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宗商品市场的发展与现状

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史上，有几个非常具有时代特征的“名词”，都在从某个方面反映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史中的大宗商品交易及其市场发展的各个阶段的历史特征。这些“名词”包括：票证供应；统购统销；计划内指标与计划外调拨；双轨制；进出口批文；三角债等。而当我们通过上述“名词”在本文中的点睛，来展望进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化时代的中国社会经济及其大宗商品市场的未来发展的时候，人们所看到中国大宗商品交易及其市场，又会以什么样的发展面貌和远景，展现在当今及未来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史的历史画卷上呢？

一、中国大宗商品市场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大宗商品的流通

从一九五三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实际的大宗商品的生产、流通，都是由国家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的中长期和中短期计划，来归口进行制定、实施的。那时，用于基础建设的大宗商品——如钢材、水泥与木材等，主要由政府物资部门统筹计划分配、流通；用于国民所需要的日用工业品的大宗商品——如轻工业的烟酒、食品与副食品，以及布匹等，则主要由政府商业部门统筹计划分配、流通；用于国民所必需的粮油等生活资料，则主要由粮食部门统筹计划收购、销售——即所谓的“统购统销”；而用于农业的生资产品的大宗商品的统筹计划分配、流通，则由政府供销部门落实、执行；其他的生产资料及生活资料的大宗商品的统筹计划生产、分配及流通，也多归口于不同的行业主管部门，而最终由从中央到地方的计划委员会统一领导、确定。

在这些大宗商品的生产、分配与流通中，有两点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宗商品市场所完全没有的市场特点：一是在大宗商品的生产领域，只要有了计划生产指标——尤其是计划内指标，那么，即使是相关的大宗商品的生产“越生产越亏损”，也不会影响到生产企业、单位的劳动工资及其基本的生产成本开支。而对于大宗商品的下游生产企业、单位，人们所关心的不是原材料等大宗商品的采购成本，而关心的是否能够拿到相应原材料产品的计划指标，因为有了这些有关大宗商品的产品指标，你就可以正常的开工生产。那个时候，有所谓的如采购员、驾驶员、售货员、售票员之类的“八大员”之说，其中“最吃香”的采购员，就如同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九十年代出现许多搞进出口批文的人能够拿到批文一样拿到计划指标——尤其是计划内指标，是那个时期的大宗商品最“原始”的“现货订单交易”的从业者。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大宗商品的分配、流通的第二个特点，则主要表现在大宗商品的流通领域。其特点集中反映在如粮油、食品与副食品及布匹等国民日用消费品的商品流通方面。如粮食部门的统购统销体系；如商业部门的一、二级批发体系，都反映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大宗商品的最基本的流通模式。而与大宗商品批发流通配套的零售市场，则是通过票证供应政策、体系来得以保障的。而相应的大宗商品的物流仓储，则是由计划内或计划外的调拨来进行的。因此，除了从事大宗商品的流通的企业、单位，配备有自己的仓储运输能力之外，一些大中型生产企业及中央、省或市一级的政府及相应的行业主管部门，也拥有自己的仓储运输力量。

二、中国大宗商品市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双轨制”政策下的大宗商品的流通与市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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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初步在一些商品生产、流通领域开禁计划经济的某些束缚的八十年代，中国的大宗商品市场迎来它的第一个以所谓的“短缺经济”为特征的卖方市场。其中，赶上那个大时代的大宗商品市场，当首推服装鞋帽、食品与副食品、日用小商品，以及一部分农副产品市场。而这样的大宗商品的市场交易、流通模式，直到今天人们还可以从传统的轻工业、农业等大宗商品的批发市场中看到它发展的原型，其区别不过就是规模比八十年代要大许多，所从事的大宗商品的现货交易品种也多很多而已。而那个时代特有的“名词”，莫过于以“倒爷”、“官倒”之类的“术语”，来直接或间接描述从事大宗商品流通、交易的从业者的时代特征。

表现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其他大宗商品的市场建设与发展上的另一个时代特征，就是那一时期的“双轨制”对大宗商品的生产、流通的影响。那个时期，中国受到这样的“双轨制”影响的大宗商品及其市场的领域，还比较多、比较宽。这其中包括粮油；包括钢材、水泥与木材等基础建设材料；包括如汽车、家电以及燃油、天然气等紧俏的工业产品等，都还保留计划经济时期的票证供应的特点：如粮本、煤气本、粮票、猪票、彩电票及相应的大宗商品计划指标等。

在那个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开放的大宗商品交易及其市场，在一批批南来北往的“倒爷”的肩扛车载中，不断地发展、壮大起来。毫无疑问，他们是中国大宗商品现货市场的开拓者。而在另一方面，那些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商业大潮的吸引下纷纷下海的“官倒”们，又从另一方面，高起点地开拓了中国大宗商品的市场发展。那个时候及现在的许多大宗商品现货批发市场，就是在这样一批人的拼搏、创业中建设、发展起来的。

在那个时期的大宗商品的对外贸易的进出口以及其市场建设方面，其大多数大宗商品的国际贸易，则受到来自国家及各商品生产、流通主管部门进出口“批文”的规管，以及国家金融管理部门的严格的资金规管，而使其市场发展比较落后，因此，从事大宗商品进出口贸易及市场建设的国内生产及流通企业，还非常有限。其市场规模与交易品种，也远远不能与当今的中国大宗商品市场相比。

三、中国大宗商品市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从现货与期货市场的开放中汲取经验教训的大宗商品市场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步，以及相应的大宗商品市场及其交易品种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的发展，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寻求更好的市场模式来推动大宗商品市场的发展，以保障相应的商品的日益规模化生产、流通，就成为这个时代的最为典型的时代特征。这其中，不少大宗商品交易品种，从现货批发交易市场向期货交易市场发展，并在那个时期的全国许多地区及行业兴起和消沉的发展中，为当今的中国大宗商

品交易及其市场的发展，起着虽然教训深刻、但经验更为难得的重要的社会与历史作用。

在那个时期，影响中国大宗商品迈向现代化市场的重要社会及经济因素，一是改革开放的发展，使多个行业领域的计划性生产、流通，向市场化生产、流通迈进；二是八十年代以来的大宗商品批发市场的不断建设、发展，造就了专业化更强、品种更多的规模化市场；三是中国的“世界工厂”的建设，已经从来料加工向自主生产进步；四是为加入世贸组织而快速开放的国内国际进出口市场。

当人们对中国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这样或那样的大宗商品市场的期货交易的得失记忆深刻的时候，其实更不能忘记在那段历史时期，才是中国的大宗商品市场，真正地迎来了自己市场的、自改革开放以来有规模的卖方市场，也是中国商品市场及大宗商品市场从小到大、从少到多的第二次卖方市场。因为，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随着中国南方沿海地区房地产市场的大幅盘升，以及大部分工业及农业产品、商品的市场开放，许多大宗商品现货市场——如钢铁、粮油、饮料、汽车及工程机械等，都比随后开启的大宗商品期货市场，更早地迎来一波强劲的市场行情。而这个行情所引来的最大的“后遗症”，就是地区性的“三角债”问题在全国蔓延。因为，那个时候的大宗商品市场的“疯狂”，是某一时段的某种紧俏的商品，即使是客商提着足额的现金，也要交钱开票之后排队等待提货；而某一时段的某些滞销的商品，客商则可以先拿货、后付款地“代销”，其商业风险其实并不亚于当时的大宗商品期货市场——甚至比现在比较规范的大宗商品现货订单交易市场以及以实物交割为主的期货市场更高。

四、中国大宗商品市场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处于全球经济一体化与新技术革命中的大宗商品交易

早在16至18世纪的明、清时代，中国大宗商品交易就出现了五个主要经贸区：江南经贸区、珠江三角洲经贸区、长江上中游经贸区、华北经贸区和西北经贸区。而在当时的经济、生产条件和交通状况下，决定了那个时代的大宗商品交易的主要格局，是各经贸区之间以输出高价值的手工业产品特别是棉、丝织品为主，输入的则是低价值、却是民生与生产所必须的粮食与手工业生产原料。而当我们再回顾上述所勾勒出来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大宗商品交易及其市场的发展史的时候，我们一定会为踏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大宗商品交易及其市场的进步，欢欣鼓舞。

中国大宗商品交易及其市场跨入划时代的发展时期，虽然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但其中重要的发展，当属于进入二十一世纪发生的几个极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一是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二是计算机技术与网络技术及其运用，在当今信息化时代突飞猛进；三是现代物流在中国的全面建设与成熟；四是现代金融服务在中国的日益进步、完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由于中国经济、社会因加入世贸而与一体化的全球经济、社会的联系更为密切。而为了在国际大宗商品交易、贸易及其市场领域，为中国各行业、产业生产及流通、消费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产品、商品，寻求强有力市场价格定价权、话语权，中国大宗商品交易及其市场将不得不利用市场手段，来寻求自身在国际大宗商品贸易及其市场中的经济利益与战略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