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八条意见——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第七部分

狱中八条意见

由于重庆地下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等人的叛变和川东武装起义失败造成了1948年四川党组织的大破坏，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被捕入狱，这血的教训，无比沉重，也无比宝贵。狱中同志对地下党领导人的变节既震惊。又愤恨，对地下党组织所遭到的大破坏，感到无比沉痛，对党的事业的发展也有深深的担忧。他们知道，他们不可能活着出去，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未来，寄托在党的身上。因此，面对不断取得的胜利和即将到来的死亡，他们有许许多多的活要说出来。他们希望执政了的党组织要认真总结和吸取地下斗争时期的经验、教训，他们希望党的事业健康发展，他们希望共产党人一定要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

1948年9月共产党员罗广斌因叛徒出卖，在成都家中被捕，押解到重庆，随后戴着脚镣关进渣滓洞监狱楼上七室，楼七室里有一位罗广斌认识的张国维。他被捕前任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委员，直接领导过罗广斌的工作，互相都很熟悉。张国维冷静分析了罗广斌的情况，他有一个特殊背景的权贵之家，哥哥罗广文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时任第七编练司令官，手握重兵，驻扎四川，并与徐远举有交情，基于此，他估计罗广斌最有可能活着出去。他叮嘱罗广斌要注意搜集情况，征求意见，总结经验，有朝一日向党报告。从此罗广斌肩负着这项特殊的任务，作了一个有心人。他在积极参加狱中斗争的同时，留心观察，设法和同志们交换意见，积累资料。同志们对他推心置腹，充分信任，大家以高度的责任感，以真诚的态度，从党的建设、组织发展、党员教育进行总结，从《挺进报》的大破坏、上下川东三次武装起义失败分析问题，提供情况和意见，有时还能三三两两地进行小型讨论。

1949年2月，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与同室难友刘国志、王朴、陈然进行过多次深入的讨论。白公馆监狱实际上存在一个没有名称的党的秘密领导小组，成员有许晓轩、谭沈明、周从化、刘国志。他们都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在讨论中给罗广斌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营养。

1949年11月27日，罗广斌组织白公馆十九人，在被策反看守的帮助下，成功突围，得以向党报告烈士们的最后嘱托。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罗广斌既享受迎来解放的欢乐又深深沉浸于对死难同志的悲悼之中。为了执行难友们嘱托，他白天在“脱险同志联络处”接待从监狱脱险的同志，并参加筹备杨虎城将军和“11·27”殉难烈士追悼会的工作，晚上就趴在床上奋笔疾书，追记整理同志们在狱中的讨论和总结。12月25日，他向重庆市委递交了《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共七个部分，其中第八部分就是“狱中意见”，共八条：

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

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

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五、切勿轻视敌人；

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

八、惩办叛徒特务。

八条意见，是狱中共产党员的深刻思考，是几百烈士用鲜血和泪水凝铸出来的，字里行间浸透着血与泪。

八条意见，透映着烈士群体和身影，融化着烈士群体无私奉献

和崇高人格的形象。

罗广斌向中共重庆市委递交的

《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

罗广斌与狱中同志“八条意见”的形成

【作者：王庆华】【来源：红岩联线】

1997年《红岩魂》展览再次在全国掀起高潮，其中观众最为关注的就是狱中同志提出的“八条意见”，它是以血的代价换来的，是烈士们用生命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教训。它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带出狱的呢？谈到这“八条意见”，就不得不先谈它的执笔者罗广斌。

1949年12月25日，在“11·27”大屠杀中由白公馆脱险的罗广斌向中共重庆市委递交了一份2万多字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罗广斌1924年出生在四川成都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有同父异母的一兄一姐。他的这个哥哥便是在四川握有重权的罗广文，罗广文在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第十五兵团司令，是四川境内兵力最强的将领，并与西南地区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等人均有交情。

罗广斌从初识世事起便与这个家庭显得不甚和谐，到他成长为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时更与这个家庭发生了第一次激烈的冲突。1939年2月，为躲避日机的轰炸，罗广斌随父母从成都迁到洪雅县城居住，这期间他与同学—一个家道中落的商人的女儿相爱了。他们的恋爱遭到了家庭的强烈反对，“门不当户不对，有辱家风！”，不准说话，不准会面，不准随便外出，这些严酷的家法，使他深深地感觉到这个封建的家庭对他的压迫和专制，处于青春叛逆期的罗广斌彻底爆发了，他与父母闹翻了，甚至与父亲打了一架，同时暗地里与仍与这位女同学保持往来。罗广斌认为从1940年到1943年他过了三年囚禁般的生活，1944年，他脱离家庭进入昆明西南联大读书，西南联大的生活改变了他一生的道路，使他从一个只反对封建家庭的懵懂青年成为一个革命者。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的是马识途，马家与罗家是世交，马识途对罗广斌比较了解，对他的境遇和反抗精神也表示同情和理解，并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1945年5月罗广斌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民青社”，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后来又加入了“六·一社”。1946年，罗广斌毕业后到云南建水县健民中学教书，从此自食其力，摆脱了对他极端厌恶的封建家庭的最后依靠，他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在极端危险的地下工作中释放着被压抑已久的热情，他一边教书，一边开展学运，并参加了《反攻》刊物的印刷工作。1947年，罗广斌被派到重庆工作，1948年3月1日，由江竹筠、刘国鋕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候补期为9个月，同时派他到较偏远的秀山工作。

当罗广斌还沉浸在加入党组织的兴奋中，重庆地下党组织发生了大破坏，这次大破坏几乎将重庆地下党组织逼入绝境，这就是发生在1948年的《挺进报》

被敌人破获事件。此时在秀山的罗广斌闻听重庆党组织正遭受破坏，却不知具体情况，1948年7月底和在秀山工作的陈家骏同志由秀山回到重庆。当时在重庆负责工作的邓照明同志指示罗广斌，利用家庭关系回成都作统战工作，陈家骏同志也去成都。回到成都以后，罗广斌立即找到马识途、齐亮见面汇报情况，马识途认为罗广斌可能暴露，不宜再留家中作统战工作，并要他动身到重庆找邓照明同志去成都商量工作和传达主管西南局工作的钱英同志最近的指示。9月9日下午，警察分局突然来了一个人到罗广斌家中找他母亲，并到花园中走了一圈，罗广斌当时很警觉地避开了，后来他问母亲，他母亲说是来查户口的。罗广斌的母亲虽然不知道他已入党，但知道他的政治态度，见他这样警觉也紧张起来，很耽心他的安全。但是罗广斌找来当天报纸，报上登载全市普查户口，就释然了，以为是偶然的。晚上，罗广斌把后门的钥匙放在枕边，一夜未眠，到天亮以后，才放心了，便一直睡到十点钟。这时，他妹妹来叫他，说有人来，来人自称是马识途派来送信的。这两天，罗广斌正在等马识途同志的联系，所以便相信了，一出去便被捕了。

关于罗广斌的被捕成都稽查处处长周迅予解放后交代：

“左（左志良，重庆绥靖公署二处科长）持徐匪亲笔信面给我，信中内容大概是：‘兹派科长左志良来成都，请兄协助左科长逮捕共产党人罗广斌’等语。我看完徐匪给我的信后对左志良说：‘罗广斌是驻重庆伪兵团司令罗广文之弟，我们要捕他，罗广文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左志良说：‘徐处长已同罗广文商量过，罗广文叫我们逮捕罗广斌的，但不要使他（指罗广文）父母知道。他答应同意逮捕罗广斌的’。我当时回答左志良派人同去逮捕罗广斌，接着我派匪稽查处特务队长张俊良同左志良去研究逮捕罗广斌的办法。过后听到张俊良说造了一封假信。内容不详，以送信方式叫罗广斌出来拿信，就把他逮捕了。”

敌人为什么假用马识途的信件来逮捕他，刚被捕时罗广斌自己也不理解这点，后来叛徒冉益智和他谈话时说他的入党自传是绿色稿笺写的，十几页，这时他才猜想到原因。他的入党自传确是冉益智说的那样，冉益智和刘国定都看过，而在自传上清楚地写了马识途从1940年起便引导他革命，所以敌人用他名义诱捕，罗广斌是一点也不会怀疑的。因为被捕后冉益智曾出面劝降，罗广斌因此认定他是由冉益智出卖的。

实际情况是，刘国定、冉益智被捕后，很快叛变，竞相出卖组织。刘国定被捕后，交出了罗广斌的组织关系，冉益智怕让刘国定抢了功劳，赶快供出了罗广斌的地址，他们联合出卖了罗广斌。

罗广斌被捕后转押到重庆，先关在渣滓洞监狱，又后关押在白公馆监狱。刚被捕时，罗广斌思想上也有很多的想法，在解放后写的一份自传中，他有一段很真实的回忆：

“刚进牢，只有一个感觉，就是‘度日如年’，‘完了’。在混乱中，只记得老马的一句话：不管直接、间接、影响别人被捕，都算犯罪行为！我当时并没有为了人民革命事业，牺牲自己的绝对明确的意志，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不影响任何朋友。”

其实只要罗广斌在“悔过书”上签一个名字，他马上就可以出去，但他拒绝了。罗广斌被捕后在成都审问过一次，转押到重庆后徐远举亲自审讯过三次，刚开始在二处审讯时，徐远举一直“苦口婆心”劝说罗广斌：反正组织已经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