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主要作品及简介分析

萧红主要作品及简介{附商事街介绍}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中篇小说：《麦场》（现名为《生死场》），《马伯乐》，《小城三月》，《牛车上》等。

短篇小说：《三个无聊人》，《王阿嫂的死》，《后花园、祖父和我》，《萧红代表作》等。

散文：《天空的点缀》，《失眠之夜》，《在东京》，《火线外二章：窗边、小生命和战士》，《饿》《回忆鲁迅先生》，《桥》等。

1911年6月2日（农历五月初六），萧红出生于呼兰县城一封建地主家庭。

远祖张岱，萧红祖父张维祯一代从阿城县福昌号屯迁到呼兰。

萧红父亲张廷举，早年毕业于黑龙江省立优级师范学堂，长期担任官吏，具有浓厚的封建统治阶级思想。

他对萧红冷漠无情，促使萧红最终走上背叛地主家庭的道路。

母亲姜玉兰，生一女三子，萧红是第一个孩子。

1919年8月母亲病故。

幼年时一直和祖父生活，无忧无虑，代表作《呼兰河传》就是回忆那时生活的。

同年12月，父亲张廷举续娶，继母梁亚兰对萧红姐妹感情一般。

萧红乳名荣华，学名秀环，后由外祖父改名为廼莹。

她深得祖父张维祯的喜爱，经常带她到后花园玩耍。

这里面的后花园，也就是后来出现在《呼兰河传》里面的大花园，一个拥有她很多记忆的地方。

由于受到祖父以古诗为主的启蒙教育，使萧红从小就打下较好的文学基础。

1920年萧红进入呼兰县立第二小学女生部读书，1924年升入县立第一初高两级小学。

她学习刻苦，成绩优秀，作文尤其突出,曾多次得奖。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呼兰县也掀起反帝爱国热潮，萧红第一次参加学生运动，上街游行、示威，声援上海工人、学生的爱国斗争。

在萧红上小学期间，由父亲包办把她许配给呼兰县驻军邦统汪廷兰之子汪恩甲。

1926年萧红小学毕业，因父亲阻挠、逼婚，没能继续上中学，辍学在家。

经过一年的顽强抗争，父亲被迫妥协。

1927年秋季，萧红考入哈尔滨市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

现为哈尔滨市萧红中学。

在“东特女一中”，萧红除喜欢绘画外，还广泛阅读中外文学作品，校刊上发表过她署名悄吟的抒情诗。

1927年冬，哈尔滨学生联合会组织反对日本在东北修筑铁路的游行，学生们情绪高昂，纷纷请愿。

萧红在这一抗日爱国运动中表现得坚定勇敢，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面。

1929年祖父去世，萧红十分悲痛，因为祖父是她最亲的人。

祖父去世后，她对家庭已没有感情和留恋。

1930年秋，萧红初中毕业。

她不顾家庭反对，在表哥陆舜振的帮助下到北平，进入女师附中读书。

因为没有家庭的支持，不久生活陷入困顿中。

1931年1月，萧红寒假中离开北平返回呼兰，被软禁在家中。

同年2月底，萧红再次去北平，不久未婚夫汪恩甲追到北平，到3月中旬，萧红与未婚夫一起离开北平回哈尔滨。

此时，汪恩甲的哥哥汪大澄不满萧红去北平读书，代弟弟解除了与萧红的婚约，引发萧红的不满，萧红到法院状告汪大澄。

庭审中，汪恩甲顾及哥哥的声誉，违心承认解除婚约是自己的主张，与哥哥无关。

萧红输掉了官司，回到呼兰，后随家搬到阿城县（现哈尔滨市道外区民主乡）福昌号屯，被迫与外界隔绝。

在福昌号屯的这段生活，为萧红后来进行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她的一些小说、散文就是以这里为背景写作的。

1933年3月，萧红参加了中共党员金剑啸组织的赈灾画展，展出她的两幅粉笔画。

同时，在萧军的影响下，萧红开始从事文学创作。

1933年4月，以悄吟为笔名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弃儿》。

1933年5月21日，她写出第一部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

作品通过描写王阿嫂一家的悲惨遭遇，愤怒地控诉了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

这篇小说发表以后，她便以悄吟作笔名陆续发表了《看风筝》、《腿上的绷带》、《太太与西瓜》、《小黑狗》、《中秋节》等小说和散文，从此踏上文学征程。

“牵牛坊”是画家冯咏秋的宅院，因院内种植牵牛花而得名，是位于道里水道街（今道里兆麟街）的一处平房。

萧红、萧军经常到这里参加左翼文化人的聚会，常来的还有罗峰、白朗、金剑啸、舒群等人。

通过与他们接触，使萧红开阔了眼界，增加了文学知识，而且还受到了一些共产党员爱国进步思想的影响。

萧红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与萧军、白朗、舒群等人在抗日演出团体“星星剧团”中担任演员，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日。

由于引起敌伪特务机关注意，剧团于公演前解散。

1933年8月，长春《大同报》文艺周刊《夜哨》创刊，萧红做为主要撰稿人，在夜哨上发表了《两个青蛙》、《哑老人》、《夜风》、《清晨的马路上》、《八月天》等许多作品。

10月，萧红与萧军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在中共党员舒群等人的帮助下，自费在哈尔滨出版。

萧红署名悄吟，萧军署名三郎。

《跋涉》的出版，在东北引起了很大轰动，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也为萧红继续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因《跋涉》集中大部分作品揭露了日伪统治下社会的黑暗，歌颂了人民的觉醒、抗争，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进步色彩，引起特务机关怀疑。

为躲避迫害，萧红、萧军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于1934年6月逃离哈尔滨，经大连乘船到达青岛。

在青岛，他们与先到这里的舒群一家住在观象一路一号。

萧军在《青岛晨报》任主编，萧红集中精力，勤奋写作，不久完成著名中篇小说《生死场》。

此间，他们与上海的鲁迅先生取得联系，并得到鲁迅的指导与鼓励。

萧红《商市街》出版后，大家都认为她散文写得好，言外之意她的小说写的不如散文。

对此，萧红很不服气。

但无论萧红服不服气，《商市街》的确是她散文的经典，甚至有人说，不读《商市街》，没有资格谈论萧红。

《商市街》的写作背景萧红的《商市街》写于1935年4至5月期间，有的传记说两个月时间写了41篇散文，还有的说，终续写至36年5月，结集出版是1936年8月。

这一时期萧红的心情即是其写作背景。

写作环境好了，得到了鲁迅的关照和宠爱，因此，急于多写作品，写出好作品。

初到上海，萧红生活平静，遇见鲁迅，心情大好。

一时没有写作计划，自己又会做饭，一天吃吃睡睡，胖了很多，萧军管她叫“小海豹”，朋友管她叫“胖蝈蝈”。

萧红给鲁迅写信，让鲁迅鞭打她，鲁迅幽默地说，文章是打不出来的。

如果胖的象蝈蝈了，那就会有蝈蝈样的文章。

搬到拉都路351号新居后，萧红埋头创作散文，鲁迅和许广平到萧红家做客，萧红正埋首创作《商市街》。

《八月的乡村》的成功，使二萧的心理地位发生严重倾斜，萧红怕失去那贫苦中的快乐。

一次，胡风夫妇来访，见萧红一个人在擦地板，问三郎呢？萧红说：人家一个人到公园看书用功去了，等回来，你看吧，一定怪我不读书。

然后她又说，你看这地这么埋汰，他可以不收拾，我不收拾能行吗！不一会儿，萧军容光焕发地回来了，一边谈他看书，一边既带炫耀又带谴责的口吻说萧红了：你就是不用功，不肯多读书，你看我，一大早大半本。

萧红冷冷地说：人家一大早去公园用功，我们可得擦地板，你还好意思说呢！萧军自知理亏，哈哈一阵大笑，胡风夫妇联想到进门时萧红说的话，也不禁大笑起来。

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到萧军的变化。

萧红已经感到萧军在慢慢远离自己，他成名了，有了作家的范儿，骨子里的大男子主义更加严重。

萧红越来越感到自己只是他的附属品或者内人。

在这种时刻，她是多么想念商市街的那些贫穷中的快乐日子啊！离开家乡久了，人在寂寞、苦闷、失落的时候，总有乡愁萦绕心头。

萧红是一个乡土作家，总有乡愁在心头，离得越远、越久，这种乡愁越浓。

在上海，虽然离开家乡并不是很久，但人在爱莫能助的时候，总是想起父母、想起家乡的依靠。

二萧在商市街那段生活很苦，但有精神支柱，有奋发进取，有穷欢乐的劲头，而往往条件好了，却滋生矛盾，产生了分歧。

那些如烟一样无法追寻的过去，那可能永远回不去的故乡，那再也不可能重现的爱情，是萧红要向往的，也是能抓住和打动读者心灵的。

《商市街》的内容《商市街》写的是萧红和萧军结合后从暂住新城大街（今道里尚志大街）欧罗巴旅馆，到筑巢商市街25号铁路局姓汪的庶务科长家耳房一段穷困潦倒而又快乐的生活。

这段时间不算长，大约两年左右，大致经历了这样几段生活：蜜月里的饥寒交迫生活。

二萧结合后身无分文，只能投宿在朋友裴馨园家，但常住下去总不是那么回事，这之中经历了萧红生产（生孩子）的刑罚，和寄人篱下的冷言及白眼，最后在人家下了逐客令的情况下只能硬着头皮另找住处。

对于这段经历萧红在《商市街》中没有写，也许是她不愿意回忆的往事，她只在第一篇《欧罗巴旅馆》结尾处点了一句“天明了，是第二天，从朋友处被逐出来的第二天”，这看似轻轻带上的一笔，分量还是挺重的。

之后的生活更是可想而知。

有饿的饥肠刮肚，也有冷的无衣遮盖；有借钱的无奈，有当东西一时的爽快，也有拉下脸来向朋友要的不得已的举动；有求职的艰难和谋生的不易，也有二人为了谋生而发生的争执和借酒消愁的愁绪。

再不行，她们就用睡眠来抑制饥饿，两人依偎一起，互相拥抱来取暖。

参加左翼文艺活动的快乐生活。

到牵牛坊结识了新朋友，尽管她们生活依旧很拮据，看着好吃的有碍于面子的推迟，也有看人家吃松子感觉奢侈浪费的念头，别人是吃着玩的，她们是用来充饥的，但是毕竟有拍剧的投入，跳舞的愉悦，捉迷藏的感怀，萧红终于找到了几个快乐的日子。

被人盯梢，被迫离开哈尔滨的恐惧生活。

快乐的日子只有几天，紧接着就由于自费出版册子带来了麻烦。

出门一个熟人拍一下都吓一跳，在家里把所有可以的东西都烧掉，还觉得不放心，整天处于提心吊胆的恐惧生活之中，最终只能走向流浪和逃亡。

因第三者介入带来的爱情烦恼生活。

在《商市街》中萧红写到了两个女人，一个房东的三小姐，萧红的中学同学汪林，萧红对她的感觉是：美丽、优越。

她的出现，时时提示萧红的窘迫。

她和萧军经常在一起玩，夏天来临的时候，她主动进攻了，好赖萧军抵住了诱惑，后来帮她找了一位编辑，结束这段风波。

另一位是《一个南方姑娘》的陈娟，萧红一开始就对她有防范之心，她慢慢地看着陈娟，陈娟也慢慢地看着她。

在萧红眼里，她很漂亮、很素净，脸上不抹粉，头发没有卷起来，只是扎一条红绸带，这就显得别有风味，又美又净。

她和萧军是在舞场认识的，她邀萧军一起去滑冰，她知道和萧红之间有误会后又主动带着自己真正恋人到二萧家来告别，以此解除疑忌，但她并没有得到萧红的谅解。

萧红在《一个南方的姑娘》结尾处写道：“程女士要回南方，她到我们这里来辞行，有我做障碍，她没有把要说出来的‘愁’尽量诉说给郎华，她终于带着‘愁’回南方去了“。

这段时间尽管她们总的生活基调是愁苦度日，但是两个人也主动追求快乐，以青春生命的天然活力去对抗炎凉的环境。

春天来了，萧红咏物抒情，她们去公园去观景，到江上去划船，玩的高兴了，萧军把放在岸上的衣服丢了，捞了死鱼回去煮着吃。

萧红还怜悯、关怀穷人，自己有一分也要劈着花，一条小鱼死了，能想到人和鱼同命运，诅咒社会不公，缺少人性，缺少自由。

看了老人劈木板给了钱不走，以为给少了，原来是给多了，要求扣除吃的面包钱，萧红说不要了，老人一再谢谢，萧红由此思考人性。

许多年后萧军回忆说：“尽管那时候我们的生活是艰苦的，政治、社会……环境是恶劣的，但我们从不悲观、不愁苦、不唉声叹气，不怨天尤人，不垂头丧气……我们常常用玩笑的，蔑视的，自我讽刺的态度来对待所有遇到的困苦和艰难，以至可能发生或已发生的危害！这种乐观的习性是我们共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