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的象数思维

象数思维，指运用带有直观、形象、感性的图像、符号、数字等象数工具来揭示认知世界的本质规律，通过类比、象征等手段把握认知世界的联系，从而构建宇宙统一模式的思维方式。

象数思维对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生命科学，尤其是对中医学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无论是临床实践还是理论探讨，中医学均离不开“象数”思维。可以说，象数思维涵盖并体现了中医学整体、中和、变易、直觉、虚静、顺势、功用等思维的特点，是中医学思维方法的核心。象数思维在中医学中的应用表现在藏象、病机、诊断、治则、本草、针灸等各个方面。

一、象数概说

“象”原本指万事万物表现出的形象，《周易·系辞上》说：“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象”大体有现象、物象、事象、形象、意象、法象等含义，这些含义大体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符号之象，即人为之象，又称“意象”（包含法象）；二是事物之象，即自然之象，又称“物象”（包含事象、形象、现象）。符号之象主要指卦象、爻数、河图、洛书、太极图、阴阳五行、天干地支等，其作用是概括、说明宇宙自然万事万物所表现的状态和特性，模拟、象征、推演宇宙万事万物的运化规律。事物之象指万事万物具体的形象，包括一切实测数量、次序关系。符号之象与事物之象之间有密切关系，符号之象是事物之象的概括形式，事物之象是符号之象所象征、比拟的对象；符号之象来源于事物之象，事物之象表现为符号之象。

二、数

“数”分为两种，一种是实测的、定量的数，一种是表象的、定性的数。象数思维方法中的“数”侧重于定性表象，这种“数”实际上就是一种特殊的“象”。定性表象的“数”又指“易数”，例如：阳九阴六数、阴阳奇偶数、五行之数、八卦次序数、天地生成数、九宫数、河图数、洛书数、大衍之数、六十花甲数等。数是特殊的象，数将象形式化、简约化，因此也可看作是意象的一种。

数思维就是运数思维，即运用“数”进行比类、象征。运数思维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取象思维。

中医学在藏象、脉诊、本草、处方、针法、灸疗、房中的实践中，即使用具体、直观的计量、定量的“数量”之数，也运用定性、标象的“意象”之数。由于数与象本来就密不可分，故此中医学对“数”的运用更多地具有“以数为象”的特点，正如《素问·五运行大论》总结的那样：“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中医学“数”的运用主要偏向于定性而不是表量。中医理论中一至九天地之至数、五脏、六腑、十二正经、奇经八脉、十二经别、三阴三阳、五运六气、五轮八廓、六yin七情、三部九候、八纲辨证、立方八法、四气五味、五腧穴、八会穴、灵龟八法、九宫八风等，均是运数思维的体现，其数字虽带有量的规定，但主要是为了定性归类，以满足象数思维模型的需要。

三、象数思维

象数思维是象思维和数思维的合称，通过卦爻、阴阳五行、天干地支、河图洛书、太极图以及奇偶数字（例如：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就很好地说明了“一”至“十”自然数的象数涵义：“一，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十，数之具也。一为东西，丨为南北，则中央四方备矣。”）等象数模型来认识宇宙万物的存在方式、变化规律，推演宇宙自然变化大道。象数思维涉及天人之理、万物之理、性命之理等，是中华民族最为

古老的、最为实用的、最具生命力的思维方式之一。象数思维方法实际上就是通过象和数进行比类的思维方法。

“类”指性状、功能相同或相近的一类事物，《墨经·大取》说：“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也……以类行也者，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辞”即是语句、命题；“故”是论据、理由、条件；“理”是普遍性规律；“类”是一个名词，指同类事物。“比类”指性状、功能相同或相近的事物，则可归为一“类”，并可依“类”旁推一切万物。

四、象数思维与中医学

象数思维对中医学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中医通过类推脉象、面相、声音之象、形体之象、华彩色泽之象等得到藏象、证象，来说明人体内在的脏腑气机和病理变化。中医学通过表现于外、能够被人们直观观察到的“物象”，如：五脏开窍于五官之象、脉象、舌象、声象、针灸感传之象等，比类概括出有限的几种“意象”，如：阴阳之象、五行之象、藏象、证象、六经传变之象、四气五味之象、五运六气之象、九宫八风之象等。中医学通过象数模型取象而得出的概念多为意象性的概念，与现代医学纯抽象概念相比，既包含某种客观的象征含义即理性归类的成分，又渗透着某种主观的感性划分的成分，具有全息性、功能性、形象性、简明性、灵活性等特性。

“象思维”是中医学重要的原创思维方法，在形成并丰富中医药学理论、构建中医学理论体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中医学术备受关注。但正如其他任何一种科学方法一样，也存在自身的优势与不足。“象思维”对中医学理论的发展亦是有功有过，正确理解并评价这一方法的科学价值对研究中医学理论至关重要。“象思维”即取象比类思维方式，取象比类思维方式与现代科学方法论中的类比思维相似。类比与归纳、演绎、分析、综合、假说、想象等逻辑思维方法共同构成自然科学研究的主体方法。相比而言，西方自然科学研究中更多使用了归纳、演绎的逻辑推理方式，而“象思维”的思维方法，则在中国古代自然和社会科学研究中有更广泛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