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民本思想和近代民本思想

古代民本思想和近代民主思想

在高中中国史教学中，思想文化史是非常重要的教学内容。中国古代史上的传统“民本”思想和近代史上的“民主”思想又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两大精华。“民本”与“民主”既有其相通性，但又不能等同。

一古代民本思想的发展历程

民本思想也即人本思想，就是尊重人和推崇人，宏扬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主体独立自觉的价值，它突出人的主体性，主张把人当人看待，提倡重视民意，与民同乐。但中国民本思想，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突出人的个性自由与解放和个体的独立发展。中国民本思想立足在血缘关系基础上，以人伦世界、人伦社会为人的生存发展的根本依托，强调人对宗教和国家的义务，强调人对国君的效忠，强调人的社会价值较之于人的个体价值更重要。

古代民本思想产生的主要社会根源一是：由中国古代生产方式决定的。中国古代生产方式是自然经济，大部分民众以种植业为主要物质生活资料的来源，种植业在人们生活和国家治乱兴衰中的地位是崇高的，因而才有了“士、农、工、商”等级序列，可见“民”的地位重要。中国文化扎根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土壤，这自然对民族心理、思维方式产生深远影响。二是由对历代王朝兴盛衰亡规律考察可以看到，民心向背是关键因素。古人常言“水可载舟，水亦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对君主和国家而言，企求长治久安不能不强调“民为邦本”，只有百姓安居乐业，才能为朝廷提供赋役，从而保障社会的稳定；强调“民贵君轻”，人民是第一位的治国思想，是为了警示自己天下得失取决于民心向背，告诫统治者善待人民，否则会被人民所推翻。

古代民本思想经历了从重天敬鬼到敬德保民，再从重民轻天到民贵君轻这样发展历程。

殷商时期，迷信的氛围特别强烈，事无巨细，每事必卜，甲骨文即是为记录占卜而产生。人们祭天地、鬼神，祭星辰、日月，在人们心目中地位最高的是太阳神，以致夏桀暴虐无道，却以太阳自比，曰“天之有日，犹吾之有民”。到了西周，周人把天奉为有意志的人格化的至上神，周王亦称“天子”，是受了“天命”取代商来统治天下的。另一方面，周人又从商的覆灭中认识到“天命縻常”，看到了人民的武装倒戈，才使西周打败了商王朝，这是“天惟时求民主”，“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既而提出“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敬德”才可以“保民”。这开启了春秋战国时期民本思想的先河。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败，原来神圣不可动摇的天——周天子已失去天下共主的身份，天下大乱，礼乐崩坏。现实已动摇了人们对于神圣天道的崇拜。另一方面，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上，突出人的地位。荀子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观点，强调人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天”的地位已开始动摇。与此同时，从君主到一些大臣对“民”的认识都有了新的提高，认识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田氏代齐的重要手段就是收买人心，搞大斗出货，小斗收进，结果“得齐民心”，“民众归之如流水”。孔子提出的“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思想，发展到孟子时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仁政思想，告诫统治者“爱民”、“利民”，轻刑薄赋，听政于民，与民同乐。这标志着民本思想至此真正形成了。

古代民本思想绝没有把民看得比君还尊贵的意思，不但提出“民贵君轻”的孟子没有这样的思想，即使整个封建时代，二千年来的地主阶级思想家无论他如何进步，也难于设想民比君更尊贵。“民为贵”的思想，是为了加强封建君主地位服务的，而不是为民争地位的。但这种思想本身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历代统治者中不乏英明的君主在治国过程中，在重视法治的同时，注意法、德并重兼施，相信“民为邦本”，以德为本，以身作则，行“王道”（以德服人，即通过尚贤使能，节用裕民等有效措施争取人民），治天下就易如反掌。因而

采取一些顺应民心的“仁政”“德政”措施，从而出现盛世、治世的局面。反之，只行“霸道”（以武力服人），只强调法治，而忽视、否定德治，就会导致国家迅速败亡。这尤以秦亡汉兴，隋亡唐兴最为典型。可见由民本思想进而升华为“仁政”“德政“是有利于人民安居乐业，有利于治国安邦，有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

二、近代民主思想发展历程

明末清初，随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新的生产关系的因素产生，古代民本思想得到极大发挥，就是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子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对君主专制独裁进行了深刻地揭露和批判。指责君主制度是“天下之大害”，反对君主把天下当作私产，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君的责任就在于“以天下万民为事”。这种社会政治思想是进步的，可以看作是早期民主思想的启蒙，但它还是与近代民主思想有着区别。

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启始于鸦片战争后。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就介绍了西方的议会制度，称赞美国的联邦共和制，说美国总统以四年为一任，期满更代，“总无世袭终身之事。”选官举贤自下而上公举，“可不谓公乎？”表达了自己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憧憬。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带有民主色彩的平等观得到发展。洪秀全把中国传统农民战争中的平等观与近代西方基督教原始平等观相结合，宣扬“普天之下皆兄弟，一切人皆平等”，主张“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实行一种从生产资料到生活资料的绝对平均主义。农民未能与新的生产力相联系，无法冲破旧的生产关系，因而他们民主性的平等和平均要求就无法实现。直至《资政新篇》，提出了统一政令，以法治国，设新闻官，听取社会舆论，设投票箱，由公众选举官吏等带有资产阶级民主色彩的主张，说明太平天国后期，农民的民主思想开始向具有近代化意义的民主思想转变。

最早开始直接提出“民主”一词的是１９世纪六七十年代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物郑观应。他在《易言》中写到“泰西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早期维新派就主张实行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制。戊戌维新运动期间，民权思想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康梁维新派把近代西方进化论思想与儒家“公羊三世说”相结合，认为人类历史必然将由“据乱世”进到“升平世”，再发展到“太平世”，以此推演出资本主义必然将取代封建主义，主张在中国效法俄日，兴民权，设议院，立宪法，君民共主，实行君主立宪。这是带有深重士大夫味和儒家传统的民主思想，也就决定了它必然失败的结果。

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人权等社会政治学说为理论基础，以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为楷模，强调主权在民，民有、民享、民治，重视三权分立，三民主义中的民权思想集中体现了比较现代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设立了临时参议院，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使得民主观念和制度得到部分实现。中国的民主政治真正开始起步。然而辛亥革命后，虽有了选举、三权分立、国会，实际上人民并未获得应有的权力，因为资产阶级关注的问题主要在于争取建立某种类似西方的政治制度，对真正的百姓的“人权”关心甚少。实践证明中华民国后来只剩下块空招牌。

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开始探索民主的深层意蕴。民主强调人权，强调民主政治的实现必须以个人解放为前提，而个人解放意味着独立人格、自主活动的能力，强调对个人权利的重视，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的自由。他们用平民主义来译释民主，意味着为广大劳动人民谋政治、经济、文化的彻底解放。随着十月革命介绍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这种平民主义便与劳农政治、工人政治、无产阶级政治连接起来，逐渐被更多的群众所接纳、吸收，对以后中国政治影响深远。

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民主是一种与封建伦理道德和专制制度相对立的民主观念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