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论战中的鲁迅》——杂感

杂感

——读《论战中的鲁迅》有感

我觉得一个人无论做什么工作，文字水平都是一项比较重要的素养，我倒不是对文学有多么感兴趣，只是觉得文学对一个人的文字水平还是很有帮助的。读谁的文章，什么文章呢，我也不知道，现在人写的文章确实很少入味的，那还是“看一看五十年或百年前的所谓杰作”，“那时黄澄澄的金粉已经从粗砂石中掏出来了”。新文化运动后

现代文学开始发展，也经历过一段相对繁荣的时期，我把目光投向了那个时代。

从小学我们就学习鲁迅的文章，尽管他的有些文章是很难读懂的，但是我们被告知鲁迅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他的杂文就像一把“匕首”刺向敌人，当然在我们心目中，鲁迅自然而然就是一位非常可敬的人物了。可是近几年，语文课本中的鲁迅文章被拿掉了，我们不知道原因，只能乱猜一顿，而对我们的小学弟们而言，再也不用受“鲁迅的苦”了也许是“好事”。据说《建国大业》这部电影中，文化精英一

腔爱国热情，煞是好看，却也没有鲁迅的影子，我们不知道原因，也只能乱猜一顿了。也许，时过境迁，“黄澄澄的金粉”真的从“粗砂石”中“掏出来了”，是“糟粕”的东西被文化精英扔掉了。我也开

始怀疑起来，我是不是早被灌输了“糟粕”，只是我不自觉，现在需

要清理清理了。可是不管怎样，自己的样子要靠自己打扮，自己的思想要靠自己打扫，再也不能靠别人的，因为别人是靠不住的。

军人的较量在战场，文人的较量在文章。鲁迅作为那个年代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曾经和很多文化精英有过“论战”，从这些激烈的文章中，也许可以窥见那个年代文化精英的一些风貌，也可以更多地了解真实的鲁迅，并且一睹他们的文采，也帮我选择几本他们的好书。

鲁迅Vs.西滢：不仅仅是“闲话”

鲁迅执笔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坚定地站在学生的角度表达了对校长和部分教员的不满，西滢不以为然，随后发表《闲话（粉刷茅厕）》暗指“某籍某系”的鲁迅“暗中鼓励”，由此拉开了两人论战的序幕，斯年1925年5月末。此后，两人又围绕“流言”、“做学问”、“公理”、“三一八惨案”进行了激烈的交锋，直到1927年10月，持续了两年多。在我看来，这次论战，鲁迅是占上风的，也得到了比较多的支持和同情。

从文体上说，西滢的更像散文，每篇文章的主题比较突出，而鲁迅的文章就是杂文，比较杂乱但是语言犀利；从内容上说，西滢的更注重说教，而鲁迅则更多的是反驳和批评，鞭辟入里；从思想上说，西滢的重在“立”，而鲁迅的要“破”。总的来说，两人的论战虽然有不少的是基于“流言”的攻击，甚至是“骂街”，但是也不乏一些学术的争论，比如说“做学问”、节育问题、“古书与白话”等等。当然关于对教师和学生态度的论争在现在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鲁迅说：“真的倒很诧异自己之胡涂：年纪这么大了，竟不知道阳历的十二月三十一日和一月一日之交在别人是可以发生这样的大

变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难道还少吗?从今天开始，或从明天开始，我要怎么怎么样，俨然一副“重新做人”的模样，今天之于昨天，或明天之于今天，似乎“可以发生这样的大变动”。然而，在我看来，每个人的人生轨迹都是自己用最好的画笔，用最仔细的笔法画出来的，当鲜艳的笔墨落下是，任何试图擦除的想法，都是徒劳的。人们只能继续书写，也许，当最后一笔完成时，一副令人艳羡的画卷完成了。这里既有得意之笔，也有勉强之笔，更有点睛之笔。在人生这条大路上，可以选择，但不能修改。在必要的时刻，做出明智的抉择，这是人们可以做的。

鲁迅Vs.林语堂：让“寻开心”者不开心鲁迅与林语堂的论战始于1925年底的“费厄泼赖”和“痛打落水狗”之争，此后又围绕“性灵小品”、“匕首”与“投枪”、“做文与做人”、“文人相轻”、“西崽”等展开，直到鲁迅逝世，持续11年有余。既有温和的辩论和释疑，也有激烈的冷嘲和热讽，既有文体之争，也有人品之争。在我看来，无论是林语堂的诙谐幽默，还是鲁迅的冷嘲热讽，都是好的。但是林先生一方面说“我看人行径不看人文章”，一方面又说“作文，要幽默，和做人不同，要玩玩笑笑，寻开心,……”提倡的语录体，实在看不懂。也许，还是鲁迅先生看的透彻些，“这‘玩玩笑笑，寻开心’，就是开开中国许多古怪现象的锁的钥匙”。

鲁迅Vs.高长虹：“出版界”的那点事

始于1926年10月的“压稿事件”，高长虹连篇累牍的《走到出版界》揭露所谓的出版界的黑幕，跟现在的“情妇反腐”倒有异曲同工之妙。后经过鲁迅的有力回击，持续时间不是很长，到1927年底结束。

鲁迅Vs.梁实秋：文坛巨匠的刀与影

1926年底梁实秋在他的《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中说：“卢梭论教育，无一是处，唯其论女子教育，的确精当。卢梭论女子教育是根据于男女的性质与体格的差别而来。”又说：“主张男女平等者，乃蔑视女子特有之个性，实即侮辱女子人格也。”又说：“卢梭主张平等，但是卢梭并不否认‘自然的不平等’。”随后，鲁迅发表了《卢梭和胃口》，以他一贯的冷嘲热讽进行了回击，“一者，即使知道说‘自然的不平等’，而不容易明白真‘自然’和‘因积渐的人为而似自然’之分。二者，因为凡有学说，往往‘合吾人之胃口者则容纳之，且从而宣扬之’也”。现在社会，男女平等的观念早已是深入人心，甚至于男女的天平已经倾向于女子，女子早已是社会的“半边天”，如果现在再提倡“理想的女子教育就是‘贤母良妻’的教育”，恐怕是要被骂“落伍”的。然而，文章无论从逻辑还是文字上，都是值得一读的，对现实问题还是很有参考的意义。

这一文最大的意义可能是开启了两位文坛巨匠的论战，我觉得这些争论是本书最精彩的部分。紧接着，两人又围绕“文学批评”，“言论自由”与“思想统一”，“文学的阶级性”，“硬译”,“第三种人”

等展开，直到1934年，持续了八年之久。当时的社会政治上军阀混战，没有统一；文化上新旧文化，承前启后；思想上各种思潮，互相碰撞。这些争论难免会留下深深的时代烙印，不仅是文学之争，也是政治理念和国家道路之争。中国只有大争年代才特有的思想解放，给“和谐年代”的人们一个多视角深度地观察历史的窗口，了解那个年代的不“和谐”和人们当时的真实追求，启迪现代人更好的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和现实中的困惑。有一些东西是永恒的，不因历史车轮的翻转，而离开人们的视野，一个具有禁锢人们思想的传统的国度，真知灼见总是到了政治崩盘时才集中迸发，这些特殊年代迸发的东西往往散发着浓浓的人情味和人文关怀。

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这是“鲁、梁论战”的焦点。我想中国人对这些名词——“马克思”，“阶级”，“阶级斗争”……非常熟悉了，这种熟悉不是理解，而是政治宣传的耳熟和政治合格的要求。“阶级”的出现，曾经鼓动了无数处在底层的老百姓起来“闹革命”，摒弃了职业和地域的区分，怀着巨大的热情互称着“同志”，为了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国家，哪怕牺牲也在所不惜。“阶级斗争”的背后是无数血淋淋的头颅和白骨，以及无数段心酸悲凉的故事。然而，多年后的人们所看到的，并不是多年前人们所梦想的，阶级并没有消除，也不可能消除。现在社会，淡薄了“阶级斗争”，强调依法治国，反而社会的秩序和人民的生活慢慢恢复了正常。所谓的“文学的阶级性”不是独立存在的，是把政治经济上的阶级性搬在文学上的反映，如果没有政治经济的阶级性，“文学的阶级性”就无从谈起，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