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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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文化史由两个部分组成:文字记载的和没有 文字记载的,缺少后者,文化史就只有半部。最初认识 到这一点的,是“五四”时期的思想家和
文学家,他们把民间文学看作中国文化史重要的一部分, 整个中华文明不可缺少的部分。收集和整理出版来自民 间的文学资料,也是由他们发起、在延
安鲁艺时期被列入“新文化建设”“正典”的历史工程。 民间文学并非简单地对应于文人创作的文学,而是具有 鲜明的政治思想取向。它是“五四”一
的使命相比,实际上面临着性质相似、层次不同的任务。 一是我们重新处于中华民族文化、思想和精神价值的再 铸造进程中,重视当代民间文学进步思
想传统,对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使命具有重大思想价值。 二是发掘和阐发民间文学优秀传统,对我们深刻理解 “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
历史渊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性有新的认识, 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三是民间文学的人民性传统,是我 们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坚实基础,
新文化新文学建设,起到了核心作用,为新中国人民文 学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德国学者福玛瑞评 价这一走向时说:“他们……力图寻找民
族的文学,并抱有以此为手段改变‘民族性格’的雄心 壮志。我们如果考虑到历史悠久的民歌搜集传统的话, 可以说,这类对口传文学的重视是中国的
一贯传统。”这段话放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确非 常合适。今天我们重新提起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收集和 整理工作,与“五四”时期重铸民族魂
作者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原载于《光明日 报》(2016年08月12日 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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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将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从事 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美国学者洪长泰认为,现当代中国 的民间文学运动被称为“世纪运动”。鸦
片战争以来,激进派学者们寻找中国文化之根的努力, 导致了他们提倡以口语为基础的现代文学语言。“五四” 运动时期,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有意识
地将他们的关注对象转向民间口头传承。“到民间去” 成为一种政治运动。它对于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冲破封 建思想、重视人民创作的倾向,起到了推
的确定。从1950年元旦刊发李伯钊《谈工人文艺创作》、 王亚平《攻破封建文艺堡垒》开始,到随后刊载关于 “东北戏曲改进会成立”“电影制作
贯彻工农兵方向”“北京旧戏曲的改革”,到赵树理发 表《谈群众创作》、王朝闻发表《旧剧演技里的现实主 义》、周扬《关于地方戏曲的调查研究工
作》、艾青《谈“鸿鸾禧”》和程砚秋《西北戏曲访问 小记》等,辅之以展开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高等教 育制度、教科书、学术研究体制等话语讨
动作用,但却属于未能彻底完成的任务。延安鲁艺继承 发扬了“五四”走向民间这一传统,赋予其“民族性” 和“人民性”的重大思想意义。延安鲁艺
把收集、整理民族民间文学,与抗战救亡、与创造新文 学的职能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延伸到今天的新中 国思想文化运动。1940年在《新民主
主义的文化》一文里,毛主席鲜明提出:“中国文化应 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 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
代及其前辈思想家们“重铸民族魂”“中华民族复兴” 整体启蒙思想的一部分。“五四”时期关注来自民间的 文学,乃是出于对“贵族文学”独白话语
体系的反拨,是全社会民主运动的表征。“五四”之前, 梅光迪回复胡适:“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入手,自 无待言。”至“五四”时期,北京大学
校长蔡元培发表启事,成立“歌谣征集处”,向全国征 集民间歌谣,同时发表“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 章”,明确其宗旨“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
因素”区分开来了。延安鲁艺以学习民间文艺作为方向, 培养了一大批新中国文艺工作者,创作了大批优秀的文 学艺术作品,奠定了新中国文艺事业的
发展方向。例如延安鲁艺正式成立了“中国民间音乐研 究会”,确定了宗旨为:开展有计划、有组织对民间音 乐的采集、介绍和研究工作;对大量优秀
的传统民歌、小调、歌舞进行加工和改编,从而产生了 不少优秀的“民歌改编曲”。民间文学传统形式经由赵 树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袁
章竞《漳河水》、李季《王贵与李香香》等创作,为新 文学树立了榜样。新中国文学弘扬了延安时期重视民间 文艺中的人民性传统。新中国成立之初,
最重要的文艺话语乃是宣传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 打破封建文艺观占领的报刊、舞台、银幕等阵地,普及 民间文艺民主传统,建设“人民的文学”
观念。1949年北平解放之际,新中国文艺工作者最主要 的工作,乃是宣传民族文学形式和新民主主义思想内容 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系列文章
是建设新文学不可缺少的丰富资源。与“五四”时期和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间文学研究不同,当代民间文艺学 家所处的思想层次和学术水平,不允许我
们再仅仅做简单的收集、整理工作,而是要求学者在坚 实的材料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发掘和阐释民间文学中的 思想、文化和艺术资源,在马克思主义的
指导下,参与到新世纪中国美学精神的构建和阐发工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 之中。做到这一点,我们新中国的文学史,就将比以往 更为坚实、更具有鲜明的中国话语特点。
。”他特别强调的“民族的形式”实际上多半指的就是 民间文化,特别是民间文艺。毛主席所提出的这一文化 思想,在《讲话》里得到充分阐发,长期
以来指导着我党的文化建设。毛主席是“五四”新文化 运动一代人,他本人对民间文学的认识并非简单止于概 念和观念,而是内心真正喜爱的,也确实
做过指导学生收集民间歌谣的工作。他非常清晰地把 “所有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糟粕产品”,与“民间文化的 精华部分或者与那些天然的民主的和革命的
见诸1949—1950年之间的《人民日报》。1949年3月25日 起,《人民日报》集中发表有关文艺的专题文章、综论, 涉及到“停演迷信淫
乱旧剧”“文艺为工农兵的方针”“年画的装饰性与现 实性、人民性”等问题,秦兆阳、蔡若虹、江丰、罗合 如、刘念渠、梁思成、沙均和犁草,以及
张映雪等人分别就改革旧剧、国画、平剧、城市规划、 秧歌舞和新洋片等方面的问题发表文章,直接影响到新 中国文学“人民的文学”基本方向和路线
论,昭示着延安时期来自民间文学的平民大众文学路线、 服务人民大众的文学发展方向,真正在新首都、新中国 确立起来。可以明显看出,延安时期强
调的人民文学传统,在谈论文艺问题的过程中处于核心 位置;以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为指导的新文艺路线,迅 速成为北京文艺的主流,同时,来自延安
的文艺工作者也成为新中国文艺话语的拥有者和叙述者。 可以说,收集、整理、改造民间文学,对于“五四”新 文学运动、延安鲁艺到新中国建立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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