各种典型

事例用形象思维来说明以宋徽宗赵佶为代表的朝廷和以高俅和蔡京为代表的官府是多么的

昏庸和可恶，特别是通过林冲的故事指明了老百姓要想活就只能上山为匪，其真谛是“官

逼民反”;后半部书是用生动的事例说明“造反必须彻底”，不能投降，如果投降了，就

会走到“造反”的反面，第一是当了朝廷的鹰犬，去打同样是造反的弟兄;第二是兔死狗

烹，最终免不了还是要被昏君和奸臣所迫-害的结局。

《水浒传》的作者非常明白：古往今来，凡是造反大业，绝不是依靠几个满口仁义道

德、会念诗云子曰却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写几篇妙笔生花的诗词歌赋所能完成的。造反是

真刀真枪、赤膊上阵、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勾当。尽管历史上的造反大军中都不乏几

个手摇鹅毛扇、运筹于帷幄之中的谋士，但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真正冲锋陷阵、

过关斩将的，还要靠武将，靠英雄。

当丞相的，必须“十年寒窗苦读，胸罗锦绣万卷”;当武将的，“英雄不怕出身低”，

哪怕你原来当过奴才讨过饭，甚至杀过人当过强盗，只要辅佐“贤主明君”把天下打下来

了，就可以封王封侯，享尽人间荣华富贵。

因此，贯穿于整部《水浒传》中的，都是这种“会杀人者即英雄”的中心思想，而不

论其杀人的动机与效果。不但林冲为报私仇杀了陆虞候是英雄，武松为报兄仇杀了奸夫淫

妇、为黑吃黑杀了张都监一家十五口是英雄，鲁达为打抱不平三拳打死镇关西是英雄，连

李逵这样不问青红皂白“只拣人多处排头价砍去”的杀人狂浑人也是英雄，连张青、孙二

娘这种不管好人坏人只要你有钱就杀了你做人肉馒头的“铁杆歹徒”也是英雄。

这部单和我们今天所提倡的“革命英雄主义”格格不入，就是和武侠小说中的英雄豪

杰也无法相容——因为“侠客”的主旨是“侠意识”，其行动“除暴安良”;而《水浒》

英雄的主旨是“霸意识”，其行动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更具体地说是“除良安暴”

或“除暴安暴”。

那么，是《水浒传》的作者头脑不清、观点不明、不懂得什么叫做“真正的英雄”么?

也不是的。

要想读懂《水浒》，首先必须了解一个前提：《水浒》故事

，包括《大宋宣和遗事》、

元人杂剧中的许多《水浒》戏，以及《水浒传》的成书，都在元代。元代是个异族统治中

原的朝代。我们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对于由哪个民族来当统治

者，应该一视同仁，无可厚非;但是倒退六百年，当时的统治者蒙古人，却是狭隘的民族

主义者，他们视自己为高贵的民族，对包括汉人和各少数民族在内的“南人”，采取的却

是残酷统治和武力镇-压政策。民间传说：当时每十家人家要养一个蒙古人，十家人只许用

一把菜刀，还要由这个蒙古人保管，所有的“南人”，衣服上都要缝一块写有“南人”字

样的标签，以表示自己低人一等的身份。“南人”与蒙古人、色目人之间，没有平等之可

言：评理必输，打官司必败。

另外再请注意一点：宋元时代，是我国说唱文学鼎盛的时代，但是流传到今天的元人

话本，却极少有反映当时人民生活的作品。为什么?原因无他，就是因为蒙古人的统治十

分严酷，即便有人写了，也不可能拿出去演唱，更不可能流传下来。

但是汉民族有自己的传统文化观念。第一是正统观念，视蒙古人为“异族”;第二是

道德观念，讲究“礼仪”和“伦理”。汉族人对异族的统治不满，是必然的。在高压政策

下，不可能喊出打-倒异族的口号来，于是就写鼓动造反的书，目的是“唤起民族英雄们”，

起来造反。但是，“自古以来，中国农民其实都是最容易满足、最谨慎安份的一个群体”

①，只要有一口饭吃，有一件衣裳穿，不把他们的土地、儿女抢走，大都不愿意去造反;

而能够被“唤起”的英雄，在当时的环境下，只能是包括痞子、赌徒在内的“游民”，因

为只有他们才能置身家性命于不顾，联合起来，上山造反。

要造反就要杀人。你不会杀人，我来教你杀人。作者生活在元代，他不喜欢那个政府，

希望那个社会越乱越好。这就是为什么《水浒传》鼓吹“善杀人者即英雄”的真正原因。

一个造反集团，必须有一种“粘合剂”，把许多人团结起来。在今天，革命者有理想

社会，有奋斗目标;在六百年前，造反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改朝换代”。哪怕我来

做皇帝还不如你。

但是皇帝只有一个，造反者不能人人当皇帝。能把造反者凝聚成一个集团的力量，除

了造反成功能够当开国元勋、封妻荫子、享受荣华富贵的目标之外，主要是“义气”二字。

只有在“义气”的感召下，才能捧出一个像宋江这种“文不服众、武不压众”但是却“最

讲义气”的人来做领袖。

施耐庵将近四十岁才考中进士，

只在杭州做了两年官，就“终身不再仕、立志著书”

了。一个刚刚金榜题名、仅仅做官两年的人，为什么“急流勇退”?而且退下来以后是做

这样一件既无名可得又无利可图的勾当?这其中肯定经受过痛心的打击和认真的抉择的。

只是今天没有材料可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