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儿童文学

虽然在进化论与民权论那里已经看到了人类新文明的曙光——儿童，但中国“儿童的发现”却还要经历大约此后20年的准备期，比西方大约迟了一个世纪，却又与一位西方的大教育家息息相关。美国的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在五四运动爆发的前三天来华讲学，宣传他的“以儿童为本位”的现代儿童观，五四时期中国凡对儿童及儿童文学感兴趣的人几乎全接受了杜威的观点，为中国儿童文学奠基的几位巨人——鲁迅、周作人、郑振铎、叶圣陶等，也无一例外。先进的儿童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人的发现”相整合，就萌生了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儿童文学。所以说，1919年不仅是中国历史上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一年，这一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成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而且在中国文学史上同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五四文学革命不仅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也是中国儿童文学的摇篮。正如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开创者叶圣陶所说的：“我们最当注意的还要数到儿童。”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周作人也明确指出：“人类只有一个，里面却分作男女及小孩三种；他们各是人种之一，但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小孩是小孩，他们身心上仍各有差别，不能强为统一。”所以，鲁迅呼吁：“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儿童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这可以称之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件。《大英百科全书·儿童文学》写道：“儿童一旦被认为是独立的人，一种适于他们的文学便应运而生。”因此，到了20世纪初叶，中国的儿童文学才开始发展起来，不仅在理论上有周作人《儿童的文学》来倡导，在读物上，“也有一种趋势，就是‘儿童文学’——童话、神话、故事——的提倡”（胡适：《国语运动与文学》）。魏寿镛、周侯予在《儿童文学概论》中描绘了这样的情景：儿童文学成为当时的教育界、文学界、出版界“最时髦、最新鲜，兴高采烈，提倡鼓吹”的新生事物——“教师教，教儿童文学；儿童读，读儿童文学。研究儿童文学，讲演儿童文学，编辑儿童文学，这种蓬蓬勃勃、勇敢直前的精神，令人可惊可喜”。所以，茅盾后来回忆说：“儿童文学这名称，始于‘五四’时代。”
一、晚清儿童文学活动——萌芽期
从1875年《小孩月报》创刊到1915年《新青年》创刊，大约20年的时间。在儿童诗歌方面，有梁启超、黄遵宪倡导并亲自实践的学堂乐歌。儿童小说方面，有梁启超、徐念慈等人的提倡，以及林琴南、包笑天等人的译述。童话方面，有孙毓修的编述和周作人的研究。理论方面，有梁启超、徐念慈、周作人、周树人等的拓荒与大力提倡。一批以儿童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报刊纷纷创刊，如下：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走过了一条“光辉的荆棘路”（安徒生语），每一位儿童文学家就是照亮这条荆棘小道上的一盏微不足道的“小橘灯”，但许多盏小橘灯在一起，就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精神之火”，昭示着人类的未来与希望。回顾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的儿童文学家与时代一同前进，与祖国风雨同舟，与人民同甘共苦，与儿童休戚与共，写下了不朽的辉煌篇章，为儿童个体的发展与社会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迈入新的世纪，儿童文学工作者倍感任重道远，时不我待，必须克服困难，加倍努力，与时俱进，把自己的今天奉献给人类最光明、最灿烂的朝阳事业——神圣的儿童文学！
《儿童世界》（1921）
《小说月报·儿童文学》（1921）
《小朋友》（1922）
《儿童文学》（1923）
《晨报副刊·儿童世界》（1923）
重要作品如下：
《稻草人》（童话）
《寄小读者》（散文）
《葡萄仙子》（歌舞剧）
理论著作如下：
周作人：《儿童的文学》（1920）、《关于儿童的书》（1923）
中国儿童文学
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
在中国灿烂的文学星河里，儿童文学作为一颗璀璨的新星，萌芽于晚清的“儿童文学活动”，自觉于20世纪初叶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运动”，而今已有一百年的历史了。
一百年前，也就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这是中国历史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儿童文学从古代“自发的自然状态”走向现代“自觉的文学时代”所不可或缺的转型期。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像严复、黄遵宪、梁启超、周树人、周作人、陈独秀、胡适等，在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将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为当时中国文化启蒙的利器，在进化论的视野里发现了代表民族未来与人类希望的“幼小者”——儿童，接受了“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鲁迅语）的“幼者本位”思想，反叛的矛头直指千古不变的中国传统的旧道德——“父为子纲”的“长者本位”思想，从儿童观上为中国儿童文学的萌生做了特别重要的思想准备。这一“幼者本位”的进化论思想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人的文学”精神相整合，催生了中国儿童文学。
在中国，儿童文学的提倡从来就是与儿童教育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从事儿童文学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儿童教育者，在对儿童文学的学科归属上，也都不约而同地归属于师范教育。可以说，儿童教育是中国儿童文学的根，是流淌在百年中国儿童文学躯体里的血脉，也是中国儿童文学今后发展的基础。这是由中国国情决定了的，至少是与今天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相适应的一种文学阶段。儿童文学的发展也应该有它的阶段，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阶段，一个渐次的发展过程。有的阶段与过程是不能跳过的，就像有人想彻底否定中国儿童文学的教育性那样，在一个4亿儿童的大国，其中还有3/4的儿童在农村，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儿童连温饱与受义务教育的权利都不能得到完全保证的时候，以娱乐来排斥教育的做法，也许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危险行为。儿童文学应该成为儿童心灵逍遥的乐园，但儿童文学不应该仅仅成为有闲有钱阶层的儿童的消遣品，更不应该成为作者、出版者追逐名利的一种快捷的致富工具。可以主张儿童文学有多种属性，但不能借此否定儿童文学的教育属性，当然，这里对“教育”一词的理解应该是多元的广泛意义上的。
《儿童画报》（1914）等
二、五四儿童文学运动——自觉期
从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到1923年叶圣陶的童话集《稻草人》出版，大约10年的时间。主要文学现象有：鲁迅、周作人、胡适、赵景深、郭沫若等对儿童文学的倡导。茅盾、郑振铎、叶圣陶、俞平伯、冰心等“文学研究会”成员发起了一场有声有色的“儿童文学运动”。创建的重要报刊或儿童文学园地如下：
中国儿童文学路
对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有一个基本评价，即是起点高但发展曲折，依赖性强但潜力无限，成就突出但与世界儿童文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尚有差距。进入新世纪的儿童文学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而百年来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正可以作为今天的借鉴，提醒人们因势利导，扬长避短，创造条件，与时俱进，为新世纪的儿童文学创造更为良好的发展环境。纵观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可以发现，国运兴则儿童文学兴，儿童文学与政治（政府）的关系十分密切，小小文学折射大千世界。一般认为，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有四个“黄金时代”：一是20世纪初叶的五四儿童文学运动，集中展现在1920年到1925年；二是50年代的新中国儿童文学实践，集中展现在1950年到1960年的十年间；三是80年代初期的新时期儿童文学复兴，集中展现在1978年到1985年；四是90年代中期以后，集中展现在1996年江泽民同志发出抓好“儿童文学”等“三大件”至今。这四个时期都是我国政治形势明朗，国家比较稳定，经济蓬勃发展的历史时期。尤其是1949年以后，儿童文学的每一步发展，不论是前进、徘徊不前，还是暂时的反复，都与政治气候密切相关，与文艺政策及儿童文学政策密切相关。儿童文学的发展特别需要文学以外的力的推动，这也是儿童文学自身发展不甚成熟的一种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自古就是儿童大国，也自然是儿童教育大国，但却还不是儿童文学大国，究其原因，大致有四个方面：一是儿童文学在儿童健全成长过程中的文学价值还没有得到社会最广泛地认同与重视，社会儿童文学观还相对落后；二是儿童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认为是儿童教育的一种有效的辅助手段，过于狭隘地理解了儿童文学至于儿童成长的价值。但两者在本质上都没有给儿童文学一个应该有的独立的文学地位。儿童观与文学观共同决定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特殊命运。三、儿童文学的学科建设严重滞后，还没有真正形成完整的富有现代特征的儿童文学学科体系。关于学科建设的理论研究还很薄弱，发展儿童文学批评的学术环境还不尽于人意。四是独立发展儿童文学的条件还不成熟。儿童文学因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作家目前尚处于一个不很稳定的发展时期。有人用“三多一少”来形容当前我国儿童文学的创作与出版现状：出版社多、作家多、作品多，就是经得起读者与时间检验的精品少之又少。质量与数量的严重失衡，导致当下阅读的作品很多，具有长久魅力的作品寥寥，让人耳熟能详的作家作品日渐减少，这与近4亿少年儿童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很不相称，而就在这十分有限的作家作品中，又有多少是面向近3亿的农村孩子呢？能够走向世界的作品也是少之又少。不仅如此，儿童文学的作家队伍仍在发生分化，儿童文学的读者也在不断流失，影视文化、网络文化等对儿童读者的争夺越来越激烈，加之经济环境与加入WTO后外来文化的冲击，原创作品出版艰难，文学新人步履维艰，而外国奇幻作品却大行其道。也许，这些正说明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不论是对内对外都还远远不够充分，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还需要有志于儿童文学的人们继续努力，还需要更多的儿童文学的热心人与殉道者为之奔走呼号与默默奉献。 《小孩月报》（1 Nhomakorabea75）
《蒙学报》（1897）
《寓言报》（1901）
《童子世界》（1903）
《少年报》（1907）
《蒙学画报》（1908）
《少年丛刊》（1908）
《儿童教育画》（1909）
《童话丛刊》（1909）
《少年杂志》（1911）
《中华童子界》（1914）
1897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出版，其中所揭示的自然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法则，给国人敲响了不自强就要亡国灭种的警钟；但同时也给人们以希望，寄希望于未来的一代，在当时思想界发生了巨大影响，所谓“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风为之一变”。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连载《卢梭学案》，将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主张的“主权在民”、“人人平等”的《民约论》详细介绍过来，告诉国人：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即是父子间也无权予以剥夺，所谓“彼儿子亦人也，生而有自由权，而此权，当躬自左右之，非为人父者所能强夺也”。1903年，卢梭的教育小说《爱弥尔》也被翻译过来，在这部闻名世界的经典作品里，第一次出现了值得用大字来书写的话：“要尊重儿童！”并且宣称：“儿童不是一个具体而微的成人”，“儿童在心理和生理上都与成人很不相同”。上述新论的传播，昭示了中国思想界的一种新动向，即是后来被人们称之为“儿童的发现”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