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学形成的原因

浅议程朱理学形成的原因
程朱理学又被称为道学或新儒学，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重要内容，是中国传统儒学走向成熟的标志，不仅对宋元明清的历史，甚至对当今的社会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程朱理学摒弃传统的训诂、义疏，直接从经书原文中阐释义理性命（指人的本质及其根源），因此被称做“性理之学”简称“理学”；同时认为这种理学是由孔子传给子思，子思再传给孟子的，而他们自己则是继承了孔孟的道统，于是又被称做“道学”。

程朱理学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同时吸收了佛、道思想，与之前传统的儒学又有明显不同，所以现代中国和西方的学者往往将它称做“新儒学”。

我在讲授“程朱理学”的过程中，翻阅了多种版本新教材的相关章节，认为这些章节对“程朱理学形成原因”的阐述都比较简单、模糊。

在同学生沟通的过程中，学生认为，学完之后，仅仅知道理学吸收了佛教和道教的精华泛泛之论，对于程朱理学到底是怎样形成的等问题还是弄不清楚。

为了弄清这些问题，给学生一个明确的回答，我在查阅参考书和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谈谈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一、政治原因
唐末五代十国时期，政权更替频繁，朝秦暮楚的臣子不少，社会风气及士人的气节败坏殆尽，政治风气也随之腐化，纂弑杀戮时有发生，影响政权的稳定和社会安定。

故宋朝统一后，为了改变社会及政治上的颓风，加强中央集权，适应新的政治形式，北宋朝廷要
重新确立有效的官方意识形态，实现北宋王朝的长治久安，封建统治者确立了重文轻武的统治政策，倡导纲常气节。

宋代学者戒五代之混乱，为挽回世道人心，重新提倡儒学，并为能与佛学相抗衡，同时也吸收道教中关于宇宙的本体的概念，将其作为建构理学“宇宙论”“本体论”的重要部分。

但是，理学家著述立法的目的在于救世济民，从学问修养上挽救社会，寻求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因此，他们仍以伦理为主，自觉地倡导春秋尊王大义，高调倡导孔孟纲常。

于是，儒、道、佛三种思想糅合后，便产生了“理学”。

二、经济原因
唐宋之际，中国古代经济领域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一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私欲享受等现象的盛行；二是随着封建租佃的发展，地主对佃农的直接控制相对地削弱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地主阶级无法阻止的。

为确保对农民的剥削和统治，地主阶级除强化中央集权外，又迫切需要建立一套能把自然观、认识论以及道德修养方法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精致哲学，全面地对自然、社会、人生问题等作出有利于地主阶级的解释，来维护对农民的剥削和统治。

汉儒的章句训诂之学，当然不能适应这种需要。

赤裸裸的天命论虽然仍是地主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思想武器，但这远远不能适应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于是以“禁欲”“穷理尽性”为主要内容的程朱理学便应运而生。

三、民族原因
初唐、盛唐时期，唐朝统治者奉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再加上大唐
国力强盛，因此，这一时期民族融合趋势加强，各民族之间和平相处，相安无事。

但是，安史之乱改变了这种状况，安禄山、史思明都是少数民族人，其军队中多数人也属于少数民族。

安史之乱后，中国西北部的少数民族如沙陀、契丹等势力崛起，严重威胁中原王朝的统治秩序以及传统的大一统观念，中原政权与少数民族的民族矛盾也空前的尖锐起来。

在这种背景下，一些认为造成中原王朝由盛转衰的主要原因在于夷狄作乱，因此对少数民族的看法也由开放包容趋向排斥敌视，他们要求建立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来强化“夷夏之防”，即丑化或敌视夷狄文明，美化中原汉族王朝的优越地位，论证并非大一统王朝的宋代统治的合理性。

于是，以“尊王攘夷”“内敛”为主要内容的程朱理学受到宋代统治者的青睐和推崇。

四、阶级基础
从唐代到宋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一个大的变化就是门阀士族解体、庶族地主阶层兴盛（成为“四民之首”）。

魏晋以来，门阀士族往往是经学世家，掌握了一定的儒家经典的解释权。

庶族地主阶层要在意识形态上有别于没落的门阀士族，体现并保住“四民之首”的特殊地位，就需要建立一种能使他们更深刻地认识和指导社会及人生的哲学。

为此，庶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抛弃传统的汉唐章句之儒学，结合时代潮流和社会现实，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勇于儒学的理论创新，表达自身的诉求和意愿，这种新的儒学意识形态就是理学。

五、思想原因
从政治、经济、民族、阶级等方面的分析可知，当时需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毫无疑问，儒家学说仍然是重建意识形态的主要思想来源。

但传统儒家学说却面临着新的发展危机。

首先是注重训诂考据的汉唐经学，致力文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分析，偏重书本研究而忽视先贤遗志，这种烦杂的治学方法，舍本逐末，缺乏哲学上的推理系统，难以满足好学深思之士进一步探求的欲求，与孔、孟、荀“尊德性”“论政治”的学风日远，毫无实际意义；其次是佛教和道教的盛行，严重冲击着儒学的独尊地位。

怎样改造儒家学说呢？现成的办法就是继承韩愈等人发起的儒学复兴运动，适应南北朝以来儒、佛、道三教融合的趋势，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吸取佛、道两家的思想武器，从佛、道两家学到儒家历来不擅长的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推理的本领，甚至直接用佛、道两家的概念和命题，创立了以儒家为中心，糅合儒、佛、道三教为一体的新儒学。

要改造，就不能笃守旧法，墨守陈规，搞什么章句训诂之学；要创新，就必须突破藩篱，乃至于攻破本经、删削经文以就已意阐发义理了。

因此，在此过程中，儒家的治学方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同时，为了适应抽象玄奥的哲学思辨，儒学家刻意抬高了部分儒家文献的地位，如《大学》《中庸》原本是《礼记》中的部分章节，但是《大学》《中庸》讨论的问题较为深奥抽象，属于形而上学的东西，有发挥的余地，所以单独提出和《论语》《孟子》一起被尊为“四书”。

另外，抽象玄奥的《周易》、政治性突出的《春秋》的地位也进一步得到强化。

六、其他有利条件
第一，印刷术的更新和应用。

唐代以前的书籍多是手抄本，故流传不久，到唐代已经有了雕版印刷术，至宋代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使书籍流传更快，理学传播得更广，从而促进了理学的发展。

第二，私学及书院制度的盛行。

私人讲学之风盛于宋代，私人讲学多重视修身之学，而少谈治世之学，并且重视经义研究和道德教育。

第三，宋代重视文治，思想环境相对宽松。

宋代统治者虽然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但同时尊重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的自由议论。

宋太祖曾立下誓规：“不杀士大夫”，而且“不欲以言罪人”，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宋代诸子凭借自身的睿智和敏感，对儒家经典提出多方面的质疑，从而使宋初的疑传疑经思潮达到高潮，使儒学从章句之学发展成为义理之学。

（责任编辑刘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