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礼赞

生命礼赞

--基于对《九三年》的解读“芸芸众生，孰不爱生，爱生之级，进而爱群！”

一直以来，人道主义的光辉照耀了人类社会好几个世纪。长久以来，对于革命、暴力及人道的思考和探索也从未停过，浩如星海，而这灿烂星海中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是最闪耀的一颗。雨果的人道主义集中体现在他的：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不难看出，雨果把人道主义放在了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真理是要经得起考验的，事实上，许多人对雨果的这一论断是颇有微词的。他们认为雨果走向了一个极端。雨果将革命和人道主义割裂开来是错误的。革命与人道主义可以统一，而且应该统一起来。在有敌对阶级存在的社会中，尤其在尚未取得最终胜利的紧急关头，不可能也不应该实行宽大无边的、绝对的人道主义，否则就是对人民实行不人道。以朗特纳克来说，就算他果真救出三个孩子，自己束手就擒，对于革命的一方来说，完全可以根据他的情况作出合理的符合人民利益的判决，而不一定非要处以极刑。当然，共和军不会这样处理。但是，放走了他，后果会怎样呢？他必然与革命政府为敌，再次纠集叛军，攻打共和军，屠杀无辜的百姓，犯下非人道的罪行。从效果来说，郭万放走朗特纳克的行为，对人民来说，是不符合人道原则的。风风火火的“革命气氛”，西穆尔丹用一粒子弹穿透自己的心脏，实是击碎了“人民”直线上升的革命梦想，原来“我们的革命”，使我们付出了“英雄”的生命，道德与人情，在这种近乎刻板的革命刑律下，变得那样“苍白无力”。一股鲜血从他的嘴里流出，他倒下了，死了，难道不是预示着这场人皆欢喜的“大革命”，早已隐藏着些许不为众所知的“缺陷”处。因此，他们认为：虽然革命的目的是人道主义，但要达到这一目的只有努力争取，总不能希望每个人的人性中都隐藏着人道精神，一旦“天良发现”，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吧。他们认为雨果把“人道主义”高于“革命”，甚至高于一切的观点应该加以修正。

不得不说，他们看到了人道主义与革命的关系，但似乎他把两者的关系弄混淆了。革命与人道主义是应该统一起来，可如何统一呢？他们并没探讨。其实雨果倒是给了我们答案，只是他们没看到，甚至误解了。雨果的人道主义

与革命、进步并不对立，它不是凌驾于革命斗争之上的指挥棒，恰恰相反，雨果的人道主义建立在革命基础上，是对革命前途的思考和革命意义的升华，是革命彻底胜利、社会不断进步的历史必然。这就使雨果远远高于当时那些狂热迷信暴力的革命家和反对任何暴力的人道主义者。

在雨果眼中，资产阶级大革命把法国从封建专制的奴役下解救出来，是人道主义原则的巨大胜利。《九三年》里，它通泰尔马克、佛莱莎母子等形象，愤怒的控诉了封建统治的惨无人道。巴黎街景的速写则表现了革命给人民群众带来的无比欢乐。与此同时，他也认识到革命暴力的重要作用和意义。郭文在临死前说过：“文明有它的瘟疫，这阵大风(革命)治好了它。也许大风选择得很不够好。可是它有别的办法吗？在瘟疫的恐怖面前，我了解风暴为什么这样猛烈。”在革命斗争中，郭文既能英勇地献身革命，又能维护人道主义原则。但是，当面对朗德纳克的人性回归时，他陷入了巨大的矛盾中：在朗德纳克舍救了三个小孩之后，处死他是否是唯一正确的呢？在这里，雨果指出暴力并非万能，革命不仅仅是在肉体上消灭敌人，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和道义上战胜敌人。

对付一个“用一件牺牲行为赎回了他种种野蛮行为”的朗德纳克，革命如果“用一种野蛮的手段去回答这种慷慨的行为”，那就是革命的“弱点”，共和国的“贬值”。最终他选择了献身于人道主义，用生命诠释了“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雨果认为用资产阶级革命暴力消灭封建专制，是革命的天职，是为了实现人类的理想，这是他人道主义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前提。雨果支持革命、赞美革命，它的人道主义理想首先从肯定革命中体现出来。在此基础上，雨果对于如何使用革命暴力，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不懈的探寻，这在19世纪欧洲人道主义作家中，是难能可贵的。我们在评价一个人和一件事时，是不是应把它放到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呢。

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的标准。“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这一论断是对是错，或许我们说了都不算，也都是苍白无力的，实践会告诉世人答案。二百年来，雨果的人道主义理想没有消亡，西方社会的社会发展史的的确确是循着雨果理想的道路一步步走过来。存在即合理，实践证明，雨果的人道主义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

雨果的《九三年》，是一部活生生的“生命礼赞”，雨果运用跨越历史、时代、国界、语言的界限，锻造出一曲“人道主义”的赞歌。

为此，愿“生命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