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繁简之争

关于汉字的繁简之争

中国字是进化了呢？还是退化了？

随着港台与大陆地区交流的不断深入，形成了复繁和拥简对立的两大派；从大篆到小篆，从隶书到楷书，汉字的发展之路给人的印象是在不断的简化简化再简化。所以，干脆来一场革命，将常用汉字，简化一大批，不仅笔划要减，数量也要减。

实际上，汉字并不是一路简化来的，它也经历过长期的由简到繁的过程。

汉字是记录汉语言的工具，语言随着人的思维发展、地区间的沟通、技术进步、生活多样化等等，在不断丰富着。初民使用的汉字数量很少，今天的很多字，在甲骨文中，就是同一个字。字少，义项越来越多，就容易理解错误，所以就要通过加部首的方法，再造出后起的形声字。

如“丈”字，原本写作“支”，是右手持十字形的棍（“又”是右手的意思，“ ”是左手），它的意思就是今天的“杖”，后来这“丈”更多用于指度量单位、指成年男子，便给这“丈”字另加“木”字造出“杖”字来。说到“支”字，其原本写作“ ”，是竹杖，先是简化成了“支”，这样，“支”和“丈”就成了同一个字，再后来，“支”这个字形让给了“支”，“丈”便写作“丈”了。从意义上讲，“支”是竹杖，又可以指“树枝”，又可以指人的肢体，为了避免造成歧义，便又分别加“肉”成“肢”表示人的肢体，加“木”成“枝”表示树枝。每增加一个义符，就比原来的字繁了，而且字的总量也在增加。

当然，汉字的发展，也不是一味地增加字量，增加偏旁。到了一定的时候，就需要对汉字进行整理，对字形过繁的，要进行简化；对用字混乱的，要进行规整。秦朝的书同文，就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文字整理运动。此前的甚至包括甲骨在内的所有文字，秦称之为大篆；秦朝统一以后的文字，叫小篆。小篆字形美观规范，最突出的特点是讲究对称，笔划均匀流畅，比较适合于竹简上刻写，其笔道走势也合于竹简的纹理。

至汉中叶，一是大一统的国家文书较多，二是纸张出现，用毛笔在纸张上写篆书，篆书的优势就不复存在。因此，出现了字形改革，即隶书。隶书不仅字形改变，而且比小篆更精简。再后来，隶的扁形渐变方形，成为字体方正、笔划平直的楷书。唐人张怀瓘《书断》说：“楷者，法也，式也，模也。”意思是说，楷书是汉字的楷模。广义的楷书不仅指现在意义上的楷书，也包括隶、魏碑等方正字形。

楷书稳定了千馀年，虽然也有一些小的变化，但是总体上讲，它是一个稳定的体系。它记载了中国文明最具思辨的六朝文化，张扬了中国文明最辉煌的唐文化，传承了中国文明最精致的宋文化。

宋南渡后，大面积的北方，迎来了一批没有文化的、但是需要文化的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心开始下移，文化普及的要求渐盛，汉字又迎来新一轮的简化。虽然楷书字形不变，但是，缺笔少划，砍掉部分部件，同音假借更简单的字便盛行起来。

虽然，这些字不入经传，不是官方通行的文字，但是农书、医书、小说、杂剧中很是流行。因为这些书籍使用汉字时，并不去探究它所承载的文化意义，而是将汉字当作比较纯粹的记录工具。如果说汉字一定承载着文化的话，那它所承载的只是俗文化。对于讲究正统的人来说，这些字是鱼目混珠的俗字。当这些俗字泛滥时，便影响了正统的教育。

明末，张自烈著《正字通》，辨字正俗，影响甚广。清入关后，经过六十馀年的准备，康熙时，清政府依据《字汇》《正字通》编出《康熙字典》，对汉字进行了比较大规模的整理，但是其述而不作的方法招来不少诟病，因为它更多的是引前人书，没有起到“典”的作用。清末民初，国门被打开后，中国人意识到自己的落后，又面临列强的掠夺，唯有发奋自救，才是唯一出路。新文化运动，没有将中国落后的根源归结到制度上，而是问罪于传统文化，

叫得最响亮的当属钱玄同。

他宣称：“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他的目标是像西方一样，使用拼音文字，而简化汉字是第一步，虽然是治标不治本的第一步，但是要走下去。他和刘半农等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认为俗字就是大众的字，就应当在新的时代成为“正字”，并着手进行整理。他们的工作，曾得到过民国政府的一度认可，1935年宣布第一批324个俗字转正，可是时任考试院院长的戴季陶认为，这样做是破坏中国传统文化，比亡国灭种还可怕，不到半年民国政府便宣布取消。

钱玄同去世后，简化汉字运动，因战乱而大面积停止，只在延安小面积推广。

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两年后成立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汉字整理组。整理组选700字交毛泽东亲自审批，毛认为这些字简化不彻底，要求再简，而且要求汉字数量也要减。可是学者们意见实难统一，每简一个字，都困难重重。第二年交毛泽东338个可以先行执行的简化字，再次被退回。此时，简化汉字已偏离了初衷，成了新时期的政治任务。1956年2月1 日，这项政治任务终于完成。

减数量可以归并一些异体字，比较恐怖的做法是，将一些不同的字也给简成了一个字，这就是遗留给现在的简繁一对多的问题。

汉字简化的原则起初是使用民间已经流行的俗字，毛泽东则要求将草书楷化，做成新的简体字。这也真难为了当时的专家学者，因为草书本来就是一种非正式的字形，加之无限度的艺术化，形成了不加注释几乎无法交流的“狂”草。它本身就是与楷对立的，如果楷化，必然是不伦不类的东西。

结果正是如此，如“邓”“劝”“对”“难”“鸡”等字，其中的“又”字，本义是“右手”，所以在构字时，只能出现在上、右或下，而不应当单独出现在左边，全部汉字中只有一个做部首用的“ ”。所以，这样将“又”放左边构字违背了汉字自身的规律。“孫”字，本由“子”和“系”构成，表示“子”的下代，结果变成了“子”和“小”，好像“子”“小”便是“孙”，给人带来乱伦的错觉。

近些年来，随着港台与大陆地区交流的不断深入，复繁的呼声越来越高，形成了复繁和拥简对立的两大派。前几年，季羡林先生表达了他对简化字的不满，紧接着，苏培成老师便予以反驳。不过，这反驳乏力。季先生认为“后”“後”两个字不当归并为一字，容易造成歧义。苏培成老师则以《大学》“知止而后有定”为例，挖苦了一番季老。

其实，《大学》里出现“后”字这种情况，在古代汉语中叫同音假借。苏培成老师如果认真读一下注释，就会发现，这样的字，朱熹还要再解释一下，解释说等于“後”，为什么？正是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且不应当归并的字。古代文字学家常以此为例讲经传的同音假借现象，而且这个“后”还只能和“後”的“时间义”通假，不可与“方位义”通假。

最近，香港影星黄秋生发微博称：“在中国写中文正体字居然过半人看不懂，哎，华夏文明在大陆已死。”引发了又一场争论。这里他使用“正体字”来代指繁体字，港台有很多人持这种说法。

十多年前，我在台湾讲学时，曾告诉台湾人说，台湾用的是繁体字，对应大陆的简体字。台湾用的并不全是正体字，如“里外”的“裏”，台湾用“裡”，而这“裡”则是典型的俗字。正俗是相反的一对概念，正字是见于经传的正统字，而俗字则是民间坊间流传的。为了让俗字成为新的正字，二十年代末，刘半农还专门搜集整理了《宋元以来俗字谱》，用于简化汉字。

这场争论中，大家并不关心正俗问题，所关心的是，不使用繁体字，华夏文明是否还能传承的问题。这个问题太大，需要大家认真研究讨论，而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明的。所以，我认为，而仅从审美的角度看，简化汉字确实破坏了中国传统审美观，书法作品还大都保留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