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黄帝内经有感

读《黄帝内经》有感

《黄帝内经》是我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也是第一部冠以中华民族先祖“黄帝”之名的传世巨著，成书于大约2000年前的秦汉时期，是我国医学宝库中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总结了春秋至战国时期的医疗经验和学术理论，并吸收了秦汉以前有关天文学、历算学、生物学、地理学、人类学、心理学，运用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理论，对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与预防，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国医药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源泉。其医学理论建立在我国古代道家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反映了我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

《黄帝内经》包括《素问》81篇和《灵枢》81篇，各9卷。它分别从阴阳五行、天人相应、五运六气、脏腑经络、病机、诊法、治则、针灸等方面，结合当时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成就，作出了比较系统的理论概括和认识。迄今在诊治学上仍具有指导意义。

《黄帝内经》把人的形体和精神看作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认为人的形体病变可以影响精神，精神的状况又可以影响形体的病变，同时人体又是与外界环境(自然、社会)紧密相连的；人体必须与外界环境取得平衡，按照自然界的变化来调节饮食起居和精神活动，前者为“形神合一”观，后者则为“天人相应”观，二者充分反映了《黄帝内经》中的“整体恒动观”，是其所主张的两个基本观点。

“形神合一”观，形神问题即身心关系问题。《黄帝内经》一方面认为形为神之本。“形体不敝，精神不散”，即神必须依附于形体才能存在，且其功能也只有在身体健康时才能正常发挥，这是符合唯物主义思想的。另一方面认为神为形之主。神本于形，同时也反作用于形。“精神内伤，身必败亡”；“得神者昌，失神者亡”，说明“神”可以直接影响“形”，决定“形”的存亡。正因为神为形之主，所以神在病因、治疗、防病、养生方面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心怵惕思虑，则伤神，伤神则恐惧自失，破胴脱肉，毛悴色夭，死于冬”。心困恐惧和思虑太过而伤及所藏之神，神伤则会时时恐惧，不能自主，久而大肉削瘦，毛皮憔悴，气色枯天，死亡在冬季。《黄帝内经》中提到的“神”，一般指精神活动，是“心”的功能，主宰着整个人体的生命活动。由此精神对形体的反作用是明显的。

“天人相应”观，是说一个人的生存与天地二气的自然界是密切相关联的，人能顺应天地阴阳的变化，不违四时的规律，了解十二经脉的道理，就能明达事理，不会被疾病现象所迷惑。《黄帝内经》将人的身体视为自然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强调人的生理现象的变化与自然界变化一般原理的一致性。“天有阴阳，人有十二节；天有寒暑，人有虚实。能经天地阴阳之化者，不失四时，知十二节之理者，圣智不能欺也”。这说明无论是治病还是养生，都离不开人体内外环境统一的“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形神合一”观与“天人相应”观所体现出来的是整体观，把人与自然、社会、生理、心理等置于整体联系之中，并将其贯穿于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养生各个环节，对今天的医学临床实践仍有启发意义。当代医学模式正由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一社会一心理医学模式过渡，继承和发扬《黄帝内经》的整体观，不仅对医学，而且对人类认识的发展也必将

产生深远的影响。

医学心理思想《黄帝内经》指出心理活动不是虚构的而是由人体产生的。它认为心理活动分属于五脏，即“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并主张脏腑还是情绪活动产生的生理基础。现代心理学认为，心理是人脑的机能，《黄帝内经》以脏腑作为心理器官是不科学的。但《黄帝内经》把心理活动植于脏腑形体之上，同灵魂学说相比较有历史进步意义。

中医学很早就认识到心理因素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引发疾病，并将这一类病因集中概括为情感病因。《黄帝内经》对此作了广泛的论述，指出情感失调是引发疾病的重要内因。《黄帝内经》认为感情活动与五脏一一对应。五脏所属的情感活动一旦过激，就会引起相应脏腑的病变，如“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等。现代心身医学研究表明，一些心血管疾病如冠心病、高血压等是人们长期处于节奏快速，应激频繁的状态之中，心理压力过大，情绪适应不良导致的，这正是与《黄帝内经》的关于情感与五脏关系的论述有相通之处。另外，情感刺激的强度不同，致病的结果也不同，指出“暴怒伤阴，暴喜伤阳”，可以致疾病急起，甚至死亡。类似病例比较突出的就是《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后喜乐异常，使他突然得了癫狂。而对渐进性的精神刺激对身体的伤害也有明确的论述，如“嗜欲无穷，而忧患不止，精气弛坏，荣泣卫除，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可见，渐进性的精神刺激所致疾病多、起病缓慢、病程长、治疗难。《黄帝内经》对情感致病的机理有所认识，指出情感除直接损伤脏腑外，还通过气机引起其他身心病变。如“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灵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虽然《黄帝内经》对情感致病机理的认识与现代身心医学观点有些出人，但不能苛求。

以人为本，以患者为中心《黄帝内经》十分重视心理治疗过程中的医患关系，明确指出“病为本，工为标”，认为病人为本，医生为标，医生应当根据病人的身心特点，去辨证施治。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会促进和提高疗效。说明《黄帝内经》关于医患关系的论述是富有科学性的。

另外，《黄帝内经》也十分重视心理因素，如望诊、问诊、切诊等，通过询问病人(心理等)，观察病人的精神、气色等来帮助诊治疾病。《皇帝内经》说：“诊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诊治疾病时，应尽量做到对病因、病史及相关情况细致了解掌握，才能有助于准确诊断治疗疾病。《皇帝内经》重视语言疏导，“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便，开之以其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呼?”，它从人“恶死而乐生”的本能出发，告诉患者不遵医嘱的危险，讲明遵从医嘱的好处，诱导患者创造治愈疾病所需要的条件。着重通过医生的说服教育转变患者对医治疾病的态度和认识，取得患者的配合，以提高疗效。这也是现代心理治疗应遵守的原则。《皇帝内经》指出“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说明用一种情感去纠正相应的情感，可以调节情感过激引起的病变。从《续名医类案·郁证》记载：韩世良在治疗一个“思母成疾”的女患者时，暗中让女巫告诉患者，她母亲在阴间准备报复克命之仇，患者大怒，“我因母病，母反害我，我何思之!”事例虽极端，但患者“病果愈”。这是“怒胜思”的成功病例。“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只要对病人移易精神和改变气的运行，用一种“祝由”的方法，病就可以治愈。祝由是对疾病求助于“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