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闲情偶遇》有感

诚如李泽厚先生所言，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乐感文化，这种文化是“审美型”的，而非以原罪为根源的宗教文化。古代中国文化，无论儒、道还是墨，无不重生而乐生。由对生命的肯定到对生生不息的赞美讴歌，这是根植于传统文化深层的生命哲学的体现。古人视天地宇宙为有生之宇宙，“天地之大德曰生”，而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和谐共处，本质上是一种生命的和谐。这种生命的和谐表现在情感之上即为“乐”。人人皆追求乐，自然万物也追求乐。乐就是生命的昂扬奋发。由此意义上，李泽厚才提出，“乐在中国哲学中实际上具有本体的意义”。其实，求乐避苦当为人之常情，非中国人所独有。中国人所追求的乐，是此生之乐，此世之乐，这却是与西方宗教文化相异之处。从孔子的“暮春舞雩”之乐，到孟子的“人生三乐”，再到程子门前草不除，以观其活泼生意；朱熹提出“玩物适情”之说，再到王阳明明确指出“乐是心之本体”，至此，乐在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中的地位已不言而喻。乐，本质上是一种感性境界。儒家最追求乐，但以伦理纲常面孔出现的儒家思想也最易使人无乐。传统儒士那种道貌岸然的样子很难让人将其与乐联系在一起。至阳明心性之学以乐为心之本体，倡宇宙人生无非至乐之地；阳明以后明清纵乐适情风气大开，于此不无关系。明清是古代闲适文学极为发达的时代，有大量小说、小品文为证。与此相应的是社会风气的转变，游玩娱乐之风最为盛观。其原因盖有三：一是心性之学流行，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二是商品经济的发达，市民社会的膨胀，游玩纵乐需求旺盛；三是当时社会政治险恶，很多文人士大夫索性纵乐于游园珍玩之中，一则避祸，二来可以怡情养性。

李渔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他的代表作《闲情偶寄》可以说是明清社会闲适文化的一个缩影。书中对生活起居的事无巨细的描写，皆显露了当时以李渔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所追求的那种闲情逸致，也可以说是一种乐趣。在李渔的笔下，下至吃喝拉撒，上至园林辞章，无不乐趣横生，妙趣盎然。正如其所说“若能实具一段闲情、一双慧眼，则过目之物尽是画图，入耳之声无非诗料”。其又曰：“若是则身非身也，蝶也，飞眠宿食尽在花间；人非人也，仙也，行起坐卧无非乐境”，李渔的生活不愧为一艺术的生活、审美的生活。这种生活所追求的，也是最终体现出来的无非是一“乐境”。乐境之所乐，其实正是一种“诗意的栖居”。在这里，我们主要谈一下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对于“乐”的理解。

伤哉！造物生人一场，为时不满百岁……况此百年以内，有无数困苦、疾病颠连、名缰利索、惊涛骇浪，阻人燕游，使徒有百岁之虚名，并无一岁二岁享生人应有之福之实际乎！李渔看到，此不足百年之人生，充满了困顿艰险；但其并不以此为真正的人生。他认为真正的人生是“追欢取乐”，是“享生人应有之福之实际”。然而，人生到底是苦多乐少，苦之极致无过于死亡。李渔并没有回避这一点，而是去直面惨淡的人生。他认为死亡正可以使人知人生苦短，及时行乐之理。不知道“行乐”则不可以养生：

兹论养生之法，而以行乐先之；劝人行乐，而以死亡怵之。欲体天地至仁之心，不能不蹈造物不仁之迹。

何为“天地至仁之心”？李渔常称自己为儒生，儒家认为天地之心为仁，又曰心之体为乐。可见，乐在李渔这里也具有了人生本体意义的层面。

然而在现实社会，人生苦短，而又常常身为形役，人们往往越是想追求乐境越是深觉人生苦难，烦恼丛生。李渔则认为，人人可以行乐，无论贵贱凡圣。他在《闲情偶寄》中具体分析了贵人、富人、贫贱行乐的方法，也分析了家庭、道途行乐之法。其实不止这些，关于行乐的个中三昧可以说体现在这本书的始终。我们从中概括出李渔的行乐三途，即：为乐由心；顺情遂意；标异立新首先看“为乐由心”。李渔认为“乐不在外而在心”，“心以为乐则是境皆乐；心以为苦则无境不苦”，也就是说生活是苦还是乐，完全由心来决定。这显然是受了王阳明心性之学的影响。人之所以感到苦，是因为“万几在念，百务萦心”。在叔本华看来，人的各种欲望（即意志）是一种强烈的冲动，永远得不到满足，因此生命本质上是一种痛苦。而这种痛苦的原因则“大半不是实际的现在，而是抽象的思虑。这思虑才是常使我们

难于忍受的东西，才是给我们制造麻烦的东西。”所谓“抽象的思虑”在李渔这里无疑是指“万几”和“百念”，而“实际的现在”则可当指李渔所说的“此事”、“此得为之地”：

凡我分所当行，推诿不去者，即当摒弃一切，悉视为苦，而专以此事为乐。又曰：

为公卿将相、群辅百僚者，居心亦复如是，则不必于视朝听政、放衙理事、反躬行已之外，别寻乐境，即此得为之地，便是行乐之场。

在自己职责、能力范围之内，做应当做而且能够量力而行的事，李渔认为这就是处于“乐境”了。他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用“退一步法”，即“以不如己者视己，则日见可乐”，“应行之外，不多一事”。由此则“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不辱不殆，至乐在其中矣”。

卢梭认为分内之事即自己的欲望与力量相符合。由此可见，李渔虽极力劝人行乐，但也并非让人纵欲，而是要让人知足常乐。所谓知足即控制欲望；而且要明智，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应该做什么，量力而行；通达此理，则事事皆乐为之，以此则无境不乐。

贵之人用退步之法，可以控制膨胀的欲望，由以取乐；穷困之人用退步之法，可有精神胜利法之功效，聊以自慰：穷人行乐之方，无他秘巧，亦只有“退一步法”……所谓退步者，无地不有，无人不有，想至退步，乐境自生……凡行乐者，不必远引他人为退步，即此一身，谁无过来之逆境？……其裨益有三：孽由己作，则可……视作前车；祸自天来，则可止怨释尤，以弭后患；至于忆苦追烦，引出无穷乐境。

再来看顺情遂性。朱子认为心统性情，性体情用，情性一也。传统儒家并不抑制情性的抒发，只是情性的抒发要在理、道的规范下才行。至朱子提出“玩物适情”之说，也被笼罩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阴影之下。有明一代性情之维得到充分的张扬。先是阳明心学开其导，阳明后学尤其是泰州学派更是对程朱理学以“理”抑“情”的理论进行了激烈抨击。这对当时文人士大夫的思想影响很大，从汤显祖的《牡丹亭》中对情的讴歌，冯梦龙的《情史》以情立教等即可见一斑。而李渔的《闲情偶寄》更是把“情性”作为解脱人生苦难、困病的良药：

因思诸疾之萌蘖，无不始于七情，我有治情理性之药，彼乌能祟我哉！

李渔认为人之一生，必有“偏好偏嗜”之物、急需之物、契慕之人。这些人、物都是情之所钟，一往情深；得之则喜，不得则忧。要想人生至乐，并不是要绝情弃欲，而是要顺导。正所谓“人为情死，而不以情药之，岂人为饥死，而仍令戒勿食”。

天下之人，莫不有乐为之一事，或耽诗癖酒，或慕乐嗜棋，听其欲为，莫加禁止，亦是调理病人之一法。

正如冯梦龙所言“生在而情在焉。固人而无情，虽曰生人，吾直谓之死矣。”人皆有情，情之所发必求满足。压抑情性必为人生至苦，至恼。顺情自然，满足之，导遂之，才能达到乐而不忧。

但是顺情不是穷奢极欲，也定要量力而行，否则过犹不及，反令情性折损枯竭，欲乐不得：5

昔未睹而今始睹，一钱所购，足抵千金。如必俟希世之珍，是索此辈于枯鱼之肆矣。

最后再看为乐之法第三，标异立新。

李渔自称性不喜雷同，“好为矫异”，这当是其个性独立、自由的体现。然而追新求异，从另一侧面可以看出他无时不在追求生活的乐趣。所居、所见皆为雷同、守旧，则生活便没有活泼之生机，遑论快乐可有呢？

幽斋陈设，妙在日异月新。若使古董生根，终年匏系一处，则因物多腐象，遂使人少生机。李渔认为平日所见所触，都能陶冶心境。要想使心境活泼快乐，所见所触也要呈露活泼快乐生机。

标异立新其实就是要给人一种耳目一新、与众不同的感觉：

锦绣绮罗，谁不知贵，亦谁不见之？缟衣互裳，其制略新，则为众目所射，以其未尝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