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语境下的性别文化表征

博物馆语境下的性别文化表征——以妇女文化博物馆为例屈雅君/傅美蓉【专题名称】妇女研究【专题号】D423【复印期号】2009年03期【原文出处】《南开学报》(津)2009年2期第37～43,83页【英文标题】Gender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in the Context of Musemum: A Case Study on Women Culture Museum【作者简介】屈雅君，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妇女文化博物馆馆长。

（西安 710062）；傅美蓉，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

【内容提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致力于性别文化表征研究，但这一研究在妇女专题博物馆语境下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任何博物馆的展览都是一个建构的事件，一种复杂的意指系统。

在分析展品直接意指与含蓄意指的基础上，检查意义的生成、传播和交流，考察妇女专题博物馆语境下的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

在文化表征过程中，所有的参与者都通过话语方式卷入了性别意义的争夺。

展品正是通过进入话语实践系统而参与了性别意义的争夺，进而深入到社会实践层面。

In recent yeats, more and more scholars devote themselves to thestudy of gender and culture representation, but the study doesn'tarise enough attention in the context of women' s thematic museum.Any exhibition of museum is a kind of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acomplicated signifying system. By analyzing exhibits' denotationand connotation and inspecting the generation, transformation andcommunication of meaning, we survey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andsignifying practices in the context of women topic museum. In theprocess of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all participants are involvedin the competition for gender meaning through discourses. Theexhibits on display take part in the competition by entering thesystem of discourse practice and then plunge into social practice.【关键词】性别/表征/博物馆/意指实践Gender/Representation/Museum/Signifying Practices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几乎看不见妇女自我呈现的形象。

无论是在历史学的叙述中，还是在文学的叙事中，妇女的表征(Representation)①往往既通过展现的“在场”而运作，也通过未展现的“缺席”而暗示。

值得关注的是，男性通过把自己普遍化介入妇女生活，而这种介入因其自身的普遍性却并不被视为文化殖民。

寄生于男性文化中的妇女由于没有坚实的自我身份，常常不得不以“群体”身份言说自我。

妇女虽然没有得到直接表征，但这一群体的“缺席”却不可避免地得到了表征。

因为在剥夺妇女自我表征的权利后，男性迫于统治的需要仍然必须想象妇女：“如果权力要从内部规范他们，还必须能够从外部想象他们。

”②当然，在被“想象”的同时，妇女也从未停止“想象”男性与历史。

她们不仅想了解男性所叙述的历史及其真实性，更想弄清历史是如何被虚构并被篡改的。

对这些问题的“想象”都指向了同一个目标：重建妇女的历史与文化。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女性学者开始致力于性别文化表征研究，不过，这一研究在妇女专题博物馆语境中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在此，希望通过对博物馆语境下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的考察，探究妇女自我表征的一种可能性。

一、博物馆、性别与文化表征中国最早的近代意义上的博物馆是1868年法国传教士创办的徐家汇博物馆。

直到1905年晚清状元张謇创办南通博物苑，中国才有了自己的第一座博物馆。

曹兵武在《记忆现场与文化殿堂：我们时代的博物馆》一书中指出：“博物馆是人类对自己生存环境物证的直接面对，是跨越时空的历史记忆的场所，尽管作为文化设施的博物馆是一种公益性的社会机构，博物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是人类集体的行为，但是这种记忆其实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

”③令人诧异的是，几乎所有的博物馆展现的都是有关男性的历史，却忽视了这种记忆其实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

从西安的陕西师范大学妇女文化博物馆到北京即将开馆的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④，迄今国内尚只有两家妇女专题博物馆。

只有在这里，我们才可以更清楚地听到被宏大的历史叙事所遮蔽和省略的女人的声音。

作为非营利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妇女文化博物馆致力于发掘、展示、研究、弘扬妇女文化，并通过在文化领域的积极努力促进两性间的沟通、理解、尊重、平等及和谐发展。

作为当代西方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中的一个关键词，表征涵盖美学、符号学以及政治学等人文科学领域。

伯明翰学派领袖之一斯图亚特·霍尔认为：“表征是借助语言对我们头脑中诸概念的意义的生产。

它是联结概念与语言的纽带，能使我们指涉物、人或事的‘真实的’世界，甚或虚构的物、人和事的想象的世界。

”⑤表征既也是性别研究的一个有效的分析工具，文化研究中的表征重视的是语言符号本身的关系，而女性主义的文化研究则把语言符号的意义与性别文化、性别观念、被建构的社会性别等都联系起来了。

显然，“表征”不再是亚里斯多德所谓的“照事物本来的样子去摹仿”的文学反映生活，而是指语言（文字、图像、展品等）如何作为符号建构意义，这个意义如何被建构得如同现实本身，人们如何通过对“现实”的共识来辨认这种意义⑥。

从某种意义上说，妇女文化博物馆就是一个有效的表征系统。

人类是符号和文化的动物，博物馆中的展品、照片、文字等均可视之为符号，而符号的基本功能就在于表征。

在此，妇女的自我想象与自我表征成为可能，性别意义和性别文化的公共交流也成为可能。

“众博物馆并不是简单地发表客观的描述或形成逻辑的聚合体；它们生产各种表象，并根据历史上具体的特定视角或分类框架来确定价值和意义。

与其说是通过物来反映世界，还不如说是用物来调动过去和现在世界的各种表象”⑦。

因此，妇女文化博物馆所提供的语境，对物品的使用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物品一旦被置于博物馆语境中，就自动参与文化表象的意指实践，“召唤”性别意识的出场，表征历史上妇女的“失语”与“缺席”。

在参与者的赋义行为中，物品获得并实现自身的价值和意义。

离开这一特定的语境，物品自身所蕴含的性别文化意味随时都有可能脱落，并被迫接受男性文化的整合。

当今文化受到支配性表征所建构的观念影响，仍然将一些附加的或想象的因素强加到妇女身上。

无疑，妇女文化博物馆以抵抗的姿态集中表征了性别之间复杂的意识形态关系，因为“拥有支配权力、垄断生产体制并对大众审美情趣加以物化导向的社会机构往往会在某一历史时段中，依据自身的需要，决定表征的内容和形式，即以符码的形式对自己和他者进行‘自由’的表征，并通过这种文化表征蓄意遮盖某一些现象，或造成蓄意误读，或隐藏其中的意识形态意图，或模糊社会族群和社会性别之间的差异以及内在矛盾”⑧。

值得注意是这些意识形态化的表征均以客观、公正、中性的姿态示人，且标榜自己的“非意识形态化”。

在以往的表征行为中，有关妇女的表征大都是有误的表征，这一群体的特性常常被简化为“温柔的”、“被动的”、“软弱的”、“自然的”等。

在博物馆语境内，妇女文化大张旗鼓地对父权文化表征系统进行抵抗或颠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表征即为“反表征”(anti-representation)。

在主流支配性的表征系统中，处于无权状态的群体直接表征自我显得格外艰难。

惟有以“反表征”的革命姿态，妇女才能更快速、有效地实现自身的身份认同。

一直以来，博物馆都被视为文化艺术的殿堂，通往大众的文化桥梁。

到了本世纪，博物馆的功能和特性虽已大大改变，但其教育功能仍然是主要功能。

博物馆是大众教育的理想传播工具，展品无一例外都是精心设置的文化制品。

一般博物馆语境所呈现的都是男权意识的固化或流动，只有在妇女专题博物馆语境下，妇女自身才被作为历史和现实问题提了出来。

在此，妇女才得以加强与生命体验的联系，暂时性摆脱在父权知识观念下被定型的形象，并以一种开放、流动的姿态表征自我。

作为中国第一座综合性妇女文化博物馆，妇女文化博物馆面向所有人开放，但展览的主题自始至终都围绕妇女的历史与现状进行。

在制订展览策略时，尤其关注性别意识的表征、文化身份的实现以及不同性别文化之间的沟通和融合。

那么，展品又是如何作为符号建构意义的？二、博物馆语境下的性别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在博物馆语境下，表征一方面涉及展品、展览意图与文化表象之间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又与性别意义的创造、传播、理解和接受密切相关。

不过，博物馆自身和展品的单独使用并不能固定意义。

我们首先关注的是在博物馆环境中意义是如何生产的，性别又是如何表征的。

一般来说，“我们建构意义，使用的是表征系统——概念和符号”⑨。

在此，不妨把博物馆内的表征看成一个复杂的、间接的过程，一个将意义和语言联系于文化的过程。

毋庸置疑，任何博物馆的展览都是一个建构的事件，一种复杂的意指系统。

而妇女专题博物馆的建立和展览更是一系列深思熟虑的行为的结果：从搜集展品，重写男性文本，建构性别意义到精心策划展览。

就妇女文化博物馆而言，最初的展品并非偶然所获，不论是最初的发起者李小江还是后来的承办者屈雅君，都是按照自己的女性意识对展品进行收集、整理和分类。

这些物品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们的新颖性和奇特性（甚至有些物品并不具有新颖性和奇特性），它们的文物价值（甚至有些物品并不具有文物价值），更在于它们的文化价值以及背后所隐藏的“她”的故事。

这些展品起着符号的作用：参观者进入展厅，看见物品；离开博物馆，又借助概念来想象物品，并用合适的词语表达出来。

各物品并不天生就是“妇女”文化的，而是被指派的。

在这一语境中，展品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是什么，而在于它们所承担的功能。

以中华各民族嫁衣为例，作为展品的嫁衣不仅仅显示了嫁衣作为一般衣物的遮体御寒的物质功能，也不仅仅展示了中国各少数民族的服饰，嫁衣在此作为性别分析的对象，可被看作构成文化意义并传递信息的符号，涉及不同民族诸如女红文化、婚俗、性别观念、两性关系等一系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