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跨国公司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一、跨国公司：性质和起源1、跨国公司的性质跨国公司是里恩索尔1960年4月在卡内基工业大学工业经济学院创立10周年纪念会上第一次提出的。

随后，在西方国家的报刊上经常出现“多国公司”、“国际公司”、“宇宙公司”之类的名称。

直到1974年，由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做出决议，统一使用“跨国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TNCS）这一名称。

名称尽管统一起来，但对跨国公司定义和性质的解释却众说纷纭。

因为多数人注重不同的特征来区别跨国公司和国内公司。

这些差别反映出不同的分析目的或学术理念。

1）结构是确认跨国公司最普遍的标准。

最常用的结构变量是在多国的工商业活动。

1983年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发表了题为《世界发展中的跨国公司第三次调查》，据此，跨国公司的标准是：第一，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建有经营实体，不管它们采取何种法律形式和在哪个领域从事经营；第二，这种企业在一个中央决策体系下进行经营决策，并制定有共同的政策，这些政策可能反映出跨国企业的共同战略目标；第三，这种实体通过股权或其他方式形成联系，使其中的一个或几个实体可能对别的实体施加重大影响，并同其他实体分享资源、信息，同时承担责任。

另一个更严格的结构标准强调跨国公司在国外经营的地域和规模，即一个国家的公司必须至少在国外建立，经营着6个或6个以上的工商业子公司，销售额方面必须超过1亿美元，对外国子公司控股不得低于25%等等。

还有其他结构标准，如有人认为是所有权结构而不是经营结构起决定作用，只要公司的所有权被许多不同国籍的人拥有，那么该公司就是跨国公司，或者，只要公司最高管理人员来自许多国家，而不是主要来自母国，那么该公司就是跨国公司。

2)第二个确认标准是业务。

据此标准，如果一个国家的公司绝大部分或相当大部分资源，或其所有业务都用于国外经营，也就是说，其国外经营对公司有决定性作用，那么该公司就是跨国公司。

一般而言，其国外业务至少须占有25％以上的比重，这包括海外投资占总投资额的比重，海外雇员占总雇员数目的比重，国外业务的产值、总销售额、总利润额占总销售额、总利润额的比重等方面的情况。

3）另有研究人员也使用行为标准。

据此标准，如果公司从全球角度来计划和活动，强调全球利润而不是国内利润，那么就可以认为它是跨国公司。

从国际政治学的视角看，综合上述三个标准，跨国公司可以理解为：直接拥有或控制着虽然没有完全受控于母公司的决策但必须对之回应的海外子公司的大型工商企业，母公司决策的影响范围并不与国界吻合。

2、跨国公司的产生和发展跨国公司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但现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的勃兴，应该说是在20世纪50、60年代发展起来的。

最初的跨国公司是与早期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相伴而来，但是英国的“家庭资本主义”（family capitalism）却难以为跨国公司的出现提供相应的组织资源。

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在美国产生了“管理资本主义”（managerial capitalism），由此职业管理人员取代家庭成员成为掌管公司运作决策权的经理层，行政结构取代了血缘关系结构。

管理资本主义的兴起使组织创新突破了家庭管理的局限，为工业公司发展成跨国界的大公司提供了可能性。

正是由于组织创新、科学技术和管理技术的发展，使得社会财富迅速增加，由此而产生的巨额过剩资本，产生了向外扩张的需要，使资本国际化的主流从国际流通过程深化到国际生产过程。

但是，限于当时世界整体工业化水平和外国直接投资能力，跨国公司虽已初具规模，却仍处于形成发展阶段。

二战后，特别是50、60年代可谓跨国公司发展的一个高潮。

战后，英国和欧洲大陆工业公司展开了一场颇具声势的“管理革命”，广泛采用美国公司的先进组织结构和管理技术，从而促进了跨国公司的空前迅速发展。

从战后到80年代前，跨国公司的发展一直是欧美两强并存的格局，伴随70年代以后日本的迅速崛起，到80年代形成美国、日本和欧共体（欧盟）三足鼎立的局面。

这些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具有如下特点：首先，其跨国公司的发展与政府行为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

其次，对跨国公司而言，其跨国经营的基本动因还是以经营取向为主旨，目的在于追求利润。

二战后跨国公司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迹象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兴起和发展，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始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后期进入迅猛增长时期，从而打破了长期以来一直为发达国家垄断国际投资领域和跨国经营的局面。

目前，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大多集中于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跨国经营大多规模小、实力弱，仅有少数国家跻身于巨型公司之列。

而且多系利用地缘、血缘关系，实施地区性经营战略，带有明显的地方性、局限性特征。

进入90年代，跨国公司的发展又形成一个新的高峰期，成为国际经济活动的核心组织者。

跨国公司日益呈现出生产国际化、经营多元化、交易内部化和决策全球化的特点。

今天，跨国公司所影响的已不仅仅是世界经济格局，在相当大程度上还有可能影响世界政治格局，由此而出现国际性的“权力再分配”趋向。

二、经济全球化中的跨国公司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同时，跨国公司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

作为国际直接资本流动的载体，跨国公司的崛起是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同时又扩大了全球化的内容与范围。

政府签订推进全球化的协议，背后的推动力量是跨国公司。

1、经济全球化造就一代跨国公司1）全球化进程推动了跨国公司的发展。

2）全球化突出了跨国公司的优势。

因为跨国公司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利用各种有形与无形资源，可以更加有效地移植自身的优势，并与一些不可移动的特定区域的区位资源结合起来。

全球化削减了各国对商品、资本和服务的壁垒，同时先进的通讯技术使得跨国公司对子公司的管理更为方便，是跨国公司的成本大为降低，令跨国公司的优势大大突出。

大大促进了跨国公司的产生。

发展中国家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也开始欢迎跨国公司的到来。

3）全球化引起跨国公司经营战略的调整。

其主体思路是利用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强化各子公司之间的产品与工业环节的分工。

过去彼此间相对独立的格局正在演化成为一体化的国际生产体系。

2、跨国公司改变经济全球化的方向1）改变了各国经济联系的内容，使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

国际分工是价值链的分工，跨过公司掌握某些关键环节从而控制整个价值链，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占了全球贸易额的三分之一，大量的技术流动是在跨国公司内部流动，跨国公司在世界生产领域的份额不断扩大。

2）跨国公司的发展使全球市场的范围不仅包括传统的产品与技术市场，而且扩大到服务领域。

3）全球范围内资源配置途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一国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是国内市场实现的，跨国公司的作用越发重要。

跨国公司的崛起，使得国家很难管理跨国公司，而成为国家重要的谈判对手。

由于跨国公司内部物流价格不是由市场决定的，所以各国政府的效率大大被削弱。

三、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跨国公司有着复杂的性质。

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正在成为“国籍不明”的或“超国家”的跨国公司，深刻地改变了、至少是正在改变着人们对主权民族国家的看法。

跨国公司所奉行的是“全球市场新逻辑”。

跨国公司所关注的，只是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资源和要素收益率上的差异，以及不同经济和政府制度对资源流动的影响，以保证企业利益的最大化。

显然，跨国公司淡化了国界，模糊了国家利益概念。

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一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摩擦和冲突。

作为工业发展模式的传播者，跨国公司常常为了利润和市场等目标的实现，影响东道国和母国（主要是东道国）的产业和经济政策的正常执行，甚至将触角伸及经济活动以外的诸如文化、社会和政治领域，从而被看作是对民族国家主权的一种挑战。

这种挑战通常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第一、限制和削弱政府能力这主要是指：－限制和削弱政府调节经济发展的能力。

－限制和削弱政府对本国经济竞争力的保护能力，兼并优秀的民族企业。

－限制和削弱政府对本国外贸的管理和保护能力。

第二、激化东道国与母国间矛盾跨国公司以阻碍资金及技术的流入为要挟，迫使东道国政府为其在当地的活动创造便利，有时也借助母国政府的支持，抵制或对抗东道国对其活动的干预和限制。

看上去，国家与国家间的经济对抗似乎已由国家与跨国公司间的对抗所取代。

另一方面，东道国与跨国公司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往往会激化东道国与母国间为谋求本国企业利益而发生的对抗。

这种对抗不仅在发达母国和发展中东道国之间屡见不鲜，并且在发达国家之间也同样存在。

第三、跨国公司所进行的政治活动更是对主权国家的侵蚀。

如今，跨国公司收买或胁迫政府官员的事件较少披露，但旨在获取投资便利的院外活动却愈演愈烈，其主要途径有：－跨国公司与本行业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合作。

－跨国公司与政府间正式或非正式的联合。

－在科技、经济、金融及法律等专业领域，与双边或多边的团体的联合。

通过上述途径，跨国公司直接或间接地扮演着国家政策的决策者或影响者的角色。

既然跨国公司的权力扩张对民族国家形成了冲击和挑战，那么民族国家对于跨国公司及其活动就不能不做出对等的反应，其中主要是对跨国公司及其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变化。

由于发达国家既是投资母国，也是接受投资的国家。

一般情况下发达国家对跨国公司均采取积极开放的姿态。

在促进国内资本的输出方面，发达国家不仅在财政、税收和金融政策上对跨国公司正面鼓励，而且通过与东道国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订立，维护国内跨国公司在国外投资准入、享受国民待遇、利润汇回等方面的权益。

在管理外国直接投资方面，则通过间接的政策来管理和协调跨国公司的活动。

发展中国家与跨国公司的关系在总体上还是若即若离，因为作为东道国，发展中国家一方面需要跨国公司带来的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另一方面也强烈地感受到跨国公司对其国内经济及社会生活方面的副作用。

抵制和约束这些负面效应成为一些发展中东道国对待跨国公司政策的基础。

与发达国家不同，许多发展中国家目前仍采取直接的针对跨国公司限制或规制手段。

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政策更类似于发达国家。

正是因为类似政策的普及，近20多年来，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更多出现合资经营及非股权的方式。

这在一方面固然体现了跨国公司对东道国主权的某种让步，但在另一方面，这种让步也导致了对东道国经济的一些消极后果。

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主权之间的矛盾是当今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跨国公司强大权力将替代民族国家主权乃至各国主权的丧失，而是促使国家在更高的层次上，更负责任地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让国家主权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超越原来的国界，成为各国自觉自愿、协调与合作地处理经济事务的权力。

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看待和理解国家主权。

现在，国家主权的含义也在渐渐发生变化。

其实，国家主权应是一把双刃剑，跨国公司对国家主权的影响同样也应是一把双刃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