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城市发展一种生态观的阐释

未来城市发展-一种生态观的阐释

内容摘要工业时代向后工业时代的转化趋势不可逆转，发展模式的转变将导致城市的空间结构、用地形态等发生变化。这就需要一种新的城市发展观来阐释。规划引入生态观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规划师需研究这一变化趋势，在理论上作好准备。

我国现在正处在社会的强烈蜕变时期，社会、经济领域正在进行无情的结构调整。这种转化将对城市产生何种影响，城市规划师将如何应对，将是城市规划界前沿的课题。

1新的时代呼唤新的科学模型

城市规划学科的特点之一就是对城市未来的发展趋势作出预测并提出相应对策，因此有远见的规划师必然对未来城市发生兴趣，作出研究，以便不断调整规划理念，采取合适的规划措施。

历史上，有不少的人都对城市的未来提出过设想，推动了城市理论的发展。如：大家熟知的，1898年霍华德构想的“田园城市”就是一个经典实例。也可以说他提出的城乡磁体(TownCountryMagnet)是一种先驱性城市模式，奠定了近代城市规划理论体系的基石。L．芒福德称赞为“二十世纪初，我们的眼前出现了两项最伟大的发明，一项是飞机，它给人类装上翅膀，另一项就是田园城市，它为飞回地面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住所”［1］。

到今年，整整100年过去了，时代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早在1957年，正值美国工业鼎盛时期，约翰.奈斯比特却声称，

美国开始步入信息社会(也有人称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社会)。其根据是，在1956年这一年，美国的白领职业人数首次超过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因而“在这个新社会里，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大多数人要处理信息，而不是生产产品”(约翰·奈斯比特1984)。这标志着自18世纪中叶在欧洲开始的工业革命，以机械化大生产为主，以蒸汽机、电的发明为动力，以钢铁、玻璃、超高层建筑为象征的工业时代正被一种新时代渐渐取代，这个新时代就是后工业时代。其特征是“传统工业在城市产业结构中不再占有主导作用，并将不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代之而起的是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技术在城市中的统治地位……。”(徐巨洲1996)。社会性质的转变需要人们对城市未来发展的趋势作出判断。

在工业社会的鼎盛时期，人们以为技术可以主导城市的发展。因此，60年代产生了阿基格拉姆小组(Archigram)的“步行城市”(WalkingCity)(见图l)，70年代的可动建筑研究组(GEAM)又设想出“空间城市”，由于这些构想依赖工业技术，脱胎于建筑师，将城市简单视作放大的建筑单体，脱离社会、经济、环境，缺乏对城市复杂系统的综合考虑，从而也只能是少数人的畅想。现在，看上去，是受“工业文明”的局限。

图1 阿基格拉姆小组设计的“步行城市”

城市化的加剧发展，激化了地球的环境生态问题，随着环境意识增强，有学者开始思索城市发展与生态的关系。如：P．索莱利( Paolo

Soleri) 借助生态学原理，以植物生态形象模拟城市的规划结构，设想出“仿生城市”。日本三井建设所构想的“子母型城市”设想都市与自然的融和，在这个城市中心是高度集中城市机能的中心都市塔。四周是花园住宅。由于网络连接，工作可以在充分接触自然的家中进行。这些都是对城市人造环境与自然环境结合进行的有益探索。“以基于能量、资本和劳力的巨大输入的工业社会，过渡到以信息和发明作为关键资源的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毫不奇怪，应当出现新的科学的世界模型。(托夫勒1984)”。［2］

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理解这句话，就是规划师如何理解后工业城市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规划的“新的科学的世界模型”?关于这点，许多规划界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可谓众说纷纭。

为了清晰地勾勒规划思想观的发展脉络，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对城市发展有深远影响的几个全球型会议文件。1933年的《雅典宪章》提出城市四大功能，对解决工业化初期城市发展的无序、环境恶劣问题起了重要作用。1977年《马丘比丘宪章》批评了“雅典宪章”的机械分区概念，提出“规划、建筑和设计，在今天，不应当将城市当作一系列的组成部分拼在一起来考虑，而必须努力创造一个综合的、多功能的环境”。更重要的是它提出“同样重要的目标是争取获得生活的基本质量以及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在解决了城市基本功能后，将城市发展同自然环境协调提高到规划基本目标的高度。1996年第二届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人居Ⅱ)则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城市化可持续人类住区发展”改善人居环境，成为全球型的奋斗纲领，可以说，三次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