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拓展：日本武士道精神

日本武士道精神

一、武士道的产生与特点

“原始的信仰与崇拜往往积淀成为一个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并成为其文化生长和价值选择的制约力量。日本神道的三种神器是镜、玉、剑，象征智、仁、勇三种力量，这种崇拜对日本民族的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象征着勇的神器——剑成为日本历史上各个时期崇尚武力的见证。

考古发现表明，从古坟时代中期起，剑、刀、甲、胄、马具等攻击性武器激增，说明日本民族对武器和武力的崇拜渊源久远且渐趋强化。从一个民族的原始信仰和崇拜往往可以发现其价值取向，而这种信仰与崇拜往往积淀为文化发展方向和价值选择的决定力量。

在《日本书记》及《古事记》中，伊奘诺尊用神剑斩杀火神柯遇突智，后来倭姬将神剑授予日本武尊，日本武尊用神剑东征平定虾夷地方，把神剑供奉在热田神宫。可见，刀剑既是杀人的工具，又是权力和权威的象征。《古事记》和《日本书记》以大量的篇幅记载了上古时代日本列岛诸国之间的战争。很明显，对刀剑及武力的膜拜折射出了日本民族的尚武传统，这便是武家文化产生的原始土壤。

早在公元八、九世纪，武士道便随着武士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武家文化拉开帷幕而初现端倪。关西军阀首领源赖朝集团战胜关东的平清盛集团，官拜“征夷大将军”，“1185年在镰仓建立了军事独裁统治——幕府，”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武士政权。武士对大名(封建诸侯)及将军的效忠机制正式形成。武家政治孕育了武士道，武士道经历了平安主从道德、镰仓／室町武士道和德川武士道、近代武士道的发展轨迹，但“武士道”的称谓却是出现在日本战国时代。武士是大名的家臣，精于弓马、骑射、刀术，效忠和服从主君，为主君征战沙场，攻城掠地。武士领取俸禄，为了报答主君的恩情，对主人忠心耿耿。武力社会的胜负由武士的向背决定，镰仓／室町和战国时代的武士道较之平安主从道德，给武士的礼遇越来越高。武士作为职业军人，是幕府统治的中坚，也是各政治派别极力争取的力量，拥有社会精英的政治地位；武士的道德规范自然成为日本全民的道

德规范，武士的伦理观也极大的左右了社会标准体系，武士道精神就是武士伦理道德的核心。武士道的精髓是“忠义勇武”，其主要特点有：

(一)忠诚至上。“在武者之习中，主从意识居最重要的地位……以从者对主人忘我的献身精神为核心。”无论平安主从道德，还是各个时代的武士道，都把“忠”放在第一位，这是身为武士必须具有的美德，讲求对大名和将军绝对的忠诚和彻底的服从。武士为了自身和后代在武家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不惜生命来效忠，“这是武者最大的本份。”为主君忠诚赴死的武士人人称颂，背叛主人、不忠的武士在社会上无立锥之地。武土家庭就是培养忠臣孝子的摇篮。“曾辅佐足利义满将军的著名武将斯波义将，所著《竹马抄》，训诫子弟，为主君舍弃生命乃武士之本份。”尽描写的极其震撼人心：

今井四郎兼平正在酣战，听到喊声(主公源义仲已被射死的喊声)，说到：“事到如今，我还为谁而战呢!请看吧，东国的诸位，这就是日本第一硬汉自尽的楷模!”说罢，把刀尖插人口里，从马上一头倒栽下来，刺穿咽喉而死。

(三)以武勇为本。武士们生活在杀人和被人杀的暴力世界，必须拥有高超的武艺才能生存。武士以战争为职业，以武勇为谋生技能和晋升途经，个人的生死存亡和家庭的贫富贵贱统统取决于武勇。武家社会极其推崇武功和勇力，剑豪宫本武藏成为人们心中的英雄和武士典范。刀作为武士之魂，刀不见血不算武士。所有这一切，决定了身为武士，必须武勇。

(四)正直与礼仪。应仁、文明之乱时，一条兼良在《文明一统记》说：“神佛均说正直，所谓正直即直心……待他人以直心，即正直之政。””’但此处说的正直，主要是针对家臣武土须以正直之心侍奉主君。日本古代社会等级森严，武士、大名、将军层层效忠，这种体制对武士而言，要恪守本份，谨奉礼仪廉耻，报答主君恩德，以背叛不忠和逆上作乱为羞耻。

(五)美化切腹死亡。武家社会的价值观视死亡为“光荣的解脱法”。切腹始于平安后期，在整个武家政治时期，几乎成为武士自杀的唯一方式。切腹的体位有立姿和坐姿的区别，方法上有一字腹、二字腹、三字腹和十字腹。楠木正成(1294—1336)与侍奉丰臣秀吉多年的日本茶道千家流始祖千利休(1522—1591)作为著名的武士典范，皆切腹而死。由于切腹是武士结束生命的方式，自然受到

全民的推崇。江户时代旅居日本的西方人米特福德曾亲眼目睹武士泷善三郎的切腹过程，在他的游记里，形容自己对这种血淋淋的场面目瞪口呆，但他同时观察了在场日本人的反应，却是敬羡之情溢于言表。除了切腹自杀以外，还有殉死切腹，少则数人，多则甚至上百人。切腹的基本动机是为了追求名誉，这种死亡方式在日本人看来无尚光荣，是完美的升华。

二、武士道的嬗变

儒教和禅宗传人后，日本人将其兼收并蓄，与神道教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对武士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儒学的核心美德是“仁”，日本儒学的核心美德是“忠”。当然，中国儒学也讲忠孝，日本儒学也讲仁慈，但前者强调仁高于忠，后者强调忠高于仁。武士道在继承儒家“忠”、“礼”、“智”、“信”的同时，将代表中国儒家文化最真缔的“仁”、“义”置换为截然不同的“忍”和“旷课勇”。这代表了残忍和勇气，对主君要随时尽忠赴死，而对平民可任意杀之，这促使日本武士阶层面对苦难和死亡的态度向冷酷恐怖的极端程度发展。“勇”使武士杀戮成性；“忍”让武士完全漠视生命，包括自己的性命。禅宗的“死生如一”理念也被曲解，发展到否定一切人伦之道德，进入“五分别之分别”、“无念无想”的境界，以“无比勇猛之心赴死”，这就是武士道所倡导的武士狂死之境。日本禅正因为此特质而受到武家社会的推崇备至，并在近代迎合了日本军国主义战斗精禅的需要。

神道教是日本民族本土的宗教，日本人相信日本民族是天照大神——太阳的子孙，“天皇已成了百姓心中神的偶像”。神道教被赋予了政治功能，成为天皇神国统治的支柱之一，国家神道是日本民族的民族优越感和近代“皇国史观”的重要思想根源。自古根植于日本民族心理潜层的神国意识和天皇崇拜思想，是—种类似于宗教感召的观念意识，它比一般的政治说教更具有煽动性和迷惑力，是驱动日本国民盲从、协助侵略战争的历史心理方面的深层因素。而民族危机感的自卑心态则迫使日本人总感到一个强大的世界帝国的压力，并真诚地输人最先进的世界文化，以“随机应变”的机智性格探寻民族生存发展的内驱力。需要强调的是，日本人意识深层的自卑情绪在心理防卫机制的逆反作用下，又往往通过强烈的民族优越感表象显现出来，日本人常以“神授土地”、“神国子民”的执著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