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系统理论总结报告

多元系统理论报告

1埃文佐哈的多元系统理论

翻译在文学多元系统中既可以占主要(中心)位,也可以占次要(边缘)位置。

埃文一佐哈尔认为,人们一致认为翻译是一种次要系统,这是不准确的。埃文一佐哈尔在阐述多元系统理论时,着重讨论了翻译作为多元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在文学多元系统里所占的位置。他认为,翻译在文学多元系统中既可以占主要位置,可以占次要位置。具体要根据该文化里其它文学的状态而定。占主要位置时,翻译在塑造多元系统的中心部分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即翻译文学积极参与建造多元系统的中心的工作,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具体出现在以下三种情况: (l)某一文学处于未成形发展的初期,也就是说该文学还处于“年轻”阶段(即发展初期)；

(2)某一文学还处于“边缘”或处于“弱势”阶段或两者兼而有之；

(3)某一文学处于转折时期,危机时期或出现文学真空时期。

“充分性”与“可接受性”

佐哈尔认为,任何系统的产品,制造和使用方式都是由“形式库”控制。形式库由规则和材料两部分组成。例如,语言的形式库就是语

法加词汇。保守的系统严格按照形式库定下的模式制造产品,可测性很高,称为二级产品;革新的系统则会注人一些新元素,从而扩大和改造形式库,使产品的可测性一个比一个低,结果就是一级产品。一级模式在形式库中占支配地位,从而走进系统的中心时,系统就会发生变化,但这些模式走进中心之后,不久就会固定下来,变成二级模式,系统就会处于稳定状态,形成新的保守主义。一个系统的行为模式,有时又与它在多元系统中的位置有关。以翻译文学为例,它处于中心时,往往参与创造一级模式，不惜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处于边缘时,则往往套用本国文学中现成的二级模式。前者的翻译策略,着重译文的“充分性”,后者则着重“可接受性”。(佐哈尔所说的一级二级、革新保守,并无褒贬之意)。

2多元系统的合理性

多元系统理论将翻译置于更加广阔的文化场景中观照翻译，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视域，促进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Hermans指出: 多元系统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方式，把翻译与社会文化实践和社会文化过程结合了起来，使翻译成为一个更令人振奋的研究学科，促进了随后出现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Hermans认为，多元系统以及文化符号学的方法拓宽了翻译研究领域，呈现出开放的格局，它把经典作品和经典模式与流变性更大的形式更加繁杂的边缘作品相互关联起来，使许多在传统研究中被忽略的文本和文本形式进入我们的研究视

野。它把翻译看成一种文化行为，一种在历史的连续体中与其他行为互现互动的行为。因此，翻译规范的运作、翻译行为的操控性质以及翻译行为的效用等问题都可以纳入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翻译研究实际上就是文化历史研究。谢天振教授也指出:多元系统理论把翻译研究引上了文化研究的道路，它把翻译与译作与所产生和被阅读的文化语境、社会条件、政治等许多因素结合了起来，为翻译研究开拓了一个相当广阔的研究领域。

多元系统理论的文化研究视角促进了翻译研究的范式转变，即从规约性翻译研究转向描述性翻译研究，从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基础的语言学范式转向文化研究的范式。它“绝不以价值判断为准则来预先选择研究对象”的原则，以及对“批评”与“研究”之间的差别的强调，对我们国内的翻译研究就很有启发意义。我们翻译研究的历史，从有文字记载的算起，已经长达一、两千年，但长期以来我们关注的焦点大多放在埃文－佐哈尔所说的“批评”（criticism）上，也即价值判断上：不是说某某人译得好、译得出色，就是说某部译作、或某篇译文、段落、句子译得不确、有错误，等等，却忽视了翻译研究存在的另外一个天地，也即埃文－佐哈尔所说的“研究”（research）。指出“批评”与“研究”的差异，强调不要把两者相混淆，并不意味着肯定后者和否定前者。事实上，两者各有其不可相互替代的功能。前者属于应用性研究，偏重于对翻译实践的指导；而后者则属于描述性研究，更着重对翻译实践活动的描述、揭示和认识，是一种比较超

脱的纯学术研究。

在此之前，人们尽管都承认翻译在民族（国别）文学、文化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的、甚至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并没有把翻译文学也看作一个系统，而往往仅仅是把它视作“翻译”或个别的“翻译作品”。埃文－佐哈尔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首先提出，翻译文学也是一个文学系统，与原创的文学作品一样，它的背后也存在着同样的文化和语言关系的网络。埃文－佐哈尔在他的多元系统理论里，对翻译文学（translated literature）这样的“二度创作的文学”及模式，给予与原创文学及模式同样的重视，并肯定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他指出：“翻译文学不独是任何文学多元系统内自成一体的系统，而且是非常活跃的系统。”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并非永远处于边缘位置，它有时也会占据中心位置，即是说，“翻译文学在塑造多元系统的中心部分的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并成为文学多元系统中“革新力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多元系统理论对翻译文学的阐述为我们研究翻译文学提供了多个切入点，并对翻译史上的一些现象作出了比较园满的解释。

要把一国文学、文化译介到另一国、另一民族去，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却远不止翻译家对读者的吸引力，另外还有政治因素、意识形态、占主流地位的诗学理论、赞助人（出版社、有关主管部门或领导等），

等等。这也就引出了埃氏多元系统理论对我们的第二个借鉴意义，即多元系统理论帮助我们更深刻地审视和理解文学翻译，并让我们看到了文化译介过程背后的诸多因素。结合译入语国家、民族的文化语境全面、深入研究翻译文学，正是多元系统理论为翻译研究拓展的一个极其广阔的、崭新的研究领域。

多元系统理论对翻译文学的阐述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看待文学翻译中的“充分性”（adequacy）问题。在中外翻译史上，都会有这样一个时期，此时译者的翻译往往很不“充分”，即对原作偏离较多，包括对原作的随意肢解。譬如古罗马人对希腊典籍的翻译，又譬如我国清末民初严复、林纾等人对西方社科、文学作品的翻译，等等。以往我们对此现象的解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罗马人意识到自己是胜利者，在军事上征服了希腊，于是以胜利者自居，一反以往的常态，不再把希腊作品视为至高无上的东西，而把它们当作一种可以由他们任意‘宰割的’‘文学战利品’。他们对原作随意加以删改，丝毫也不顾及原作的完整性”。或者，一方面是翻译家自身能力所限，另一方面这个时代的大部分读者也没有要求高水平的译作，只要能把域外小说的大致情节译过来就行了。故一大批胆大心不细的‘豪杰译作’风行一时”。埃文－佐哈尔则是从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这一角度出发解释上述现象，并且进而引申出关于翻译文学的位置对翻译的规范、行为模式、翻译策略等的影响问题。在埃氏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