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序重要

语序重要

吴为章

0.1 语序是普遍现象之一，是语言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语序有广狭二义。狭义语序一般指语素、词的排列次序；广义语序通常指各个层面、各种长度的语言单位和成分的排列次序。狭义语序是包含在广义语序之内的。本文讨论的语序是广义的。广义语序包括语言单位排列顺序，简称“单位序”，如语素序、词序、词组序、句子序、句群序等；也包括结构成分出现顺序，简称“成分序”，如构词成分(词干、词缀)序、句子成分(主语、谓语)序、句法成分(述语、宾语、补语、中心语、状语、定语)序、分句序、句群序等。

0.2 广义语序无所不在，作用巨大，语言学的各家各派都十分重视它。在传统语言学中，通常认为“语序是属于句法的”，[①]是一种重要的语法手段，在语言结构中，发挥着区别意义和功能的作用。本世纪70年代以来，国内外不少学者对语序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发表了许多富于启迪的见解，语序研究得到深入和发展，越发成为各国语言学家瞩目的热点。例如，1991年美国语言学会主办的暑期语言学讲习班首次增设的汉语语言讲习班，这个讲习班的课程之一：现代汉语句法中的理论问题，所列第一个问题，即“语序问题”。[②]

0.3 胡附、文炼倡导“三个平面语法观”，明确提出“语序所表达的有的属于语义，有的属于语法，有的属于语用”。[③]这一认识，奠定了语序在语言学中的重要地位，推动了语序研究的深入发展。

近期的研究显示出：语序不仅与句法结构描写密切联系，而且和语言的表达与理解、语言的特点与类型以及某些语言理论的问世，也都息息相关。“所以研究汉语语序可以从更广泛的范围去考察。”[④]

本文旨在提出一些问题以供讨论。并且，限于篇幅，大都只能略说要点，丰富的内容将在一组系列论文中详述。

一 1.0 在语法平面，语序的功用得到最大的利用和较好的揭示。

1.1 在现代汉语中呈现相对固定的语素序、词序，历来都是作为区别语义关系和句法关系、确认语言单位及其同一性的重要手段之一来加以运用的。例如，利用语素序构成不同的词：牛奶—奶牛，青年—年青；利用词序构成不同的词组：传统语法—语法传统，计划经济—经济计划。这类单位序，是最典型的句法语序。

1.2某些相对固定的成分序，实际上起着形式标志的作用。例如，在现代汉语中词缀有前、中、后三种位置，仅就位置在后面的“子、儿、头”类和“化”类而言，它们分别成为一类词的标志，具有程度不一的“类化”作用。这类成分序是一种重要的构词手

段。又如，在动词之前，“位置固定、一般不能移后”，[⑤]是主语的形式标志之一，因此“客人来了”、“鸡不吃了”都是“主语—谓语”句，而“来客人了”、“不吃鸡了”则是“动词—宾语”结构。这种成分序，是一种重要的造句手段。史有为(1986)关于“位置义”的探讨、[⑥]马庆株(1991)关于“顺序义”的研究，[⑦]从意义和形式不可分割的立场看，可以说两位学者的论文也是讨论这类成分序的功用的。

某些词语在句子中有相对固定的出现位置，因而可以成为检验同一句子中另一词语的功用的形式标准。例如，陆俭明(1986)曾用连词和“是不是”位置在前来鉴定“周遍性主语”；[⑧]曹逢甫(1987)也提出“又”或“也”在句中的位置是检验一个名词性成分是不是主题的可靠标准。[⑨]

1.3 在动·名结构中，名词性成分的位置有的相对固定，有的比较灵活，这是动词和名词相互间选择性的体现。这种成分序是动词再分类的重要形式标准之一，因此，“逐个地研究动词，加以归类，找出语序安排的规律来，这大概是大有可为的”。[⑩]国内外不少有识之士已经这样做了。

1976年，李英哲曾论及汉语语义单位的“表面顺序”(相对于“概念顺序”)与动词的小类之间的关系，并据以划分出现代汉语动词的若干次类。[①①]李英哲的“表面顺序”，与本文的句子成分序和某些句法成分序相当。

80年代以来，语法学界在涉及“无意志动词”和“有意志动词”的形式区分时，有的学者以同现的名词性成分的语序为参照，认为“王冕死了父亲——父亲死了”和“李四杀了人——人杀了”之间的不同在于：“死”是“无意志动词”，与之同现的名词性成分位置可前可后，语序灵活；“杀”是“有意志动词”，与之同现的名词性成分位置相对固定，语序受一定条件制约。最近有人撰文认为：动结式中第二个动词的类，也可以根据句中同现的名词性成分能否自由变更语序来判断，[①②]例如，“张三打死了蚊子——蚊子死了”、“张三哭湿了手绢——手绢湿了”。该文作者从中推论出：动结式中第二个动词通常由“无意志动词”充当。

1982年，我们关于单向动词的分类一文[①③]已证明成分序与动词小类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前不久，张国宪的论文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我们的观点。该文在谈及“配价”进入句法结构的语序选择时认为：“语义强制性可以确定补足语的数目，但这些概念的强制性要素是无序的，而当这些成分一旦进入句法结构则是定位的，这种语序安排不是任意的，而是由载体所决定的”。[①④]这里着重讲的是名词的小

类，据此可以说：成分序与名词的小类也同样有密切的关系。

1.4 句法语序是决定句型的重要因素。“来客人了——客人来了”，由于语序不同而分属于不同的句型，这是大家认同的。另有一些句子其句型如何确定，语言学界有分歧。例如，有些句子，动词性成分之前有不止一个名词性成分，这些名词性成分的来源不一，其中有些一般认为是语序变更的结果，例如： 谁肯干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谁肯干。

学生们做完了功课。——学生们功课做完了。 我不认识这个字。——这个字我不认识。

对上述句子的句型归属，语法学界的看法较为一致。

另有一些句子，动词性成分之前也有不止一个名词性成分，它们是否与语序变更有关，则不很清楚，例如：

(他)什么都会。——？(他)都会什么。 他哪儿都不去。——？他都不去哪儿。

他平时一分钱也不乱花。——？他平时也不乱花一分钱。 我上海也到过，天津也到过。——？我也到过上海，也到过天津。

对上述句子的句型归属，分歧就比较大。我们认为，上述句子的句型如何确定，是与如何看待它们的语序相关的。

1.5 制约语序的条件，是研究的中心热点。

制约语序的条件，一般人最容易注意到的是意义限制。心理学家还注意长度限制。语法学家则着眼于句法及其相关因素。已经涉及的有：名词的位置与动词的性质有关；语序的安排与虚词的使用、音节结构的情况、数量结构的有无有关；[①⑤]有多项名词性词语的句子，其中的名词性词语的线性序列与语义类型有关；[①⑥]等等。

近来认知语言学有了新发展。戴浩一、谢信一等主张“从人类对时空的一些基本认知能力出发，结合一般的交际原则，来了解汉语的结构原则”，倡导建立“以认知为基础的汉语功能语法”。[①⑦]在这一新的汉语语法体系中，语序具有显赫地位。1985年，戴浩一提出“时间顺序”原则，即“两个句法单位的相对语序决定于它们所表示的观念里的状态或事件的时间顺序”，并且认为：汉语中有一大批句法现象一贯地支持时间顺序原则，例如并列句，各种副词的位置限制，以及名词相对于动词的位置限制，等等。[①⑧]因而，掌握了时间顺序原则，也就“抓住了汉语语序的最一般的趋势”。[①⑨]戴浩一等还提出“完整的汉语语序理论”应当包括：“时间顺序”原则；“凸显”原则；“已知前于新知”原则，包含“信息中心”原则和“话题—述题”结构；“整体前于部分”原则；“修饰成分前于中心名词”原则；“从句前于主句”原

则；等等。这里谈的都是制约汉语语序的条件。与戴浩一等同时，Bybee,Joan L.(1985)则提出“一条根本的语序临摹(icon)原则，即语义关系比较近的成分在线性序列中也趋于靠得比较近”。[②⑩]

二 2.0 在语言的表达和理解方面，语序具有交际功能和修辞功能。这个领域里的语序变更，多数属于语义的和语用的。

2.10 语序的交际功能指运用语序表达事件在时间或空间上的先后性，事件的相对重要性或因果关系和信息出现的先后性。 一般说来，接受“时间顺序”原则制约的语序，是常规语序，也叫自然语序；一旦背离，就会出现“凸显语序”，也即超常语序，这时，“凸显”原则就发挥主要作用了。例如： 我病了，没去开会。(自然语序) 我没去开会，因为病了。(凸显语序)

“凸显”原则是运用“焦点”(focus)的观念来定义的。通常认为“焦点”是交际活动中参与者感兴趣的中心，因而是语用的。

1980年，Osgood注意到语言有两种语序：自然语序和凸显语序(或叫“特异语序”)，前者立足于时间顺序(或叫“概念顺序”)，后者则立足于焦点，负载着说话人的兴趣、心绪、态度等等。[②①]受“凸显”原则制约的凸显语序，即超常语序，决定于说话人的主观选择，涉及信息重心转移等等，是典型的语用语序。

2.11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第四篇《消极修辞》中提到的“分清宾主“伦次通顺”等，涉及语序在语言表达中的作用。对“黄犬奔马”的解释，脱尽“句法工拙论”的窠臼，立足于探讨语序变化的条件制约和表达作用，实在是极有见地的。书中总结的“依顺序、相衔接、有照应”这些“伦次通顺”的原则，实际上也是制约语序的因素，其中既有句法的，也有语义、语用的，值得学习和借鉴。

2.12 口语句法中常见的“易位现象”，如果从交际功能、表达效果方面来考察，这种“成分序”的选择，与交际环境、对象、目的诸因素有关，是受“凸显原则”制约的。易位现象的具体实现，一般是出现超常语序。与自然语序相比较，超常语序在语义表达、风格色彩、感情态度、修辞效果诸方面都存在着细微然而重要的差别。

对成分序的交际功能的研究，已有一些富于启迪性的成果。例如吕叔湘《“谁是张老三？”和“张老三是谁？”》，着重分析了语义和用法的不同，引发了不少同类型的文章。又如，陆俭明(1980)《汉语口语句法里的易位现象》，[②②]涉及主语和谓语、状语和中心语、述语和宾语、复谓结构组成成分之间的次序，从中总结出一些带规律性的理论观点。再如，金立鑫(1988)《成

分的定位和状语的顺序》、[②③]方梅(1994)《汉语的结构焦点、对比焦点与语序选择》[②④]等。

从理论上看，易位现象的探索与“空位现象”的研究密不可分。这方面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沈阳的博士学位论文《现代汉语空语类研究》(1993)中已有较好的论述。

2.13 在话语分析中，语序是表达和理解的重要手段，语序不同，语义语气也就大不一样。例如，大家熟悉的“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查无实据，事出有因”和“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就是典型的实例。

有些句子、分句，处于起始，还是充当后续，次序不同，意义也不同： 这本书你读了几天？

(这本书)我读了三天。(后续，只有一种意思：书读完了。)

这本书我读了三天，还没有读完／总算读完了。(起始，可以有两种意思，是多义结构。)

可以说，汉语的话语单位(句子、句群、段落、篇章)，其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都离不开语序的选择，因此，恰当的次序排列，是组织好话语单位的保证。从这一点出发，语序是话语单位组合的一个重要手段。我们还认为，在组织各种语言单位时，某些被看作“意合”的语言现象，实际上运用的是语序手段。因此，如果赞同语序也是一种形式手段或标志，那么，就该承认纯粹的“意合”是没有的。因为一切属于内容的意义关系、逻辑联系，都必然要通过单位的成分序这一形式手段或其他形式手段，才能够通顺连贯、合乎语法地体现出来。

2.14 不同种类的信息在语句中的分布是有一定规律的。通常是主语、主题体现已知信息，谓语、述题体现新知(未知)信息，语意重心或信息中心往往在句子的后半部。这些都是通过相对固定的语序来实现的。这种与一定位次相对应的信息分布，可以看作常规分布。一旦背离了常规，例如主语体现了新知信息，这时，通常会伴随有语序变更或其他条件。由此可以说，语序手段的运用，对不同种类信息的分布也有一定的影响，值得深入探究。

Rainer Dietrich和Carl F. Graumann(1989)指出：“当前语言的功能研究观点中的一个中心论题是信息的新(mewness)相对于旧(givenness)以及它们与语句中的线性顺序的关系。”“信息分布的现象可能是第一个激起对语序的变异，语调曲线和决定指称词语的语境条件的系统考察的现象。”[②⑤]这说明，在国外语言学界，把信息分布同语序选择联系在一起研究，是一个新动向、好开端。

2.15 从广义上看，在凸显原则制约下的超常语序和成分易位所体现出来的语用目的、修辞效果，也是语序修辞功能的内涵。这一节，我们仅从语序和某些修辞手

段(这里主要指“辞格”)的构成角度谈它的修辞功能，可以说是狭义的。语序变更可以构成各种辞格，它的这种修辞功能，不少学者早已论及。

2.16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讨论到的“回文”(也叫“回环”)以及属于“章句上的辞格”，如“层递”、“错综”中的“交蹉语次”、“顶真”、“倒装”等的大部分内容，都涉及语序手段的运用。王希杰《汉语修辞学》则明确提到“词序也是一种重要的修辞手段”，[②⑥]不过，他所涉及的不限于辞格。这部专著是区分“词序”和“语序”的，后者指“语句的顺序”，认为“语序是表意的重要手段之一”。 [②⑦]王希杰的“语句顺序”包括复句中各个分句的次序，句群中各个句子的次序，整个讲话或文章中段落的次序，相当于我们的“成分序”。如前所说，“成分序”不但有语义的，也有句法的、语用的。

2.17 目前，修辞学界对语序变化构成的辞格的类型，描写比较充分、细致。例如对“回环”的研究，成果颇多，无意中促成了当前现实语言生活里“回环”的“走俏”。例如文学作品中，“柯亭是厂里没有职称也还称职的技术员。”(刘富道《南湖月》)新闻报道中，批评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时说：“权中有钱，钱中有权”；谈到书籍、报刊、音像制品的扫黄工作要深入持久地进行时指出：“要正确处理好反复抓和抓反复的问题。”广告宣传中，关于友谊商店的广告词：“友谊心中有顾客，顾客心中有友谊”；推销感冒新药“康必得”的广告词：“康必得，得必康”。真是比比皆是。

我们认为，就理论研究而言，日后的工作似乎应以揭示不同语序在表达和理解方面的细微差别为重点。我们赞同王希杰的看法，“修辞学研究词序，着重在两个方面：一是并存着的多种词序，表义方面和风格色彩方面的细微差别；二是变动正常词序的可能性及其所造成的修辞效果”，[②⑧]以期从中概括出选用的规律来。

三 3.0 不同语言的语序对比，有助于语言共性和个性的研究，也是某些新兴理论建立的重要依据之一。

3.1 Bernard Comrie(1981)认为，现代语言学关于语言共性的研究，就方法而言，可以划分出两大派，分别以Greenberg和Chomsky为代表。这里只谈前者。Greenberg(1966)在研究语序(着重句子，也包括“子句”即主谓词组和分句的“成分序”)共性 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类型学”(new typology)学说。这一学说认为，在组合句子时，主语(Ｓ)、动词(Ｖ)和宾语(Ｏ)这三个成分有六种可能的次序：ＳＯＶ、ＳＶＯ、ＶＳＯ、ＶＯＳ、ＯＶＳ和ＯＳＶ，因而可以依据Ｓ、Ｖ、Ｏ的相

对序位来给语言分类，构建语言的语序类型体系。Greenberg以四个语序标度作为标准，列举了二十四种可能的语言类型。四个语序标度是：

1)子句的语序：ＶＳＯ／ＳＶＯ／ＳＯＶ； 2)位置词的前置和后置：ｐｒ／ｐｏ；

3)所有者与中心名词的语序：ＮＧ／ＧＮ； 4)形容词与中心名词的语序：ＮＡ／ＡＮ。

通过大量语言材料的验证，Greenberg发现二十四种可能的语言类型中，实际存在的只有十五种，其中有四种所包含的语言最多，它们是：1)ＶＳＯ／ｐｒ／ＮＧ／ＮＡ； 2)ＳＶＯ／ｐｒ／ＮＧ／ＮＡ； 3)ＳＯＶ／ｐｏ／ＧＮ／ＡＮ； 4)ＳＯＶ／ｐｏ／ＧＮ／ＮＡ。

而如果认为主语(Ｓ)与语序类型的划分无关，那么，上述四个类型还可以归并为两个类型：

5)ＶＯ／ｐｒ／ＮＧ／ＮＡ； 6)ＯＶ／ｐｏ／ＧＮ／ＡＮ或ＮＡ。

如果也不考虑6)中ＮＡ语序，那么5)和6)的语序正好相反。[②⑨]

Greenberg的“语序类型学”理论在美国汉学界影响颇大，不少著名学者联系汉语实际进行深入研究，发表了种种意见：

一种认为汉语是ＳＯＶ语言，以戴浩一(1973)、李纳和S.A.Thompson(1974)为代表。另一种认为汉语是ＳＶＯ语言，以Timothy Light(1979)为代表。第三种看法认为，在类型学上，汉语是一种非始终如一的语言，不仅具有ＳＯＶ的趋向，也具有ＳＶＯ的趋向。以邓守信(1975)为代表。[③⑩]

对上述分歧，应当怎样看待？中国语言学界不宜旁观。问题不在于评判孰是孰非，而在于：不同语言(也包括方言)之间的确存在语序运用上的差异，这些差异对于划分语言类型、鉴别语言异同、显示语言个性特点，究竟有多大作用？努力用汉语的事实去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丰富理论体系，我们似乎责无旁贷。

3.2 一些新兴的语法理论，十分重视顺序问题，无论是深层的还是表层的，本体的还是方法程序上的。以Chomsky为代表的转换生成语法，在它的“短语结构”阶段时追求的目标是，“需要有一种理论，它不仅允许我们用另一个或另几个别的成分来替换某个成分，而且允许我们把句子全部重新安排”，[③①]这也就是说，它追求的是一种有序的语言结构间的转换规则。转换生成语法发展到“管辖与约束”阶段时，它的转换规则只有一条：“移位α”(move α)。希腊字母“α”代表任何成分，但并非任何成分都可以随意移位，而必须有一系列原则来保证移位的合法性。在“管辖与约束”理论中作为核心的七个原则子系统就应运而生了，它们正是围绕“移位α”提出的，是实现

这条惟一规则的制约条件或成功保证。由此可见，转换生成语法的建立，离不开语序研究，这一点，从“空语类”(包括移位产生的和在基础就有的)理论贯串在它的七个原则子系统之中，也能得到证明。可以说，“空语类”理论的实质，就是探寻语言成分从深层到表 层的位序规律。

又如，由David perlmutter和P.Postal提出的“关系语法”，有人认为“是标准转换语法的一种变体。它是以线性次序为基础的模式。例如，‘被动’的语法特征在英语里是主语和宾语颠倒，汉语里是宾语移至动词前，日语是宾语移至主语前，等等。”[③②]可以说，“关系语法”也是建立在语序变化上的语法理论。

3.3 新兴的认知语言学试图从人类的基本认知程序出发，结合一般的交际原则来解释语言的结构原则。它的方法主要是通过人类认知程序和语句线性顺序的对比，从中发现异同并据以概括出普遍现象和个别特点。可以这样说，认知语言学着重探讨的是认知程序如何投射为语句顺序，或者反过来说，语句顺序是如何临摹认知程序的。

心理学家指出，感知和语言都决定于生理构造。因此，既然人类具有同样的生理构造，那么，我们似乎也就有理由认为，人类的感知和语言也大致相同。然而，事实并不全都如此。例如，各种空间关系，儿童在学会运用语言来表述它们之前，实际上已经感知到了。或许可以说，这是一些先验知识，对不同民族的儿童甚至成人来说都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一旦运用语言来表述，情况却可以大不相同。谢信一(1989)曾提出：“英语和汉语操纵着两个截然不同的系统来表达空间关系。英语采取一步法，使用at、on、in这些前置词，它们表面上均一，实际上分别代表一个、两个、三个向度。反之，汉语采用两步法：先用‘在’指明关系的一般性质，亦即这是空间关系，然后再指出此物是位于某物的旁边、上头、还是里头。第二步的达成是利用汉语里把感知上的容器和内容处理成领有者和所有物的一套办法”。[③③]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在不同程度上遵守临摹性(iconicity)原则。例如，对于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汉语是恪守“整体先于部分”的原则的，因而只有“Ｙ[，1](整体)的Ｙ[，2](部分)”这样相对固定的语序，语句顺序同认知顺序是一致的；而英语则允许“Ｙ[，1]’sＹ[，2]”(table’s top)和Ｙ[，2]ofＹ[，1]”(top of the table)这样两种语序，也就是既允许“整体先于部分”，也允许“部分先于整体”。相比之下，汉语的语句顺序，临摹性是比较强的。认知语言学目前的研究重点是：集中注意英汉两种语言在表示时

空现实上的成套差别。在这种对比研究中，为了不把“概念顺序”当作“表面顺序”，不把“认知”等同于“语言”，那么，十分重视作为形式手段之一的语序是非常自然而且极为必要的。

附注 ①、③① Frank Palmer(1971)，Grammar,P.12,P.149enguin Books Ltd.

② 参看《国外语言学》1992年第1期第47页。

③ 胡附、文炼(1982)《句子分析漫谈》，《中国语文》第3期。

④、⑩ 胡附、文炼(1984)《汉语语序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语文》第3期。

⑤ 胡裕树(1982)《试论汉语句首的名词性成分》，《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⑥ 史有为(1986)《位置义试探》，《语法研究和探索》(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

⑦ 马庆株(1991)《顺序义对体词语法功能的影响》，《中国语言学报》第4期，商务印书馆。

⑧ 陆俭明(1986)《周遍性主语句及其他》，《中国语文》第3期。

⑨ 参看许余龙(1989)《“把”字句新析——〈从主题——评论的观点上看“把”字句〉一文评介》，《国外语言学》第1期。

①① 李英哲(1976)《汉语语义单位的排列次序》，陆俭明译，载《国外语言学》1983年第3期。

①② 沈力(1993)《关于汉语结果复合动词中参项结构问题》，《语文研究》第3期。

①③ 吴为章(1982)《单向动词及其句型》，《中国语文》第5期。

①④ 张国宪(1994)《有关汉语配价的几个理论问题》，《汉语学习》第4期。

①⑤ 参看胡附、文炼(1984)，《中国语文》第3期；马庆株(1984)《动词后面时量成分与名词的先后次序》，《语言学论丛》第十三辑，商务印书馆；胡裕树、陆丙甫(1987)《关于制约汉语语序的一些因素》，收入《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8年；方梅(1993)《宾语与动量词语的次序问题》，《中国语文》第1期；陆俭明(1994)《同类词连用规则刍议——从方位词“东、南、西、北”两两组合规则谈起》，《中国语文》第5期。

①⑥ 范继淹(1984)《多项ＮＰ句》，《中国语文》第1期。

①⑦、①⑨、②⑩、②①、③③ 参看戴浩一(1989)《以认知为基础的汉语功能语法刍议》(上)(下)，叶蜚声译，载《国外语言学》1990年第4期，1991年第1期。

①⑧ 参看谢信一(1989)《汉语中的时间和意象》(上)，叶蜚声译，载《国外语言学》1991年第4期。

②② 陆俭明(1980)《中国语文》第1期。

②③ 金立鑫(1988)《汉语学习》第1期。

②④ 方梅(1994)第八届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论文。见《中国语文》1995年第4期，文题作《汉语对比焦点的句法表现手段》。

②⑤ 参看Rainer Dietrieh 和Carl F.Graumann《社会语境中的语言处理——一个跨学科的描述》，廖秋忠译，载《国外语言学》1991年第3期。

②⑥、②⑦、②⑧ 王希杰(1983)《汉语修辞学》第112页、118页，北京出版社。

②⑨ 参看廖秋忠(1984)《‘语言的共性与类型’述评》，《国外语言学》第4期。

③⑩ 参看Timothy Light(1979)《汉语词序和词序变化》，张旭译，载《国外语言学》1981年第4期。

③② 参看赵世开(1983)《纽迈耶的〈美国的语言学理论〉》，《国外语言学》第2期。

吴为章 北京广播学院语文部 10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