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生命的气息逗留——浅谈《日光流年》

命运之神没有怜悯之心，

上帝的长夜没有尽期。

你的肉体只是时光，不停流逝的时光，

你不过是每一个孤独的瞬息。

-------博尔赫斯

夕阳终于开始沉落，像等待了千万年那样久，久得让人精疲力尽。夜晚很快就要降临，带来无边的黑暗和寂静。趁着这快要沦落的温暖，突然想起了博尔赫斯的《你不是别人》，与《日光流年》一般，同样的抗争，却也是同样的悲剧和流离。耙楼山的故事如一团不肯被囚在牢里的火，碎成烟雾，在空气里慢慢地溢散，晕染着生和死纠缠的宿命。“嘭的一声，司马兰要死了”，故事却要开始了。

《日光流年》叙述故事的风格和形式都是奇特而罕见的。“司马兰的妻哥杜柏正悬在那边的坡地放羊，蓝汪汪的羊叫声，连天扯地弥漫了整个山脉。”《日光流年》开头的这段描写在第一时间就让感受到了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所有的时间和空间都浸在这蓝汪汪的光色中慢慢地流动着，似静止而又绝非静止。那种诡丽的颜色似乎也溢出了书页和山野，弥漫了我的视野和心灵。到我读完整个故事，这种感觉更浓烈了，但阎连科的这种魔幻现实主义是区别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他不仅结合了西方的魔幻主义，更继承了我国古典文学传承至今的神秘主义和本土的宗教色彩，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生存繁衍的黄土地，天真而不荒诞，具有开创性而又接地气。因此相对于魔幻现实主义，我更愿意称这种风格为中华民族本土的“神实主义”。用“神实主义”谱写的《日光流年》就像是沁入了我们民族血肉的一首神话史诗，也确实像扯着嗓子和心肺喊出的一曲纯粹空明而不失质感、高昂热烈而又夹带心酸的绝美长调。

阎连科在写《日光流年》时采用了在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中前所未有的“倒放”式文本，即逆向推进故事的发展进程，将司马兰的一生生死置换，故事的开头就已经道出可结局，而传统意义上的开始却又藏匿在故事的最末端。英国“文坛教父”马丁?阿米斯的代表作《时间箭》就是采用了这样一种手法来叙写故事。《时间箭》是马丁?阿米斯的一部伟大的探索杰作，作者在小说形式上作了极其大胆超凡的尝试，用最特立独行的手法和笔触为全人类开启了惊人的深度和无边宽广的阅读视野，成为文学史上“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枢纽作品”的伟大丰碑。《时间箭》的故事讲述了一位纳粹军医的一生，但在小说的开头便将军医置于死亡的境地，然后随着作者精心的编排，令其逐渐走回老年、中年、少年、童年，直至回到母亲的子宫。到此为止，似乎《日光流年》和《时间箭》如出一辄，但是《时间箭》的这种逆推属于绝对的逆向记述，将纳粹军医从死走向生的过程写得十分符合完全的逆顺序规律，使阅读视角的转换显得很完整，而阎连科的《日光流年》虽然也采用倒放式手法，可每写到一段故事时，本段故事又以顺序写成，独立在整个小说框架之外，组合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读后，又多出了几分韵味，这种文学意义上的吸收和创新对于整个文学创作而言也是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的。

《日光流年》全书由五卷组成，第一卷叙述主人公司马蓝的死亡前奏和尾语，第二卷叙述司马蓝继任村长和担任村长后的奋斗，第三卷叙述蓝百岁担任村长时的故事，第四卷叙述司马蓝父亲司马笑笑担任村中领袖到最后死亡的经历，第五卷叙述杜拐子作村长时的情况以及司马蓝的童年生活及其出生，整个故事横跨了我国建国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整整四十年的时间，以司马兰为核心讲述了三姓村四代村长为破除本村人活不过四十岁的诅咒而各自的努力。

《日光流年》的整个故事是充满宗教和悲剧色彩的，而这种宗教性和悲剧性也是不可分割的。它的宗教性在于这个故事始终有一个信仰力的存在，三姓村的每一代村长都在为延长村民寿数而努力，虽然他们的方法不同，但他们始终坚信自己能够带领村民走出命运的圈子而看见崭新的天地，这和阎连科在第四卷《奶与蜜》的每一章开头都会引用的《出埃及记》其实是一个故事，村长的存在就是摩西，只不过差别在于摩西最后胜利了，而村长们失败了。是不是只有神的指引才能让人寻到奶与蜜？是不是所有人为的努力在天意面前都是虚无和徒劳？这个话题似乎又可以归结到《日光流年》的悲剧性了。在《日光流年》的诸多人物中我最喜欢的是蓝四十这个女性人物。她就像一坛最纯烈的酒，即使无人问津，也酝酿着自己的美好。蓝四十并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好女人，因为她做过皮肉生意，还被侮辱为“肉王”。可谁又看到过她付出这一切的真正原因？她第一次失去贞洁是为了全村人着想，是迫于全村人和她最爱的那个人的央求，她用自己的身子换回县镇书记带领一帮人来为三姓村翻新田地。她一生没有收获爱情，受尽了杜竹翠的谩骂戏谑，人到中年甚至还要重新做皮肉生意为司马兰赚做手术的钱。其实蓝四十一切都可以忍受，但她不能忍受她所有的付出没有得到回应，司马兰始终在回避着他，即使口中说着各种承诺却总是食言，直到两人生命皆去才相守在了一起。她最让我震撼的的故事是在司马兰的女儿想自己做皮肉生意来破坏她和司马兰承诺时，忍住了司马兰女儿的谩骂侮辱而将那个客人引入自己的房中，维护了那个女孩儿的贞洁。蓝四十有一条绣着白莲花的底裤，在司马兰的女儿愤怒时被撕碎了，但我却仿佛看见在那些碎片中悄然绽放了最圣洁的莲花。她让我想起了巴比伦宗教里祭神的妓女，奉献自己的一切来维护自己心中的执念，在世俗眼中，她们是最肮脏的，可在宗教的香火里，她们比世上的任何人都干净、纯粹。

《日光流年》的悲剧性不仅是自然性的，更是人性的，深沉而阔大，所有的希望，看见的、看不见的都在我的阅读视野里慢慢崩塌和瓦解。我个人人为，《日光流年》的悲剧性首先在于三姓村的遭遇。因为三姓村是处于耙楼山深处的一个小村庄，位于三个县城的交界处，不仅是地域归属不明，甚至在地图上它都只是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小黑点。这样一个村庄在我们眼中似乎已经近于陶渊明描绘的桃花源了，可能不会太富有，但胜在不会受到外界的干扰，居民都会长治安定。但它的悲剧就在于它看似逃出了尘世，可外界的一切都在影响着这个村庄，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三年自然灾害、大炼钢铁、社会公社、直到最后那条被工业污染的希望之河，所有藏起来的变化都酝酿着这个世外村庄的沧桑境遇。而这些变化之后的某些东西就像像幕后的推手，一步步将这个村子推向了深渊。其次，故事最核心的悲剧性就在于人的悲剧性。帮助自己的村子走出困境本来是一个很高尚纯洁的愿望，但却必须依附、寄托于权力这样庸俗的介质，在争夺权力期间展开描写的各种龌龊和情感纠缠将这种悲剧性描绘的淋漓尽致，而更悲剧性的在于当事者都明白这个事实，但又不得不深陷其中不能自拔，逐渐地似乎连信仰也成了权力的附庸。四代村长中最符合殉道者和圣者形象的我认为并不是主人公司马兰，而是司马兰的父亲司马笑笑。司马笑笑是唯一一个真切与命运交换自己最珍贵宝物的人，他为了让村民在自然灾害中生存下去而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让村里残疾畸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