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语论基本原理与中国西方文学理论比较-svAbhinava

曲语论基本原理与中国、西方文学理论比较

尹锡南

正如味论的发展带动和影响了韵论一样，庄严论的发展也深刻地影响了后起的曲语论。可以将曲语论叫作晚期扩充版的庄严论。曲语论成为梵语诗学的重要派别。它与庄严论的共同点在于强调探索诗歌即文学语言的运用规则，差异在于曲语论以曲语这一概念统摄囊括所有文学要素，并将义庄严和音庄严都归入曲语范畴。在梵语诗学发展史上，第一部诗学专著《诗庄严论》的作者婆摩诃最早提出“曲语”（vakrokti）的诗学概念。在梵语中，“vakra”是曲折、弯曲之意，而“ukti”指语言。他认为，一切文学作品都应该以曲折方式来表达：“以曲折方式来表达语音和词义是理想的语言修饰。”1婆摩诃将曲语视为一切庄严即修辞手法的共同特征。后来的诗学家如檀丁、伐摩那等对曲语也有过不同的论述。如檀丁将自性之外的所有义庄严都视为曲语。这显示他们对曲语的高度重视。到了十一世纪，恭多迦（Kuntaka）创造性地发掘庄严论中旧已有之的批评概念，大胆地创立了自成体系的曲语论。他将曲语看成是诗歌的灵魂或生命（jivitam）。

对于恭多迦在梵语诗学理论上的独特贡献，印度学者作出了客观的评价。S.K.代认为，作为婆摩诃庄严论的后继者和追随者，恭多迦发起了一场积极却又短命的“反动运动”，他想用独创的方式回归古老的庄严论传统，企图调和新老观点。“他试图复兴和发展婆摩诃古老的庄严论，而它已经遭遇广为人知的欢增韵论的挑战，恭多迦明显地在为一项注定失败的事业而奋斗。”代还说，毫无疑问，恭多迦的眼光具有“独创性和新颖性”，他具有“文学的敏锐和批评的洞察力”。2 K.克利希纳克穆尔提认为：“恭多迦是一流的勇敢的思想家，但不是一个盲目的改良者。”他还说，从现代意义上说，在整个梵语诗学理论发展长河里，只有恭多迦“无愧于实实在在的文学批评家的称号”。恭多迦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家，是“无可匹敌的”，他是“一个有着真正文学鉴赏力的高度敏锐的批评家”。3上述两位印度学者的话可以说最典型而客观地评价了恭多迦这位别具一格的梵语诗学家的理论作为。实际上，虽然恭多迦创建的曲语论没有像韵论、味论那么形成显赫之势，但从现代眼光来看，他的确是一位颇有胆识和作为的文学批评家。由于他的《曲语生命论》至今还没有完整的汉译，一般人对于他的曲语论不免陌生乃至会产生误会，以为他的曲语论只是讲述六种曲语和三种风格，而事实上，恭多迦在《曲语生命论》中还涉及到语言与意义、能指与所指、文学的社会功能问题、读者与接受美学等许多理论命题。所有这一切使得恭多迦的《曲语生命论》成为一部梵语诗学的力作。当代印度学者高度重视这一梵语诗学宝藏，已经有学者于1977年将它翻译成英文在印度国内出版。这使曲语论为梵语诗学研究圈之外更多的当代人所了解。曲语论也成为印度学者在梵语诗学现代运用中最常见的工具之一。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由于曲语论涉及的范围超越了纯粹的语言修辞，它的很多理论或主张与东西方文论思想有互相融合之处，有的甚至还具有相当程度上的现代意义，因此，将它与中国和西方的文学理论进行比较，将会给我们很多新的启示。

《曲语生命论》正文分四章。第一章是总论，介绍了曲语论的基本原理和三种风格。对于整个梵语诗学来说，恭多迦的贡献最集中地体现在第一章的前23颂（Sloka）上。在这里，恭多迦首先继承了婆摩诃等庄严论者的思想衣钵，接受了诗歌是音义结合体的诗学观，但他同时表现出极大的独创特色，即认为：“诗歌是以某种艺术方式处理的语音和词义的结

1 Bhamaha, Kavyalankara（诗庄严论）,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Private Limited, 1970, p.12.

2 Kuntaka, Vakroktijivita（曲语生命论）, “Introduction”, ed. by Sushil Kumar De, Calcutta: Pirma K.L. Mukhopadhyay, 1961.

3 Kuntaka, Vakroktijivita,”Introduction”, ed. by K. Krishnamoorthy, Dharwad: Karnatak University, 1977.

合，它体现诗人的曲折表达，使知音者获得心灵愉悦。”（第7颂）1恭多迦对曲语的解释是“诗人以艺术方式创造诗美的过程”。（第10颂）2这里的“曲折表达”和“艺术方式”就是“曲语”的深刻内涵。

恭多迦此处所谓的“曲语”主要来自诗人的创造性活动（Kavivyapara），这一活动也可以用第一章第10颂所谓的“体现（诗人）创作技巧的曲折表达”（vaidagdhya bhangi bhaniti）来称谓。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强调创作者主体作用的论述也并不少见，这里仅以刘勰的《文心雕龙》为例。他说：“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可久，通则不乏。”（《通变》）这里的“新”和“通”当然指创作主体而言，它无疑是对于作家创作提出的一个高标准要求。至于恭多迦所谓的诗歌的“曲折表达”，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之《隐秀》篇中也部分地涉及到了。刘勰说：“夫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也。”这里的隐就是含蓄，有余味，耐人寻味，与欢增等人的韵论主张倒是有些合拍。这里的秀就是突出，鹤立鸡群，是一篇中的警句。隐秀可以视为修辞学中的婉曲和精警格。曲语论是从讲究遣词造句、字斟句酌的庄严论发展而来，因此，它特别强调对于普通词语的艺术加工。刘勰在这里谈论“隐”和“秀”，实际上也是谈论文章的“隐”和“秀”，涉及到将普通的文本或词句艺术化的问题，也就涉及到作者主体作用的发挥，这就可以看出，二人在一定的层面可以进行思想对话。刘勰在《文心雕龙》的《知音》篇论述文学鉴赏标准即“六观”说时指出：“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这里的“观置辞”和“观奇正”都基本上涉及到了文辞的变化创新，这与恭多迦提倡各种“曲语”的美学出发点相似。但是，仔细加以分析可以发现，恭多迦的“曲语”更多地是在语音、词句等技术性方面大做文章，而刘勰的“隐秀”则更多地是在一个整体文本的层面展开。两人所谈论的起点有些不尽相似。这恰好体现了梵语诗学在分析上细致入微和刘勰等古代文论家在大处着眼、泛泛而论的不同风格。刘勰在《隐秀》中所赞赏的文章最佳境界是：“深文隐蔚，馀味曲包。”这说明，他心目中文辞的“曲折表达”必须要与言外之意的余味无穷相联系才能得到完满的解释，这使他更多地靠近了欢增和新护等人的韵论思想，而作为韵论反对者面目出现的恭多迦恰恰并不刻意强调词句或文章的意蕴美或意境美，更多只是就词论词，这使他和刘勰之间似乎多了一条美学旨趣的“代沟”。不过，联系到《隐秀》里的其它断言，恭多迦与刘勰之间仍然有足够的对话空间：“言之秀矣，万虑一交。动心惊耳，逸响笙匏。”刘勰认为，秀而挺拔的语言会“动心惊耳”，造成一种阅读审美上的冲击和震撼，这与恭多迦创造“曲语论”的最初动机似乎有点相近。拿某些学者评价刘勰的“隐秀”论时说：“秀以语句之效词卓异，绝响非凡为巧妙。”“语言卓异而句秀者，作家万种才情与自然音籁偶一交会，此种契合天听之心声，足以惊心动听矣，此隐秀之佳境也。”3联系以上所述，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刘勰的“隐秀”论，实际上只有其中的“秀”更接近于恭多迦“曲语”论的某些美学旨趣。

就刘勰和恭多迦跨越时空的美学对话而言，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或曰障碍横亘在他们面前。刘勰本人反对光追求对偶、声律、辞藻而忽略精理秀气的齐梁文风。他主张在精理秀气的基础上讲究对偶辞藻等近似于“庄严”或各种“曲语”的修辞手法。他强调文质结合，文情结合，这与恭多迦一味偏重于各种技术性的“曲语”拉开了很大的思想距离。

如果说恭多迦的曲语论与中国古代文论只能在一定的前提下进行跨文化对话的话，一些西方现代文论家却不约而同且不自觉地与他进行了成功的东西方对话。他们之间跨越东西

1 Kuntaka, Vakroktijivita, ed. by Sushil Kumar De, Calcutta: Pirma K.L. Mukhopadhyay, 1961, p.7.

2 Kuntaka, Vakroktijivita, ed. by Sushil Kumar De, Calcutta: Pirma K.L. Mukhopadhyay, 1961, p.22..

3张少康编：《文心雕龙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