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器与人类文明

陶器与人类文明
材料是人类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

新材料是人类文明社会的先导，材料的发展史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史。

而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人造材料—陶器，在人的进化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

作为古代人民一种最主要的生活用具，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

它不仅丰富了人类使用生活生产用具的内容，而且加强了人类生活的稳定性。

人们用陶器来取水、储水、储粮，还用它来蒸煮食物（以前只能用烧烤的办法），这对扩大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活动范围，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增强人类体质有重要的意义，由于陶器是古代人类使用最为频繁的生活用具，因而遗留下来，保存至今的陶器数量也就十分可观。

在我国一些早期著作中有很多关于制陶的传说。

如“神农作陶”（《汲冢周书》），“黄帝命宁封作陶正”（《吕氏春秋》），舜“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史记·五帝本纪》），“禹作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韩非子·十过篇》），这就是说，相传从神农氏开始，我们的祖先就学会了制作陶器：到黄帝时，制陶业已经是一个重要的手工业部门，有了专门“官员”管理制陶业；到了虞舜时，在寿丘这个地方的河滨造陶器，第一次记载了制造陶器的地点；到了夏禹的时候，人们已经学会制造外墨内朱的彩色陶器。

这里的
所谓“祭器”，就是将陶器作为祭礼时的礼器。

这些传说，虽然在时间上很不确切，但从一个侧面却反映了我国陶器生产最初发生和发展的大致过程。

我国早在8000年前便发明了制陶技术，是世界上最先烧造和使用陶器的国家之一。

这一发明标志着人类新石器时代（距今约一万年--四千年前）的启始，成为贯穿这个时代始终的重要标志。

陶器由于其自身具有的特性和优点在当时被广泛运用，不仅极大地改变了当时先民们的生活方式，更记载了新石器时代的经济、文化、宗教、民族、国家起源以及气象、地理等方面的状况，是我们研究古代社会和历史原貌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我国早期的陶器，以新石器时代的最为著称。

新石器时代是陶器的鼎盛时期，当时的人们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心血，烧制了大量各具特色、异彩纷呈的陶器。

掀开了中国陶瓷文化史史上灿烂辉煌的篇章。

陶器是将具有可塑性的粘土，经水湿润后，成型，干燥，在700-1000摄氏度的低温中烧造而成的坚固的制品，是人类最早通过物理变化和化学反应使物体的本身发生质变的一种创造性活动。

制陶术的发展与人们对火的作用的认识有关，利用火，人们能改变材料的性质，将软的粘土坯烧制成陶器。

最初的陶器可能
是用作食物容器的粘土坯碎片，被人弃置于火边偶然烧制成的。

当人们发现经过火烧的粘土碎片具有更高的强度而且不漏水，开始有意识地用火处理各种形状的粘土器具时，制陶术便诞生了。

当然，陶器不可能是神对人类的恩赐，它必定是远古先民们在与自然作生存博斗中，经验、劳动与智慧凝合而产生的结晶。

究其起源，与多方面因素是离不开的：对黏土的认识，火的利用，贮存的需要，农业生产和定居生活的发展，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陶器的产生。

陶器的发明对远古人们的生产、生活及社会组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社会经济形态从采集、渔猎为主过渡到以农业（包括牧业）为主，推动人类社会从“蒙昧时代”进入“蛮荒时代”。

它体现了人类对水、土、火的认识和把握，开启了民族传统文化的先河，为以后的建筑、雕塑与工艺美术等奠定了基础，是新石器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之一。

中国人民在世界科学史上和文化史上，都曾写下光辉灿烂的篇章，其中陶器的制作工艺及其发展，更是绚丽多彩，鲜艳夺目的一页。

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陶器：
我国在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就发明了陶器。

最早发现的是仰韶文化。

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从陶质区分，有红陶、灰陶、黑陶、白陶和彩陶；从工艺上区分，有手制、模制、慢轮、快轮；从纹饰上区分，有压印、拍印、刻划、彩绘、附加堆纹、镂孔；从陶窑
结构区分，有横穴窑与竖穴窑。

正是这些风格迥异，不同的类别，创造了新石器时代绚丽多姿的陶器文化。

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由于空间与时间的不同，需要与追求的不同，标准与审美意识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风格特征与文化内涵，使陶器成为这个时代纵向断代和横向区分地区类型的标尺。

从考古中证实，我国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分布遍及全国各地，其分布主要有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东南地区、西南地区、北方地区等五个大区域。

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陶器：
黄河流域是我国新石器时代陶器发展鼎盛的地区之一，它优良的经济地理环境，为当时的定居生活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促进了陶器的繁荣，因此具有系统的陶器发展序列和密集的文化遗址。

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以裴李岗为代表，距今为8000年，有大地湾文化、磁山文化、后李文化、北辛文化、白石村文化等类型。

裴李岗文化陶器大多为红陶，有泥质陶和夹沙陶两类，素面磨光，有些辅以篦纹、划纹和乳钉纹；全部手制，多采用泥条盘筑法；器型有弯月双耳圜底球形壶、筒形罐、碗、圜底钵、三足钵、高足碗形鼎等。

裴李岗遗址发现横穴式陶窑，这是我国最早的陶窑。

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陶器：
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发展迅速、成熟，与黄河流域争奇斗艳，平行延贯又交流融合。

成为当时我国陶器文化的主体部
长江流域的早期文化以河姆渡文化为代表，另有仙人洞遗址、彭头山文化、石头皂市遗址。

河姆渡文化年代为公元前5000至前3000年左右，因1973年首次发现于浙江余姚河姆渡而得名，生产泥质陶、夹炭黑陶和夹砂陶，全部为手制；多饰以刻划花纹或绘黑、白、红、褐彩，少数有镂空装饰；还有一些动物形象雕塑作品，造型朴实，拙稚感人。

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器：
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器文化范围，包括江西、福建、台湾、广东和广西诸省，基本上可分为早、晚两个阶段。

早期文化的遗址有江西万年仙人洞，广东英德青塘，冠山滑岩洞和广西桂林甑皮岩、马兰嘴山，杯较山、石尾山、海角山等处。

以绳纹粗红陶为主要代表，质地较粗松，具有明显的原始特征。

纹饰除了绳纹，还有划纹，篦点纹，见齿纹，指甲纹和篮纹等。

晚期文化较早期为丰富，质料种类增加了泥质红陶，灰陶和黑陶；纹饰种类增加了颇具特色的几何印纹，绳纹迅速衰落，但大量素面陶依然为主要品种。

工艺上仍为手制，器表留有慢轮修整的痕迹，器形也开始变化多样起来。

西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器：
西南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和西藏自治区，四川的陶器文化较为发达，云南、西藏颇有类似，具一定水平，贵州比较零
云南的白羊村文化多产砂褐陶，陶质疏松，胎壁较厚。

均为手制，采用泥条盘筑法，制陶工具有陶垫，骨抿、陶支架、石印模等。

器型独特，有罐、钵、缸、带流器等，肩、腹部常饰以变化丰富的划纹、绳纹、点线纹、剔刺纹、乳钉纹、附加堆纹、印纹、线纹等。

西藏在建国以后才发现新石器时代陶器文化的遗址，主要是粗、细夹砂陶，陶色有红、灰、黑三种，均为手制，采用泥条盘筑法，手捏法或模制法，制作叫粗糙。

器型简朴，只有罐、盆、碗、盘等。

纹饰种类极少，多为绳纹或几何形划纹。

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器：
北方地区的陶器文化，统称为“细石器文化”，它的遗址遍布我国的东北、内蒙古自治区、宁夏等地，由于陶器的发展受当时经济生活的影响和限制，因此，在农业经济较发达的地区，陶器数量和品种都较为丰富多样，在渔猎畜牧经济为主的地区较为稀少寥落。

其早期文化包括兴隆洼文化、新乐文化、小珠山文化、赵宝沟文化、左家山文化，以兴隆洼文化为典型。

兴隆洼文化以1982年发现的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命名，此时期的陶器均为手制，只有夹砂陶，陶色主要为灰褐，黄褐，陶质疏松，胎质较厚，火候较低。

典型器形为筒形罐，也有钵、罐等。

多饰以数种纹饰组成的复合纹，戳印坑点纹等，有交叉纹、网格纹。

竖压
横排之字形线纹。

中期文化以红山文化为代表，发现于内蒙古赤峰红山，其陶器种类较多，有夹砂陶和泥质陶，制作较粗糙。

泥质陶为红色，多作容器，夹砂陶为深褐色，多作炊煮器。

装饰极具特色，有压纹、划纹。

附加堆纹和彩绘，以“之”字形线纹尤为突出。

器形多样，有盆、钵、罐、瓮等。

晚期以小河沿文化为代表，还有北沟文化、阿善文化、纹器文化。

小河沿文化以夹砂陶为主，少量泥质陶，陶色种类分褐、红、灰三种，器形有瓮、罐、尊、器座、钵、豆、盘、猪、狗等头饰、纺轮等。

制作粗糙，很不规整。

器表多施拍印的菱形细绳纹和斜方格纹，器底有编织纹，其彩陶花纹与大汶口文化颇有相似。

材料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以及人类文明之间贯穿着一条
辩证的线。

而陶器的发明标志着人类文明的开始，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