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影响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五大要素]粮食生产能力的概念

[关注影响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五大要素]粮食生产能力的概念粮食综合生产能力问题其实可理解为经济增长问题。

经济增长因素可以抽象为五大类：土地、资本、技术、劳动、制度。

根据粮食产量＝种植面积×亩产量，粮食总产量取决于种植面积和亩产量，排除气候影响等人类不可控因素，粮食潜在生产能力最终决定于投入粮食生产的土地、资本、技术、劳动、制度等五大生产要素状况，即粮食生产用耕地、农田水利等农业公共基础设施、科技发明及其推广应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农民的积极性、涉农相关制度与政策等五大方面将最终决定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但这五大要素的现状堪忧。

一、土地１、可耕地面积减少。

我国土地资源紧缺，新增可耕地潜力有限。

如下两个因素导致耕地面积进一步减少，一是退耕还林，但这个因素只会在短期内存在，而且，退耕还林地多数不适合种粮食，所以退耕还林对粮食有影响，但影响不大；第二大因素是国家建设用地，这个因素会长期存在，尽管坚持“占一还一”的政策，但占用的多是良田，补充的多是旱地，主要原因是随着县域经济的发展，县城建设、小城镇建设及城市基础建设的需要，此外还有国家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等，这个因素直接导致粮食种植面积下降。

２、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增加，它虽然不会导致永久性的耕地面积减少，不会降低潜在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却会导致当年粮食种植面积下降。

３、土地撂荒。

尽管农民对土地有很深的感情，而且留下来种田的农民除了种田外，没有别的选择，所以土地撂荒并不严重。

但是由于外出打工多、农转非、粮价低、水源不好、生产资料价格高，土地撂荒在不同的地方还是不同程度地存在，同样导致当年粮食种植面积下降。

４、土壤肥力逐年下降。

近年来土壤肥力呈现逐年下降趋势，特别是有机质含量下降甚为严重，造成土壤板结、团粒结构差，耕作层浅薄，蓄水保肥能力差、不耐旱、不耐寒，病虫害发生频繁，亩产量难以提高。

原因在于，一是缺乏绿肥，自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至今，绿肥种植逐年减少，尤其是近十年来，绿肥生产几乎是空白状态。

二是有机肥积造严重不足。

目前农户除施用自家有限的猪牛羊粪外，几乎不再积造其它的有机肥，但自家养的猪牛羊有限；塘泥这种最好的有机肥全都被遗忘。

三是看重施用化肥，种卫生田，造成对土壤掠夺性生产。

二、资本１、原有水利设施维护不足、老化严重，有效灌溉面积减少。

现有水利设施大部分是在５０—６０年代修建的，经过４０多年的运行，特别是承包制以来，由于维护不足，存在很多问题：一是水库淤积，库容和蓄水量减小。

表现为病险水库数量增加，水库蓄水下降，现有水库实际可蓄水量远远低于设计有效灌溉面积。

其主要原因是库区水土流失严重，人为地开荒种地等破坏植被。

二是渠系老化、不配套、年久失修。

其主要原因是目前国家和地方对小型水利设施的投资少，同时各中型水库征收水费困难，对渠系维修资金极少，渠道清淤不彻底，渠系淤塞，许多渠道渗漏严重，下游渠系无衬砌，年久清淤不彻底，对渠系下游灌溉影响大。

三是机井利用率低，主要原因是地下水位逐年降低以及管理等存在问题。

２、政府投资不足。

近年来政府启动的水利设施建设主要有：渠道硬化、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治理水土流失、兴建供水水库、引提水、灌区配套与改造、中低产田改造、节水灌溉、优质稻米工程、小流域综合治理（水土保持）。

受益乡镇农户普遍反映这些水利设施真正体现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作用，为粮食增产、农民增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但总的来说，家庭承包制以来政府投资不足，水利基础设施比以前变差，已有设施维护困难，新增投入不足，建设速度赶不上折旧速度，有效灌溉面积逐年减少。

此外，许多地方反映，水利工程水费征收现状是”一少两低”。

“一少”是水费计收面积逐年减少；“两低”是水费征收标准低和征收到位率低。

而且，水费一般交由水库管理委员会使用。

而水库管理委员会实行自收自支，在人员臃肿，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很难保证资金用于水库维护。

３、集体和农户建设动力不足。

实行承包制以来，农村集体与农户进行农田水利建设积极性不高，难以组织群众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有人使用但无人管理，出现“公共地悲剧”。

即使组织开展这项工作，因为年轻力壮的农民都外出打工，也是劳力不足。

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两工”、村内实行“一事一议”后，矛盾更加突出。

三、技术１、生物、化学技术及其推广应用有利于提高亩产量。

生物化学技术有的能直接提高单产，有的能增强抗旱、抗涝、抗虫害、抗倒伏，从而间接提高单产，如高产、优质粮食品种，化学除草技术，叶面施肥技术推广，病虫综防技术推广，等等。

近年来的技术推广对粮食增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２、机械、物理技术推广应用对粮食生产影响不大。

尽管农用机械技术的推广应用提高了粮食生产单位时间的效率，减轻了劳动强度，降低了作业成本，有利于稻草还田，特别是有利于种田大户。

但只要不存在土地撂荒，不存在因天气而需要抢收抢播，机械技术对粮食总产出能力影响不大。

此外，机械技术的推广应用所要求新建的机耕道、板车道，占用了部分耕地。

３、复种指数提高空间有限。

大多数地方土地利用比较充分，尽管复种指数有提高的余地，但上升空间有限。

四、劳动力劳动力问题涉及到三个方面：劳动者数量、劳动者素质、劳动者积极性。

与粮食生产直接相关的利益主体（劳动者）可分为两类：地方政府和农户。

粮食主产区的地方政府和农户实际上都是“经济人”，二者的种粮积极性都取决于种粮收益和成本的比较。

１、如果不考虑政治和社会因素，纯粹从经济角度考虑，地方政府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不高（１）本级地方政府从粮食生产中汲取的财政收入减少。

原因有二：其一、经常性的农业税减免政策，引起的农业税收入短收。

主要包括三项，ａ、鼓励发展生产减免。

ｂ、灾歉减免。

ｃ、社会减免。

其二、农村税费改革，尽管有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但低于农业税减免额，农业税收入净减少。

（２）发展粮食生产增大地方政府本级财政支出压力。

表现在：一是本级农口系统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的人头费和办公费。

二是本级发展粮食生产的水利建设等支出。

三是上级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配套资金。

四是上级扶贫项目的配套资金。

五是上级粮食风险资金项目的配套资金。

六是“三补”的配套资金。

（３）发展农业不如发展工商业。

无论是从财政收支的角度考虑，还是从ＧＤＰ增长的考虑，抑或是从政绩考虑，地方政府发展工商业的积极性高于发展农业的积极性。

２、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提高，但后劲不足（１）从不同的时期纵向比较，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提高。

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粮食直补、良种补贴、购机补贴。

二是农村税费改革。

三是粮食价格上涨，并实行最低限价收购制度。

（２）从不同产业的横向比较，农民种粮积极性后劲不足。

原因有二，一是务农种粮不如打工、不如种经济作物。

二是化肥、农药、燃油等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粮食涨价收入被抵消。

（３）种粮劳动者的数量减少，但对粮食生产影响不大。

由于务农不如打工，大量劳动力外出，但农业人口大量过剩，种粮人数减少不会影响粮食生产。

（４）种粮劳动者的素质下降，给粮食生产带来不利影响。

外出打工增加导致“老人”农业、“妇女”农业，种粮劳动力素质普遍不高，新技术推广应用受到影响，大多数农民是凭经验种田，别人怎么种田，自己就怎么种田。

五、制度１、财政制度使资金使用效率不高（１）支农资金投入结构不尽合理。

支农支出中，直接用于流通环节的补贴过高，用于建设性的支出比重不高、用于农民可以直接收益的中小型基础建设的比重较小，一些关系农业发展全局的基础性、战略性、公益性项目，如农业品质改良、重大病虫害控制、社会化服务体系等缺乏足够的投入保障。

（２）支农资金管理体系不完善。

一是财政支农投入高度依赖上级政府，地方财政连“吃饭”都不能保证，很难再向经济效益相对较低的农业追加投入；二是支农支出实行分块管理，因而不同程度地存在条块分割、相互之间不协调、重复投入，力量分散，有限的资金不能形成合力；三是财政支农资金使用监督机制有待完善。

２、金融制度使资金投入不足。

主要表现为，（１）邮政储蓄系统只存不贷，取走了农村本已有限的资金，实际是在“抽血”。

（２）商业银行在农村没有分支机构，不可能为农村粮食生产“输血”。

（３）政策性银行的资金投向受到严格限制，也不可能为直接粮食生产提供很多资金支持。

（４）农业保险在农村基本是空白，粮食生产风险基本由农户自己承担。

（５）现在真正为粮食生产提供直接金融服务的只有农村信用社，但信用社同样存在严重的“离农”倾向。

其结果是农户特别是种田大户资金短缺。

３、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１）生产领域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亟待加强。

如农业技术推广工作：①农技推广网络不完善，具体表现为村级没有农技推广网络，县、乡级农技部门技术设备落后，农技部门之间的配合，联系较少。

②农技人员自身素质不高，具体表现为专业知识陈旧、老化，多年来一直未得到过培训。

③农技推广经费不足，目前的经费只能维持农技人员的基本工、根本没有资金用来进行农技推广，导致许多试验、示范无法开展。

（２）流通领域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利于粮食生产。

一是粮食流通体制问题，粮食风险基金县级财政配套，地方财政难以兑现；二是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的仓储平衡困难。

三是农业生产资料供应，主要是种子、化肥、农药价格上涨，质量难以保证。

上述种种，为了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安全，从影响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五大要素方面着手，加强土地管理、加强防洪排涝与抗旱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粮食生产科技开发与推广应用、调动地方政府和农民的两个积极性、完善粮食生产相关制度是当前政策必然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