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剧界认识和运用斯坦尼演剧体系的误区及问题

【内容提要】我们认识和运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的误区和问题，主要可概括为走向两个相对极端的方面，即或者局部并机械教条神圣化地推崇并不加分析批判地接受斯氏“体系”，或者持历史虚无主义态度片面极端地将其全盘否定。

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

【关键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误区及问题/思维方式
【正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是世界上著名的演剧体系之一，对我国的戏剧、电影、电视创作一直发挥着巨大的积极作用。

但在对斯氏“体系”的认识和运用上，我们还存在着许多误区和问题，影响制约了我们戏剧及影视创作水平的提高。

因此，对这些问题的分析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过去我们一直把斯氏“体系”当作舞台创作的主要原则和方法，由此给戏剧创作和研究带来了许多负面的消极影响。

结果要么机械教条神圣化地推崇并不加分析批判地接受斯氏“体系”，要么持历史虚无主义态度片面极端地将其全盘否定。

下面就这些误区和问题的具体表现情况及其深层原因进行具体的分析论述。

一、局部并教条机械而非系统及科学有机地认识运用斯氏“体系”
有人误将斯氏前期的戏剧思想当作其全部的戏剧思想来看待，对其后期不断变化发展的新思想认识不足，还有人误将其表演观念与其整体的戏剧美学思想等同认识。

具体表现为：在看待处理体验与体现的关系上，重视前者忽视后者，轻视形式，具有自然主义倾向；在演员与角色关系的认识上，强调演员化身为角色，而对斯氏后期所强调的演员从自我出发来认识演员与角色的辩证关系认识不够，对演员创造过程中的第一自我的主体创造性有所轻视；在具体创作方法上，更强调前期案头分析及静态心理体验，即斯氏早期着重从内到外的创作方法，而对斯氏后来所追求的“心理形体动作法”，即要求从外到内、内外结合的创作方法认识不足；在对方法与观念的认识上，将一些表演创作方法当作了戏剧美学观念来认识，等等。

以上存在的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

在学习斯氏“体系”的早期，由于资料不全，客观上限制了人们对斯氏“体系”的全面认识。

如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对斯氏“体系”的学习成为一股热潮，但由于当时对斯氏思想介绍非常零散，对斯氏“体系”的了解非常不系统，学习和运用起来有很大局限和误解。

据原抗日救亡演剧九队的成员吕复、赵明回忆，“当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的自我修养》第一部刚有不完全的译本问世，斯氏作为这部书的引子的《我的艺术生活》也刚有一些片断在刊物上译载出来，我们如获至宝似的抓住这些论著的一部分，视为经典，结合我们的实践，进行创作上的尝试，创作氛围是异常浓厚的。

例如排演场的墙壁上贴着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格言，排演场的空气十分安祥肃穆。

排演前进行长时期的案头工作，分析、对词、排演中，导演团的成员不断探讨，并分别帮助个别青年演员进行单独排演，以克服各个困难，达到整个排演的平衡发展，情绪十分集中，创作劳动也是十分强烈的。

排演的结果自然突破了我们以往的水平，在演出上创造了一番新气象。

过去我们演独幕剧，人物性格发展总是有限度的，这次展开了比较深广得多的创作领域，又接触到若干人物的细致而复杂的内心生活，从而领悟到一些表演艺术的奥秘，感受到较多的创作喜悦，这都是可喜的收获。

但，这必竟是我们在战争期间经受一些较复杂的创作任务磨练的开端，我们的技术还很不熟练，加上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学习，根据残缺不全的一鳞半爪的材料，只能一知半解，断章取义地去领会，根本没有窥见体系的全貌。

因此只有牵强附会地摸索，过去有经验有锻炼的演员可能摸索得多一些，没有经验，也没有锻炼的演员就不得其门而入。

例如当时对词是列为排演的必经过程，按部就班，一幕一幕的对，甚至全剧总对，直到全部台词纯熟，想象中的角色在演员心里逐步活起来，才行动起来，进行排演。

这样，有的演员台词虽然纯熟了，但一经排演就不知道如何动作，台词是一回事，动作又是一回事，格格不入，形成僵局！”[1]
这段史料反映了当时戏剧创作的状况。

从中我们了解到，尽管斯氏“体系”对当时戏剧创作的科学化起了积极推动作用，但当时人们对斯氏“体系”特别是“体验”的学说还有很多误
解。

一是误认为要如自然生活形态那样在舞台上生活，二是以为演员应努力完全化身为角色。

应当说这也正是斯氏本人前期及中期戏剧思想的反映。

这样的理解导致演出中闹出了许多笑话，如著名“体验派演员”塞克在舞台上曾痛哭流涕，当其他演员提醒他应注意分寸时，他非常生气，认为打断了他真挚宝贵的“体验”。

再如，据严正回忆说，他在一次演出中负责效果，却由于演员在台上体验过程拖得过长，等得太久，竟躺在天幕角上睡着了。

结果是等演员“体验”完了，却没了效果。

[2] 这些在今天看来都很好笑，但在当时却是出于真诚的“误解”。

这种误解与当时人们将斯氏“体系”神圣化和教条化的倾向有关。

李紫贵在40年代初学习斯坦尼“体系”时就遇到过这种情况。

他得到了一本有关斯氏体系内部技术的小册子。

他学了就用，“比如读到‘注意力集中’时，他就到台上去运用‘集中’，一味地‘集中’，以致全身紧张，发硬、发僵……后来他读到了‘肌肉松弛’，又误认为‘松弛’就是松劲儿，于是在台上又松松垮垮、随随便便。

”[3] 这种情况在当时也很典型。

另外，由于当时单纯地追求生活的自然和内在的真实，虽然演出自然真实了，创作上也基本和谐统一，但却导致只追求人物的内心体验，不讲求演出形式和演技的现象，完全生活化，演出平淡平凡，缺乏鲜明的戏剧造型能力，缺乏强烈的戏剧艺术冲击力和感染力。

这种现象在当时也曾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讨论，在当时大后方的重庆前文所提倡的有关“建立现实主义演剧体系”的讨论中，黄舞莺、存疑斋主、陈鲤庭、史东山、刘念渠、陈治策等人都纷纷著文发表意见，要求既要有真挚的情感体验，也要有鲜明的形式。

但是，实践中较为普遍的情况却是，“学习‘体系’偏重体验的演员对外形动作的形式演技已不大重视，或是在舞台上以形式演技获得成功，但在理论上却不敢谈论，害怕它与‘体验’相违背，虽然这种情形在《屈原》、《风雪夜归人》、《北京人》等剧演出后稍有好转。

”[4]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的稳定和中苏友好关系的加深，对斯氏“体系”的介绍要系统全面得多了，但许多问题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对此，焦菊隐曾在1959年写的《略论话剧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一文中尖锐地指出，“我们有时以为要求忠于生活便是要求把琐碎的生活搬上舞台，要求内在的体验便是削弱甚至取消外部动作，要求真实便是只要自己感觉真实而不管观众感觉真实不真实，因此，比如一句话最简单的台词，也必须经过半天的思索才说出来，把戏拖拉得像温汤水……应该坦白地说，形式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残余，在我们的表演和导演工作上仍然存在着。

”[5] 可见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是人们把斯氏“体系”神圣化，在实践中将其教条化运用。

这与当时艺术观念的意识形态化有着密切关系，政治观念上的认同和排他性，导致了戏剧观念上的单一及独尊一家，在一段时期里，达到了“非斯氏勿动，非斯氏勿听”的地步。

创作中也因此出现了很严重的概念化和公式化倾向。

这一问题在1956年的全国第一次话剧会演中就表现得很突出。

另外，人们也由此认识到，如何将学到的斯氏“体系”与自己民族的特点和传统结合起来，也是一个急需探索的问题。

对此当时参加观摩的许多外国戏剧同行都曾提出过中肯的意见。

不久，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先后发表谈话，要求艺术创作要有自己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

话剧民族化和探索建设中国演剧学派一时成为人们创作和研究的重心。

对于体验与体现以及体验与表现、演员与角色的关系，当时人们认识也不明确。

大家所看中的仍主要是斯氏早中期的演剧思想，而对其后期的“形体动作法”重视不够，神圣教条化的倾向，更加重了这种状况。

而同时，此时期请来的前苏联专家，也一致要求体验而反对表演情感和形象，因而使得人们在演剧观念中更注重体验和化身，不自觉地忽视和轻视体现和表现。

其实，对于这种现象许多人早有困惑，只是还没有完整清晰的认识，更没有自觉地进行质疑。

1961年朱光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介绍狄德罗关于“演员的矛盾”及关于表现派演剧观念的文章，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一场关于体验与表现、演员与角色、理智与感情、理性与感性等一系列有关表演艺术重要理论问题的大讨论，一直持续到1962年。

这场大讨论
带来的反思使大家开始重新校正对体验与体现和体验与表现等关系的认识，对以前所认识的斯氏“体系”进行重新审视。

丁里说：“如果说在表演艺术上还有些不足之处的话，我感到在一般的情况下，问题不是在体验方面，而是在表现方面不敢于大胆地去表现，形成了：体验的功夫下得多，而表现的功夫下得少；内心的世界探索得多，形体动作探索得少；内部技术办法多，外部技术办法少，其结果就是动于中者多，而形于外者少。

”[6] 对斯氏后期“形体动作法”思想已深有研究的焦菊隐更加清醒地指出，斯氏本人对体验与体现、演员与角色的关系的认识是很辩证的，既讲体验也重视体现，体验在前，体现在后，二者是统一的，并且这种统一是在具体的排演实践过程中进行的，问题不是出在斯氏身上，而是由于我们在理解斯氏上出了偏差。

他说：“以往我们谈表、导演问题太抠书本，实际上是很复杂的。

比如说书上讲：只要演员在‘规定情境’中真实地生活，观众就会相信。

表演教师也这样说。

但有时演员在台上真实地生活，观众却在打瞌睡，或者观众不明白演员在干什么。

这是由于演员没有找到一种方法把自己的真实生活传达给观众。

所以，演员即使真实地生活在舞台上，而未找到正确的表现方法，那观众就不一定承认你做的就是真实的，因为他没有受到感染。

可见演员的表演首先是体验，然后是体现，这里有演员的技巧，要下工夫找到一种形式，把自己的体验传达给观众，让他们也体验一下。

”[7] 焦菊隐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辩证地看待体验与体现等关系的问题。

而另一位有丰富创作实践经验的表导演艺术家金山对此看得也很辩证，他从自己的切身创作体会出发，对体验与体现的关系概括道：“没有体验，无从体现；没有体现，何必体验；体验要深，体现要精；体现在外，体验在内；内外结合，相互依存。

”[8] 这种概括实在是再切合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