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布迪厄社会学理论视角看苏曼殊_惨世界_的翻译动机和策略_伍丽云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是当代法国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思想家和文化理论批评家。

他将哲学引入社会学，打破学科界限，研究涉及各个领域。

将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引入翻译学科，从社会学角度对各种翻译现象进行综合性研究，能为翻译学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提供更为开阔的理论思维和视野。

在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下，翻译不仅仅被认为是社会空间之内的转换行为，而且被看成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空间，其中的各种权力关系必须加以反复协调。

翻译从具有普遍性的意识形态层面来看并不是中立的，而是源于社会代理人的文化、政治习性及其拥有的各种资本。

［1］（P9）苏曼殊的《惨世界》正是如此。

清末民初的翻译家苏曼殊的《惨世界》翻译自雨果的《悲惨世界》，却与原著在各方面相去甚远。

苏曼殊的《惨世界》一共十四回，前七回翻译于雨果的《悲惨世界》，后七回则完全杜撰情节，可谓是翻译与创作相结合。

为什么苏曼殊选择翻译雨果的《悲惨世界》呢？既然要翻译《悲惨世界》，为什么又不忠实地进行翻译呢芽在翻译活动的背后暗藏着怎样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上的矛盾与冲突？《惨世界》不单单是一部翻译文学作品那么简单，而与清末民初的文化、政治、权力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

本文就旨在用布迪厄社会学理论来解决以上问题，阐明苏曼殊的翻译动机和策略。

一、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试图打破社会科学的二元对立。

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尤其是其核心概念场域、惯习、资本，为翻译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通道。

翻译界已纷纷借用布迪厄社会学理论来进行翻译研究。

其中，场域和惯习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最基本和最核心的概念。

布迪厄始终重视语言和社会之间的紧密联系，他从语言的角度去研究社会，也从社会观点研究语言。

社会、权力和语言的三角关系构成了社会的象征性结构及权力的象征性实践的基础和基本动力。

布迪厄认为，语言交往不仅仅是符号本身的交换，从深层次看，其中有“不同的个人、团体、阶级和群体之间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势力的交流、调整、比较和竞争，也是他们所握有的权力、资源、能力及社会影响的权衡过程”［2］（P80）。

语言本身虽然仅仅是各种经由共识而建构的沟通工具，但是，语言一旦被使用，一旦同特定的目的、社会情势、特文章编号：1674－8107（2013）04－0100－07从布迪厄社会学理论视角看苏曼殊《惨世界》的翻译动机和策略伍丽云1，张汩2（1．四川外语学院，重庆400031；2．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西南昌330022）摘要：以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为指导，主要从其核心概念“场域”、“惯习”入手，分析清末民初翻译家苏曼殊汉译《悲惨世界》的动机和策略，指出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其个人的个性及价值观促使了译作《惨世界》的诞生，并影响了该译作的风格特点。

关键词：布迪厄社会理论；场域；惯习；苏曼殊；《惨世界》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4－8107．2013．04．017收稿日期：2012－11－13作者简介：1．伍丽云（1989－），女，江西吉安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翻译理论研究。

2．张汩（1988－），男，湖南岳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翻译理论研究。

第34卷第4期2013年7月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Jinggangsh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Vol．34No．4Jul．2013第4期定的社会关系、社会力量对比、各种具有特定背景的历史事件和各种处于特定脉络的社会活动相结合，即体现了不同的语言运用者及其背后的整个社会势力和社会关系的力量对比和权力竞争过程。

［2］（P167）场域（field）是布迪厄社会学中的一个关键的空间隐喻。

布迪厄认为，整个社会存在着许多有着自身特点的小社会，每一个小社会就是一个场域。

每一个场域都有其特定的自主性和规定性，发挥着制约作用。

场域中也时时刻刻发生着斗争。

场域这一概念想要表达的是，在某一社会空间里，各种社会力量和因素所组成的相互关系网络。

在当代社会中，文学和艺术场域似乎远离其他社会场域，尤其是政治和经济场域。

但实际上，文学和艺术场域并不是孤立的，它以一种含蓄的方式参与了社会的权力正当化和再分配的斗争。

惯习（habitus）①是布迪厄社会学的核心概念之一。

它是“构成体系的定势”［3］（P18），是一个性情倾向系统。

这样的定势或倾向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要通过“显性的或隐形的习得”才能获取，同时其作为“一种生成机制（在实践层面）发挥作用”［3］（P76）。

在布迪厄那里，Habitus一方面是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在个人意识中内化了的社会行为的影响的总结果，特别是特定的社会中的教育制度在个人意识中的内在化和象征性结构化的结果［2］（P115）。

但另一方面，这种来自长期实践的经验因素，一旦经历一定的历史时期的沉淀，并内化于特定历史阶段的人群和个人的意识内部之后，Habitus便自然地去指挥和调动个人和群体的行动方向，赋予各种社会行为以特定的意义。

因此，生存心态②成为了人的社会行为、生存方式、生活风尚、行为规则、策略等实际表现及其精神方面的总根源。

［2］（P115）二、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与苏曼殊的《惨世界》任何文化或文学艺术的生产，都是在一个类似于物理学意义上的“场”之中进行。

翻译活动也是在一定的场域中产生的。

翻译场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在这个社会空间里，翻译生产、传播和接受；空间里充满了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碰撞与冲突，隐含着行为主体及各种机构相互间的权力关系状态和对文化资本的争夺。

作为翻译场域的行为主体的译者，有属于自身的思维习惯，即惯习。

译者的意识、价值取向和翻译行为，包括翻译选材和翻译方法，均受到翻译场域中生成的惯习的规导，无法超越译入其翻译场域内特定的社会历史的权力话语。

惯习塑造个体行为，惯习又是特定的社会场域制约条件的结果。

那么，《惨世界》是在怎样一个翻译场域中产生的呢？译者在这样一个翻译场域中形成了怎样的惯习？这部译作的诞生又受到了翻译场域及在其中形成的译者惯习怎样的影响？受到了哪些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影响？（一）《惨世界》的翻译动机根据翻译目的论，翻译是有明确目的性的跨文化的交际活动。

所有翻译活动应遵循的首要原则是“目的原则”。

在进一步微观分析《惨世界》所采用的翻译策略之前，有必要先宏观分析一下苏曼殊的翻译动机。

苏曼殊翻译《惨世界》时，中国闭关锁国的局面正被西方列强打破，中国面临着西方列强的侵略，甚至是亡国灭种的危险。

对此，清政府腐朽无能，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因此清朝统治也越来越不得人心，一股反清的革命情绪愈演愈烈。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萌芽在中国滋长，启蒙思想在中国蔓延，资产阶级革命在酝酿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苏曼殊也充满了强烈的革命热情，为了支持革命，他翻译了雨果的《悲惨世界》。

1903年，苏曼殊以《惨社会》为题在《国民日报》上登载了雨果的《悲惨世界》的翻译，署名“法国大文豪嚣俄著中国苏子谷译”（注：嚣俄即雨果，苏子谷即苏曼殊），截至《国民日报》遭封，共登载了前十回和第十一回的前半部分。

此后镜今书局①在国内对habitus存在多种译法，常见的有“习惯”、“惯习”、“习气”、“生存心态”等等。

国内学术界对habitus的译法存在很大的争议。

本文则采用最常见的译法“惯习”来表达。

学者刘拥华在其著作《布迪厄的终身问题》72页中指出，习性（habitus）不是习惯（habit），前者是一个积极的生成性概念，表征的是一种面相场域的行为能力甚至是一种创造性艺术。

后者则是相对静态的，表示的是较为固态的反应性行为方式。

②学者高宣扬将habitus译作“生存心态”。

伍丽云，张汩：从布迪厄社会学理论视角看苏曼殊《惨世界》的翻译动机和策略101第34卷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将《惨社会》更名为《惨世界》，以单行本发行，署名“苏子谷陈由已译”（注：陈由已即陈独秀）。

①苏曼殊的《惨世界》一共十四回，前七回摘译雨果的《悲惨世界》，后七节则完全杜撰情节。

陈独秀是参与了翻译也好，或只是润饰而已，都表明陈独秀参与了《惨世界》的创作。

陈独秀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众所周知，陈独秀是中国革命的启蒙者之一，对中国的革命事业有着功不可没的贡献。

与这样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关系密切，苏曼殊又怎会没有革命思想呢？可以说，苏曼殊翻译《惨世界》的动机就是为了宣扬革命思想，支持革命斗争。

苏曼殊的这一动机在其翻译中处处可见。

比如，文中有一段对革命组织订立的规矩的描写：第一条取来富户的财产，当分给尽力自由之人以及穷苦的同胞。

第二条凡是能做工的人，都有到那背叛自由人的家里居住和占夺他财产的权利。

第三条全国的人，凡从前已经卖出去的房屋田地以及各种物件，都可以任意取回。

第四条凡是为自由而死的遗族，须要尽心保护。

第五条法国的土地，应当为法国人民的公产，无论何人，都可以随意占有，不准一人多占土地。

［4］（P118）这些规矩表现了苏曼殊对清政府的不满和建立新的统治政府改变现状的期望。

因此，《惨世界》诞生的翻译场域以及翻译场域影响下形成的译者思想和价值（即惯习）决定了译者的动机。

（二）《惨世界》的翻译策略Lawrence Venuti在讨论“译者的隐形”时谈及两种翻译方法，即归化和异化，并进一步指出这两种策略均包含翻译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

根据Venuti，归化是以目标语和目标读者为归宿，采用目标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使“译者向读者靠拢”。

而异化是“译者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让读者向译者靠拢”，也就是采用原文的表达方式。

［5］（P20）苏曼殊的《惨世界》在受当时的翻译场域和译者的惯习的影响下主要采用的是归化的方式，具体体现在翻译选材和翻译方法上。

1．归化。

《惨世界》与当时中国文人的文学习惯和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相一致。

那时，中国刚从闭关锁国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国人才开始有所接触西方文化，对西方文化还不甚了解。

如果那时在翻译西方作品时完全按照西方语境来操作，当时人们一定不能理解，不会对译文产生兴趣。

苏曼殊采用的是白话翻译，就像说书人从幕后走出来一样，对小说进行了干预。

如在苦巴馆里：“店主人就附着此人耳边说了三个字，就叫他浑身发抖起来。

看官，你道是三个什么字呢？就是那‘快出去’三个字。

”［4］（P44）又如，在另一家旅店，店主人尚不明华贱的身份，招呼他之后：“看官，你想这时候的华贱是什么味道，现出了甚么光景？若是请一位看相的先生来，把他看看相，他到底是甚么想呢？”在这种白话小说的叙事过程中，叙事者以“说书人”的身份试图控制整个叙事过程，不断和接受者直接交流，插入大量的叙述干预。

在《惨世界》的翻译中，苏曼殊有强烈的愿望来唤起读者的认同，所以从隐身控制的叙述状态中走出来，与读者直接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