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公共国家治理及其哲学内涵_包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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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大为
（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 北京 100872 ）
［ 摘
要］ 现代性国家政治及其治理既是资本积累和增值的必然结果， 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自我
资本对国家政治的操持， 一方面使得公共危机和社会矛盾始终无法在治理技艺的发 维持的必要手段。然而， 展中得到解决， 另一方面则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公共国家及其治理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 。资本全球化使分工和 个体经验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 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作为公共国家治理的现实形式， 就必然在革命与发展、 原 则和策略的张力中实现理论和实践的再发明 。 ［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国家治理； 政治哲学； 公共性 ［ B03 ； D03 ［ A ［ 1003 － 5281 （ 2015 ） 06 － 0021 － 06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2 ］ （ P． 677 ）
， 人类文明的存续和历史进步才能够再
一次成为现实可行的方案。 资本全球化使分工和 个体经验成为历史性的存在， 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作 必然在革命与发展、 为公共国家治理的现实形式， 原则和策略的张力中实现理论和实践的再发明 。
， 在特殊阶级的政治规划之中展开的
国家政治才更应该在与历史普遍性的联结当中被 审慎地理解。在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中， 具体的国家
［15 ］ （ PP． 306 307 ）
二、 现代政治的辩证主题： 治理技艺的衍绎与超越
国家政制的历史性， 不在于国家作为社会的对 立面而与社会进行互动的过程。 因为雅各宾的断 头台必然会带给共和国较王权更为暴虐想象的疑 惑， 而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开明政治也会促使追求艺 术和哲学的古典德政的想象之产生。 自从工场主 和商人阶层开始对封建政治表达不满和提出挑战 ， 政制的延续就几乎完全取决于其治理技艺能否应 对特殊利益诉求剧烈的变化， 而失败的结果就是旧 制度从下至上的自我否定。 所以国家不能被简单 “现代世界 ” 地视为 的必然结果， 而“国家叙述 ” 的 ［12 ］ 出现也不是针对社会的补充。 自从布尔乔亚开始寻找到走向国家政治舞台 的制度化渠道， 合法性的危机却并没有因为权力构 “平面化 ” 成的多样化和 的选举而被消弭。 随着在 具体制度和政治宣称中， 市民社会中的个体能够为 自己在社会交往中所遭遇的困难找到对应的政治 因素， 即个体在特殊利益的“倒影 ” 中审视国家本 身， 政治的合法性危机就愈发严重。通过宗教和自 然权利的伸张， 有产者说服和组织了小资产者、 无 产阶级和农民共同清扫了旧制度的躯壳和灰烬 ， 但
［ 基金项目］ 中国人民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 。 ［ 2015 － 07 － 10 收稿日期］ ［ 作者简介］ 包大为， 男，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
21
政治的历史性质， 并不是由掌握治理权力的抽象的 阶级性质所决定的， 而是取决于国家政治在生产关 系的更新或反动的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 。 因此， “资产阶级的胜利意味着新社会制度的胜利 …… 1648 年革命是 17 世纪对 16 世纪的胜利， 1789 年 革命是 18 世纪对 17 世纪的胜利 ”
［2 ］ （ P． 318 ）
斯所构想的国家政治以及治理目标的基本结构却 是相似的， 只不过霍布斯从“较弱的自然设定 ” 推 “消极的国家政治” ， 而卢梭从“较强的自然设 出了 “积极的国家政治 ” 。 如果说霍布斯代 定” 推出了 表了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 力图通过对市民社会的 那么卢梭则更 归纳而论证可能的有限正义的实现 ， 忠实于自然法权的概念的纯粹性 ， 并为理想共和国 寻求着最大的现实可能性。在卢梭的政治哲学中， 国家虽然具有更为整全的道德乃至宗教意义 ， 但是 仍然在本质上与特殊利益相矛盾。 这无怪乎卢梭 始终对于布尔乔亚的警惕， 更说明了颇具道德雄心 的社会契约论最终也只能力求“尽可能把权利所 许可的和利益所要求的结合起来 ， 以便使正义与功 利不至于互相分离”
［9 ］ （ P． 353 ）
。因此， 理想的共和国不能仅仅着眼
于霍布斯意义上的克服“无序 ” 和“暴力 ” 的威胁， 而应该通过政治教育和风俗的纯化来创造“新的 ， 自然” 和真正的“公民 ” 故而“好的社会制度是能 改造人的制度 ” 22
［5 ］ （ P． 249 ）
。 尽管具体概念和理论的
谢林最终
［13 ］ （ P． 6 ） “一种实践” “实践的合理化 ” 为 或 的国家理
。
市民社会的个体所想象的理想共和国 ， 即抽象 的国家， 虽然不能直接被指认为政治权威对有产者 的代言， 但是其抽象性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所体现的 意识形态性和欺骗性却是毋庸置疑的。 艾伦 · 布 坎南认为， 资产阶级需要将私有制条件下无法被实 现的抽象观念转述为法治国家的制度基础 ， 乃是出 于其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 即资本主义社会“建立 在有缺陷的生产方式之上， 这种有缺陷的生产方式 使得对正义和权利观念的依赖成为必要 ”
［6 ］ （ P． 3 ）
这个论
“阶级决定论 ” 述并不是在单一的 的意义上揭示定 义革命和制度的笼统方法， 而是从生产关系变更所 催生的社会制度更新的事件中肯定了政治实践所 应该具有的历史自觉性。然而， 当市民社会实现了 其最初所设想的国家政治， 即在私有制、 代议制和 法治中得到保障的国家秩序和个人自由 ， 却失去了 革命中所持有的创造“现实 ” 的勇气， 甚至连直面 现实中的基本矛盾的诚实也不复存在。 国家政治 “自然 ” 再一次从躲进了 的庇佑， 从陈旧的， 乃至远 古的神话和崇高意义当中寻求自我辩护的理由 。 因此， 为了以普遍性的形式维持立足于私有制 的社会秩序， 国家政治首先在霍布斯的“驯兽学 ” 中成为必要的暴力和强力， 而后又在卢梭所设计的 共和国当中具有了纯化风俗和“创新民 ” 的功用。 尽管卢梭和霍布斯对于“自然状态 ” 的设定有着本 但是二者所构想的理想社会都是通过国 质的区别， ， 家政治及其治理所创造的“新的自然 ” 并且基于 私有制的法权观念无疑在二者的构想中有着不可 动摇的地位。 在霍布斯的消极性的“自然 ” 中， 人 “大致平等的” ， 与人是 而“世界资源的有限性导致 ” — — —“一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 了无休止的争夺 争”
［3 ］ （ P． 92 ）
。
［7 ］ （ P． 49 ）
， “在政治 福柯认为， 根据 18 世纪的政治思想 领域内行动就是在自然领域内行动 ” 。不论 是清教徒所设想的君主立宪政制 ， 还是第三等级所 力求建立的共和国， 都是人类依据理性而促成的 “自然生成 ” 的国家。 但是， 在旧制度最为深重的 18 世纪末开始的革命并没有带来自由和 旧大陆， 德性的共和国， 更没有使得“自然 ” 走出神性和抽 在革命之 象性。曾经第三等级和贵族的残酷斗争 ， “自由” “平等” 后演变为由 和 之间的矛盾所掀起的 共和国的内部斗争。建立于特殊利益的国家， 一旦 其现实治理与长期作为理论武器的政治理念相左 ， 对国家权力和治理的正义性的质疑就将不可避免 。 因此， 古典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几乎就在 启蒙主义的政治概念产生的同时就开始产生 。 当 卢梭还期冀着让渡了部分权利和自由的公民能够 自觉接受法律的束缚， 即使“受到其束缚的人不仅 能够服从它， 还必须要以自然之口直接表达， 以使 得其始终是自然的 ”
［4 ］ （ P． 192 ）
。 托马斯 · 佩恩则毫
不留情地指出现代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隙 — — —“社会的形成是我们的需要， 罅 国家是通过我 们的弱点而产生的 ”
［8 ］ （ P． 5 ）
， 即使成文的国家制度
和治理理由能够在诸种关于自然法权的理论中得 但是在现实中得到展现的国家却只能在社 到庇佑， 会的残缺形式和矛盾中被得到证明 。同时， 在青年 谢林的政治哲学中， 国家与自由 （ 特殊自由 ） 之间 。“国家就是自然的统一性， 的矛盾就更为尖锐 就 是凌驾于第一自然之上的第二自然 ； 为了获取第一 ” 自然， 人必须有自己的统一性。
［4 ］ （ P． 125 ）
， 因此最终需要拥有绝对强力的国家来
克服无序的自然状态， 并维持文明和社会的存续。 “自然状态” “原始状态 ” — — —作为一个 而卢梭的 或 政治伦理的环节， 不过是在逻辑上比霍布斯更先一 。“自然” 步的设定 在卢梭的政治哲学中成为了先 其脱离考古学和历史学意义的绝对 验的道德概念， “自然状态” “原始人 ” 抽象性使得 中的 能够最为生 动地表达卢梭对“自由 ” 的理解。 但是， 除却仅仅 ， 作为政治伦理状态设定的“自然状态 ” 卢梭不得 “自然状态与市民社会之间有着‘巨大的距 不承认 ” 离’
出发点之间的分歧是颇为明显的 ， 但是卢梭和霍布
的结论因而就是以法治为核心的现代治理术的国
家， 很有可能是从自然人的愚昧、 自私和残忍之中 ， “国家是立足于人类之上的灾难 首先获益的一方 的结果”
［9 ］ （ P． 353 ）
“革命的第二天” 是在 却必须经受现实对最初的政 治承诺和抽象正义的拷问。 正如通过协商所创建 的君主立宪国家不得不面对新出现的小资产者的 而通过革命而创建的共和国 质疑和无产者的愤怒， 则时刻需要提防小资产者和无产者在革命中的失 。 因此， 福柯所论述的作 控和最终的“引火烧身 ”
。
这种抽象性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中就已经破产了 ， 黑 格尔开始诚实地在市民社会这一前提之下论证理 性国家的理想状态。 而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法权国 家的意识形态的批判， 以及从社会学上对自然权利 ， “使得资产阶级的法的观念和 的基础所作的解释 自然 法 的 意 向， 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永远信誉扫 地”
［11 ］ （ P． 86 ）
［1 ］ （ P． 170 ）
“自然生成” 一、 的国家政治： 吞噬自由或捍卫自由
在复杂的历Fra Baidu bibliotek交往关系当中， 人类社会的组织 形式和权力形态总是被物质力量塑造着 ， 同时又被 诸种意识形态和政治言说所修饰着。 国家政治及 其治理技艺， 作为社会主义制度演变最为显在的方 面， 以及个体把握历史和现实的最为直接的中介 ， 既是考察人类历史不可回避的重要论题 ， 更是论证 “新社会 ” 建构 的必要内容。 因此， 资产阶级革命 及其国家制度诚然能够在本质上被理解为单纯的 “政治解放” ， 但正是因为“国家权力并不是悬在空 中的”
2015 年 11 月 第 36 卷 第6 期
内蒙古社会科学（ 汉文版） INNEＲ MONGOLIA SOCIAL SCIENCES
Nov． 2015 Vol． 36 ɴ． 6
DOI： 10． 14137 / j． cnki． issn1003 － 5281． 2015． 06． 004
马克思主义公共国家治理及其哲学内涵
现代国家政治及其治理技艺产生于市民社会 “自然需求” 以及对封闭制度的反抗。 当抽象的 的 正义观念和法权在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演变过程 中逐渐显现出与现实矛盾之间的疏离 ， 国家与公共 利益之间的对立就进一步成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的表象。然而， 正因为建立于历史积累的资本权力 对解决现实危机的实践的束缚， 无法摆脱“过去 ” 马克思主义所构想的公共国家治理就成为了时代 所必然期冀的超越性国家形式。 因为只有当无产 阶级在社会政治实践中重新定义了国家 ， 并且在世 界历史 意 义 上 破 除“经 济 资 本 和 象 征 资 本 的 纠 缠”
［10 ］ （ P． 66 ）
Edat） ， 由（ raison D’ 则是现代政治几个世纪以来压 倒性的主题， 而通过这种合理治理来创造“社会自 （ naturalite de la société ） — — —在国家政制所 然性” 谋划的秩序当中成功地重新定义劳动和交往 。 因此， 在对专制的惶恐和革命代价的踟蹰之 中， 理性开始凸显为几乎唯一能够用来论证“善 治” 的概念。这不仅体现于康德对于和平的设想， 以 及 在 对 可 靠 知 识 中 的 “病 理 学 的 （ patholo［14 ］ （ P． 136 ） gisch） ” 反应的驱逐， 更体现于黑格尔的理
。“人们所必须希求于国家的， 不外 性国家的设想 ” 乎国家应是一种合理性的表现。
［15 ］ （ P． 285 ）
合理性
。
， 的主观体现就是“君主的良心 ” 然而在黑格尔的 ， “君主 ” 法哲学中 的实指已经完全超越了普鲁士 “自在自为的普遍物 ” 王权的君主， 而是作为 的“国 。 家制度和法律”
（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 北京 100872 ）
［ 摘
要］ 现代性国家政治及其治理既是资本积累和增值的必然结果， 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自我
资本对国家政治的操持， 一方面使得公共危机和社会矛盾始终无法在治理技艺的发 维持的必要手段。然而， 展中得到解决， 另一方面则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公共国家及其治理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 。资本全球化使分工和 个体经验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 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作为公共国家治理的现实形式， 就必然在革命与发展、 原 则和策略的张力中实现理论和实践的再发明 。 ［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国家治理； 政治哲学； 公共性 ［ B03 ； D03 ［ A ［ 1003 － 5281 （ 2015 ） 06 － 0021 － 06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2 ］ （ P． 677 ）
， 人类文明的存续和历史进步才能够再
一次成为现实可行的方案。 资本全球化使分工和 个体经验成为历史性的存在， 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作 必然在革命与发展、 为公共国家治理的现实形式， 原则和策略的张力中实现理论和实践的再发明 。
， 在特殊阶级的政治规划之中展开的
国家政治才更应该在与历史普遍性的联结当中被 审慎地理解。在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中， 具体的国家
［15 ］ （ PP． 306 307 ）
二、 现代政治的辩证主题： 治理技艺的衍绎与超越
国家政制的历史性， 不在于国家作为社会的对 立面而与社会进行互动的过程。 因为雅各宾的断 头台必然会带给共和国较王权更为暴虐想象的疑 惑， 而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开明政治也会促使追求艺 术和哲学的古典德政的想象之产生。 自从工场主 和商人阶层开始对封建政治表达不满和提出挑战 ， 政制的延续就几乎完全取决于其治理技艺能否应 对特殊利益诉求剧烈的变化， 而失败的结果就是旧 制度从下至上的自我否定。 所以国家不能被简单 “现代世界 ” 地视为 的必然结果， 而“国家叙述 ” 的 ［12 ］ 出现也不是针对社会的补充。 自从布尔乔亚开始寻找到走向国家政治舞台 的制度化渠道， 合法性的危机却并没有因为权力构 “平面化 ” 成的多样化和 的选举而被消弭。 随着在 具体制度和政治宣称中， 市民社会中的个体能够为 自己在社会交往中所遭遇的困难找到对应的政治 因素， 即个体在特殊利益的“倒影 ” 中审视国家本 身， 政治的合法性危机就愈发严重。通过宗教和自 然权利的伸张， 有产者说服和组织了小资产者、 无 产阶级和农民共同清扫了旧制度的躯壳和灰烬 ， 但
［ 基金项目］ 中国人民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 。 ［ 2015 － 07 － 10 收稿日期］ ［ 作者简介］ 包大为， 男，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
21
政治的历史性质， 并不是由掌握治理权力的抽象的 阶级性质所决定的， 而是取决于国家政治在生产关 系的更新或反动的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 。 因此， “资产阶级的胜利意味着新社会制度的胜利 …… 1648 年革命是 17 世纪对 16 世纪的胜利， 1789 年 革命是 18 世纪对 17 世纪的胜利 ”
［2 ］ （ P． 318 ）
斯所构想的国家政治以及治理目标的基本结构却 是相似的， 只不过霍布斯从“较弱的自然设定 ” 推 “消极的国家政治” ， 而卢梭从“较强的自然设 出了 “积极的国家政治 ” 。 如果说霍布斯代 定” 推出了 表了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 力图通过对市民社会的 那么卢梭则更 归纳而论证可能的有限正义的实现 ， 忠实于自然法权的概念的纯粹性 ， 并为理想共和国 寻求着最大的现实可能性。在卢梭的政治哲学中， 国家虽然具有更为整全的道德乃至宗教意义 ， 但是 仍然在本质上与特殊利益相矛盾。 这无怪乎卢梭 始终对于布尔乔亚的警惕， 更说明了颇具道德雄心 的社会契约论最终也只能力求“尽可能把权利所 许可的和利益所要求的结合起来 ， 以便使正义与功 利不至于互相分离”
［9 ］ （ P． 353 ）
。因此， 理想的共和国不能仅仅着眼
于霍布斯意义上的克服“无序 ” 和“暴力 ” 的威胁， 而应该通过政治教育和风俗的纯化来创造“新的 ， 自然” 和真正的“公民 ” 故而“好的社会制度是能 改造人的制度 ” 22
［5 ］ （ P． 249 ）
。 尽管具体概念和理论的
谢林最终
［13 ］ （ P． 6 ） “一种实践” “实践的合理化 ” 为 或 的国家理
。
市民社会的个体所想象的理想共和国 ， 即抽象 的国家， 虽然不能直接被指认为政治权威对有产者 的代言， 但是其抽象性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所体现的 意识形态性和欺骗性却是毋庸置疑的。 艾伦 · 布 坎南认为， 资产阶级需要将私有制条件下无法被实 现的抽象观念转述为法治国家的制度基础 ， 乃是出 于其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 即资本主义社会“建立 在有缺陷的生产方式之上， 这种有缺陷的生产方式 使得对正义和权利观念的依赖成为必要 ”
［6 ］ （ P． 3 ）
这个论
“阶级决定论 ” 述并不是在单一的 的意义上揭示定 义革命和制度的笼统方法， 而是从生产关系变更所 催生的社会制度更新的事件中肯定了政治实践所 应该具有的历史自觉性。然而， 当市民社会实现了 其最初所设想的国家政治， 即在私有制、 代议制和 法治中得到保障的国家秩序和个人自由 ， 却失去了 革命中所持有的创造“现实 ” 的勇气， 甚至连直面 现实中的基本矛盾的诚实也不复存在。 国家政治 “自然 ” 再一次从躲进了 的庇佑， 从陈旧的， 乃至远 古的神话和崇高意义当中寻求自我辩护的理由 。 因此， 为了以普遍性的形式维持立足于私有制 的社会秩序， 国家政治首先在霍布斯的“驯兽学 ” 中成为必要的暴力和强力， 而后又在卢梭所设计的 共和国当中具有了纯化风俗和“创新民 ” 的功用。 尽管卢梭和霍布斯对于“自然状态 ” 的设定有着本 但是二者所构想的理想社会都是通过国 质的区别， ， 家政治及其治理所创造的“新的自然 ” 并且基于 私有制的法权观念无疑在二者的构想中有着不可 动摇的地位。 在霍布斯的消极性的“自然 ” 中， 人 “大致平等的” ， 与人是 而“世界资源的有限性导致 ” — — —“一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 了无休止的争夺 争”
［3 ］ （ P． 92 ）
。
［7 ］ （ P． 49 ）
， “在政治 福柯认为， 根据 18 世纪的政治思想 领域内行动就是在自然领域内行动 ” 。不论 是清教徒所设想的君主立宪政制 ， 还是第三等级所 力求建立的共和国， 都是人类依据理性而促成的 “自然生成 ” 的国家。 但是， 在旧制度最为深重的 18 世纪末开始的革命并没有带来自由和 旧大陆， 德性的共和国， 更没有使得“自然 ” 走出神性和抽 在革命之 象性。曾经第三等级和贵族的残酷斗争 ， “自由” “平等” 后演变为由 和 之间的矛盾所掀起的 共和国的内部斗争。建立于特殊利益的国家， 一旦 其现实治理与长期作为理论武器的政治理念相左 ， 对国家权力和治理的正义性的质疑就将不可避免 。 因此， 古典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几乎就在 启蒙主义的政治概念产生的同时就开始产生 。 当 卢梭还期冀着让渡了部分权利和自由的公民能够 自觉接受法律的束缚， 即使“受到其束缚的人不仅 能够服从它， 还必须要以自然之口直接表达， 以使 得其始终是自然的 ”
［4 ］ （ P． 192 ）
。 托马斯 · 佩恩则毫
不留情地指出现代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隙 — — —“社会的形成是我们的需要， 罅 国家是通过我 们的弱点而产生的 ”
［8 ］ （ P． 5 ）
， 即使成文的国家制度
和治理理由能够在诸种关于自然法权的理论中得 但是在现实中得到展现的国家却只能在社 到庇佑， 会的残缺形式和矛盾中被得到证明 。同时， 在青年 谢林的政治哲学中， 国家与自由 （ 特殊自由 ） 之间 。“国家就是自然的统一性， 的矛盾就更为尖锐 就 是凌驾于第一自然之上的第二自然 ； 为了获取第一 ” 自然， 人必须有自己的统一性。
［4 ］ （ P． 125 ）
， 因此最终需要拥有绝对强力的国家来
克服无序的自然状态， 并维持文明和社会的存续。 “自然状态” “原始状态 ” — — —作为一个 而卢梭的 或 政治伦理的环节， 不过是在逻辑上比霍布斯更先一 。“自然” 步的设定 在卢梭的政治哲学中成为了先 其脱离考古学和历史学意义的绝对 验的道德概念， “自然状态” “原始人 ” 抽象性使得 中的 能够最为生 动地表达卢梭对“自由 ” 的理解。 但是， 除却仅仅 ， 作为政治伦理状态设定的“自然状态 ” 卢梭不得 “自然状态与市民社会之间有着‘巨大的距 不承认 ” 离’
出发点之间的分歧是颇为明显的 ， 但是卢梭和霍布
的结论因而就是以法治为核心的现代治理术的国
家， 很有可能是从自然人的愚昧、 自私和残忍之中 ， “国家是立足于人类之上的灾难 首先获益的一方 的结果”
［9 ］ （ P． 353 ）
“革命的第二天” 是在 却必须经受现实对最初的政 治承诺和抽象正义的拷问。 正如通过协商所创建 的君主立宪国家不得不面对新出现的小资产者的 而通过革命而创建的共和国 质疑和无产者的愤怒， 则时刻需要提防小资产者和无产者在革命中的失 。 因此， 福柯所论述的作 控和最终的“引火烧身 ”
。
这种抽象性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中就已经破产了 ， 黑 格尔开始诚实地在市民社会这一前提之下论证理 性国家的理想状态。 而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法权国 家的意识形态的批判， 以及从社会学上对自然权利 ， “使得资产阶级的法的观念和 的基础所作的解释 自然 法 的 意 向， 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永远信誉扫 地”
［11 ］ （ P． 86 ）
［1 ］ （ P． 170 ）
“自然生成” 一、 的国家政治： 吞噬自由或捍卫自由
在复杂的历Fra Baidu bibliotek交往关系当中， 人类社会的组织 形式和权力形态总是被物质力量塑造着 ， 同时又被 诸种意识形态和政治言说所修饰着。 国家政治及 其治理技艺， 作为社会主义制度演变最为显在的方 面， 以及个体把握历史和现实的最为直接的中介 ， 既是考察人类历史不可回避的重要论题 ， 更是论证 “新社会 ” 建构 的必要内容。 因此， 资产阶级革命 及其国家制度诚然能够在本质上被理解为单纯的 “政治解放” ， 但正是因为“国家权力并不是悬在空 中的”
2015 年 11 月 第 36 卷 第6 期
内蒙古社会科学（ 汉文版） INNEＲ MONGOLIA SOCIAL SCIENCES
Nov． 2015 Vol． 36 ɴ． 6
DOI： 10． 14137 / j． cnki． issn1003 － 5281． 2015． 06． 004
马克思主义公共国家治理及其哲学内涵
现代国家政治及其治理技艺产生于市民社会 “自然需求” 以及对封闭制度的反抗。 当抽象的 的 正义观念和法权在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演变过程 中逐渐显现出与现实矛盾之间的疏离 ， 国家与公共 利益之间的对立就进一步成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的表象。然而， 正因为建立于历史积累的资本权力 对解决现实危机的实践的束缚， 无法摆脱“过去 ” 马克思主义所构想的公共国家治理就成为了时代 所必然期冀的超越性国家形式。 因为只有当无产 阶级在社会政治实践中重新定义了国家 ， 并且在世 界历史 意 义 上 破 除“经 济 资 本 和 象 征 资 本 的 纠 缠”
［10 ］ （ P． 66 ）
Edat） ， 由（ raison D’ 则是现代政治几个世纪以来压 倒性的主题， 而通过这种合理治理来创造“社会自 （ naturalite de la société ） — — —在国家政制所 然性” 谋划的秩序当中成功地重新定义劳动和交往 。 因此， 在对专制的惶恐和革命代价的踟蹰之 中， 理性开始凸显为几乎唯一能够用来论证“善 治” 的概念。这不仅体现于康德对于和平的设想， 以 及 在 对 可 靠 知 识 中 的 “病 理 学 的 （ patholo［14 ］ （ P． 136 ） gisch） ” 反应的驱逐， 更体现于黑格尔的理
。“人们所必须希求于国家的， 不外 性国家的设想 ” 乎国家应是一种合理性的表现。
［15 ］ （ P． 285 ）
合理性
。
， 的主观体现就是“君主的良心 ” 然而在黑格尔的 ， “君主 ” 法哲学中 的实指已经完全超越了普鲁士 “自在自为的普遍物 ” 王权的君主， 而是作为 的“国 。 家制度和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