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胡适

浅谈胡适

胡适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造诣。其思想也具有全面性——几乎触及了广义上的人文学科的每一个方面。以他个人的研究业绩而言，我们可以说，他在中国思想史上起了划时代的作用。余英时曾经利用思想史上所谓的“上层思想”和“通俗思想”的概念来解释胡适的思想。（或者再扩大一点，利用人类学与社会学上“上层文化”与“通俗文化”的概念。）认为其思想的影响不但冲击了中国的上层文化，而且也触动了通俗文化。

（一）通俗文化

胡适的“暴得大名”最初完全是由于他提倡文学革命。用白话来代替文言文，在胡适的构想中自始即是思想革命或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所以他的“文学改良刍议”第一条便提出“言之有物”，而所谓的“物”则包括二事：一曰情感，二曰思想。他显然认为只有新的白话文体才能表达二十世纪的新情感和新思想。提倡白话便不得不尊《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为“文学正宗”，这就把通俗文化提升到和上层文化同等的地位上来了。陈独秀完全了解胡适此文的命意所在。他在“文学革命论”中说：

孔教问题，此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也。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旗上大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此话以“伦理道德革命”始，以“通俗的社会文学”终，不但把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联系了起来，也把通俗文化代替传统上层文化的意思表露的十分明显。胡适虽然在美国受了七年的民主洗礼，但他的思想影响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层次，不是“西化”一词能简单概括的尽的，虽然取近代化西方文化为模式以改造中国传统的确代表了胡适思想的一个基本方向。

（二）上层文化

如果胡适的成绩仅限于提倡白话文学，那么他的影响力终究是有限的。但是他的思想在上层文化领域之内所造成的震动却更为激烈、更为广泛；他在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上之所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原因。

胡适认为他如果想在中国取得思想上的领导权，首先便在国故学界有出色的表现。他在留美考试第一场国文试中便以考证“规”、“矩”出现的先后顺序而得了一百分。他在留美期间所发表的几篇学术文字，如《诗三百篇言字解》、《尔

汝篇》、《尔吾篇》也都是考据之作。但是胡适在中国上层文化中造成的革命性的震动却要等他在北大教中国哲学史课程以后。胡适的新观点和新方法变恰好在这里发挥了决定性的转化作用，他通过对其思想的传播与讲授，把北大国学程度最深而且具有领导力量的几个学生从旧派教授的阵营中争取了过来，巩固了他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一九一九年二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胡适在上层文化的影响很快从北大传播到全国。他运用西方的逻辑知识来解释《墨经》，尤其受到时流的推崇。他已成功跻身于考证学的“正统”之内了。

但是胡适的思想在一些方面也具有局限性。他在思想上一方面提倡“科学方法”，另一方面侧鼓吹民主自由，希望把中国引上他所向往的现代化方向。他在这两方面都做得“开风气”的工作，用现代的名词说，也就是“启蒙的工作”。启蒙工作总不免要从批判现状开始，也就是说要做好破坏性的工作。胡适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破坏了旧的以后，用什么新的东西来代替呢？胡适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答案。他说“我们要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但这只是对于遥远的目的地的一种描绘，而不是一个具体的建设纲领和方案。如果我们用“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来代表胡适的基本态度，那么要他立刻提出一个对中国社会的性质的全面论断来以为行动的指南，便等于要他只保留“大胆的假设”而取消“小心的求证”。这里我们清楚的看到了胡适思想在“改变世界”方面的内在限制。他的“科学方法”——所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他的“批判的态度”，用之于批判旧传统是有力的，但是它无法满足一个巨变社会对于“改变世界”的急迫要求。批判旧制度、旧习惯不涉及“小心求证”的问题，因为批判对象本身（如小脚、太监、姨太太之类）已提供了十分的“证据”。科学的方法的本质限定它只能解决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但是它不能承担全面判断的任务。即使在专门学科的范围之内也不例外。专门学者或科学家当然无法完全避免在自己专题研究的范围之外，表示一些关于本行业的全面性的意见。但是我们必须了解，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也许仍然表现出科学的精神，打他所用的却已不是严格的意义上的科学方法了。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胡适确已尽了自己的本分，他作为中国新文化实绩体现着已无需置辩，他对现代中国文化的巨大贡献亦不容抹煞。然若以现实的眼光立论，作为叱诧文坛风云的胡适又毕竟已成为历史。他的诗歌，名噪一时的《尝

试集》几无审美价值可言；他的学术著作，异军突起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红楼梦考证》和《白话文学史》诸著，作为学术思想史上的一种“范式”亦已过时；他曾经大力宣扬过的实验主义哲学也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诚如L.维特根斯坦所说：“早期的文化将变成一堆瓦砾，最后变成一堆灰土，但精神将萦绕着灰土。”胡适的精神，亦即贯穿于胡适文化学术和社会政治活动中的“开风气”的启蒙精神，胡适思想里无处不在的自由意识，胡适晚期一再伸张的自由主义大义，理应成为我们据以惠泽炎黄子孙，高扬民族精神的不竭思想源泉。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悲剧命运的承担着。胡适如此，与他同路的知识分子也是如此，他们要提前预告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担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作为现代中国的启蒙者，胡适既然是时代的产儿，就不能摆脱时代局限给他命运的规定。从中国历史条件出发，护士及其执着追求的思想受挫是必然的，但这只能说明先驱者因袭的负担多么沉重，说明中国多么需要先进思想的启蒙。在历经了八十年代毫无止息，残酷无情的阶级斗争风浪，在中国知识分子遭受种种磨难屈辱和整肃之后，我们再体味一下独立人格、思想自由、社会民主、人道主义和法治这些思想精神的历史命运到底是什么，不能不承认失去的那位智慧老人“劝世良言”的用心良苦和远见卓识。他所高扬的人权、自由和科学精神，对新文化建设是多么急需！他所反对的偏执、盲从、激进、浮躁，对纠正时代的“左倾”浪漫病又何尝不是一剂良药！他所寄望的理性、容忍、博爱、重事实、大胆怀疑，对中国人的现代化，是多么富有建设性的意义！该是猛醒的时刻了如果我们对胡适的思想探索没有真正的理解和觉悟，我们又如何走出历史的迷津呢？当然，在我们今天以“胡适的文化阶层”为座标的时候，在坚持胡适先生思想方向的基础上，应该打破他的框框，促进学术界的进步，促进现代化的推进。

唐德刚先生称胡适是“照远不照近的一代文宗”。的确，胡适先生的精神生命不是以几十年来衡量的，胡适的思想价值也不是由片段的历史所决定的，不管胡适是他自己信仰的祭品，还是时代的牺牲品，他所奋力开拓的自由民主运动，实以成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