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认同与公民身份的生成场域_学校教育的衍生功能

2008年第6期第19卷总第89期

民族教育研究

Journal of Research on Education for E thnic M inorities

N o.6,2008

V ol.19G eneral N o.89

[收稿日期]　2008-05-12

[作者简介]　祁进玉(1970-),男(土族),青海互助人,博士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西北师

范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群体认同与文化研究、教育人类学等。

・民族教育理论与教育政策研究・

国家认同与公民身份的生成场域:

学校教育的衍生功能

祁进玉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1)

[摘　要]　多民族国家学校公民教育的实践要求地方性知识和国家整体观念的结合培养,兼顾民族地区

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现状,并进行民族历史教育,树立民族整体观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观,以及强化公民意识和国民身份认同。

[关键词]　国家认同;　公民身份;　文化再生产;　衍生性;　多元一体

[中图分类号]G 402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178(2008)06-0038-05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教育越来越显示出

其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长期的教育效果能够促进社会变迁。从政治方面看,任何一个国家都在运用教育的力量完成其政治功能,实现其社会目的。本文主要结合我国民族地区现行学校教育中“公民教育”的实践,阐述学校公民教育实践与培育“国民身份认同”和公民意识的关系及其架构。

一、多元文化教育与文化再生产

美国的学校教育特别强调政治生活的重要性,学校文化不是以传授知识为主体,而是以美国生活方式的学习和民族意识的形成为重点。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其更重要的努力是使移民及其后裔同化并融入美国社会和文化。而被同化的衡量尺度包括语言、教育、职业收入、公民身份、通婚及对美国的认同,教育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彼得・塞林斯所说的“美国化同化”原则,移民要承认英语为全国语言而加以接受,信仰“美国信念”的原则,为自己的美国身份而自豪,遵从“新

教伦理”。而美国的教育系统“在霍瑞斯・曼直到约翰・杜威的几代教育家指导下进行了成功的改革”;“在外来移民及其带来的社会变化使社会日趋多样化的形式下,这些教育家强调教育是建立

统一社会的重要工具”。[1](P113)

全球化时代,教育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及国家经济、文化发展中的作用更加显著。突出表现在:教育迅速普及化,高等教育由精英式向大众化转变,教育资源的多渠道、多途径趋向,教育成为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显著指标,教育也是引起传统经济结构性变化的条件。同时,在文化领域,教育的作用更加重要而不可或缺,教育对文化的传承、理解、应用和发展作用非同一般,而且能提升、创造和扬弃文化。通过教育活动所培养的继承人或其产品,从间接作用而言,教育对社会文化有着再生产的重要功能。在涉及中国教育的现实状况及我国民族教育发展的历史维度,考察教育对民族(nation )或族群(ethnic group )认同意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观,以及公民教育实践等问题时,对教育的概念必须稍作界定。马戎教授认为,在具体讨论少数民族

—

83—

教育之前,我们有必要对涉及教育的一些基本观念问题做一些说明。他认为,应从广义上理解“教育”,而不是仅指现代学校教育。广义的教育指的是有价值的知识和技能的传授。[2](P226)通过笔者对几个土族农村社区的调查发现,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体系承担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和功能,为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培养着大批接班人,即社会文化的继承者。同时,家庭、社会及宗教场所仍然是少数民族地区不可忽视的教育力量,对族群或民族成员的文化、价值观、世界观,以及各种知识的养成、人格的塑造起着重要作用,是学校教育的辅助,在有的地区它们的作用甚至要比学校教育更显重要和显著。

土、藏、蒙古和裕固等少数民族在历史上信仰藏传佛教。土族的一些杰出人物都是藏传佛教的重要人士,他们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及强化国家认同曾经做出过重要贡献。现代土族地区的一些宗教人士在政府部门身兼要职,他们对强化信教民众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凝聚力和高度的国家认同感,有着学校教育所无法达到的感召力和榜样作用。佛教传入西藏是在公元7世纪左右,分别由我国内地和印度两路传入。后来在青藏高原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为藏传佛教的特殊形式,继而扩展到蒙古和其他民族地区,逐渐发展为族际性、地域性的宗教。我国信仰这一宗教的民族有藏、蒙古、土、裕固、门巴、珞巴、羌、锡伯、怒、纳西等少数民族。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初,全国有大小喇嘛寺庙5000余座,以宗教职业为生的人约40余万人,平均占各信仰民族人口的10%以上,个别藏族地区达到30%,占藏族男子的50%。[3]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民族区域自治及民族宗教信仰自由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的进一步落实,民族地区的宗教信仰得到复苏和恢复,甘、青地区农牧区的宗教信仰活动进一步加强,信教群众很多,佛教的寺院、村庙及伊斯兰教的清真寺等宗教场所成为重要的民间信仰基地,而且也是教育和民族文化传承的公共场所。如青海同仁地区几乎村村都有村庙、村属寺院等,很多男童从小就在寺院里学习经文、藏文,以及学习绘制唐卡、堆绣、泥塑等藏传佛教寺院特有的“热贡艺术”。所以这些地区的宗教教育对学校教育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宗教教育曾是培养民族精英的一支主要力量。譬如,有“湟北诸寺之母”的佑宁寺,曾经出过许多杰出的宗教人物,如章嘉呼图克图、松布、嘉色、土观、却藏呼图克图等历代高僧,他们在蒙藏地区及中原有着非常高的知名度,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做出过贡献。因此,民族地区教育的概念应该着眼于广泛意义之上,尤其考虑到宗教信仰的特殊性。

土族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元代,而族源如吐谷浑说,时间更久。但是吐谷浑人没有文字和语言流传下来,从元代始见于史料的“土人”也是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所以土族的历史都是散见于汉文、蒙文或藏文史料中。新中国成立以来,土族一直使用汉语文,土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也是沿用汉语文教学。因而土族不同于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有文字的民族,高度的汉化情况,使得土族对汉文化有着高度的认同感,族群意识在知识分子中相对淡漠,思想较为开放,富有包容性,国家认同意识较强。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土族青年的国家认同感十分鲜明,其“国民身份”认同的自觉性相对较强;族际交流、接触有着良好的关系架构,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相对较弱。诚如亨廷顿所言:“国民身份”如同其他的身份一样,是可建可拆、可升可降、可要可不要的。即便在同一个人心目中,国民身份占多大分量,也会随时间而有所改变。许多美国人日益重视自己的人种和民族属性、性别及各种文化的特性,知识界、政界和商界的一些精英人士日益贬低自己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将各种跨国身份或国民层次以下的身份放到更优先的地位。[1](P91～91)因此,因教育差异而造成的社会分层加剧的现实状况,对族群及其成员的归属感,社会公民及其国家认同意识、国民身份等产生相应的影响。

现代族际冲突论认为,生产(生活)资料、财富、技能、知识、安全、福利、权力、荣誉、地位等这些有形或无形的“价值”,在一国内各族体间经常会形成不平衡的分配格局。而这种不平衡会引起各族体间及族体与国家制度、体制之间的对抗性行为模式,这种对抗性行为模式要么被及时的政策或制度调适所化解,要么因其过度积聚而引发国家的解体。在许多国家,族群聚落往往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而各地域间又因各自的不平衡更具有了结构上的特性。这就使得地域间的经济不平等很容易与因此形成的政治不平等彼此叠加、相互强化,民族心理结构中的族属意识这一潜在

—

9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