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命权利到生命政治

从生命权利到生命政治

Maurizio Lazzar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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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以来，米歇尔•福柯通过生命政治这个概念，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今天已变得日益明显的话题：“生命”与“生物”成为新政治与新经济战略的筹码。他也同时向我们展现出，“生命的历史进入”（l’entrée de la vie dans l’histoire）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息息相关。实际上，从18世纪以来，权力（pouvoir）与知识（savoir）的展布就已被纳入“生命过程”以及检查与修正这些进程的可能性。“西方人慢慢地明白了生物在一个生命世界中的含义，以及拥有一个身体，生存的各种条件，生命的各种可能性，个人和集体的健康，大家可以调节的各种力量……”只有生命与生物，只有物种和它的生产条件才能被变成政治斗争的筹码，在人类历史上构建一次彻底的更新。“数千年来，人还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一个非常具有政治生存能力的生物。现代人是政治中的动物，他的作为生物的生命受到了质疑。”

基因专利与智能机器的发展，生物技术及其在生命力量中的应用，给生命权力描绘了一个崭新的图景。这些战略把讨论纳入到生命自身的形式中。

福柯的工作正是以间接地描述这些新的生命权力为轴心的。如果权力把生命视为训练的客体，那么，福柯所感兴趣的正是去指出那些在生命中抵抗权力的东西，通过这种抵抗，创造了一些主体化的形式和从生命权力中退出的生命样式。我以为，如何定义一个新的“从19世纪以来便被大政党与大的政治机构占有的政治产生途径”的条件，正是贯穿福柯全部思考的一条重要线索。实际上，“历史中生命”（vie dans l’histoire）之论述已被福柯阐释为构想一个从身体出发并从“把伦理主体思考为政治主体”的力量出发的崭新本体论，用来反对仅在“权利主体”的形式下思考它的西方思想史传统。

福柯拷问权力，它的展布及其实践，不仅从一种服从理论和承认形式出发，更从全部的“权力游戏”所能牵连的“转变能力”与“自由”出发。被这个“历史中生命”论说确认的新的本体论，使得福柯能在与自我关联的构建和与他者关联的构建中衡量“主体自由”的价值，对于他来说，这就是“伦理自身的物质”。哈贝马斯以及一些提倡法权国家的哲学家没有因把福柯思想与特权目标相混淆，因为这种思想代表着在一种人之权利与交流的超验伦理学中做出的彻底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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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一部生命政治概念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里指出，旧有的政治学与理论建立了一种区分，在生态（zoé）与生命（bios）之间、在自然生命与政治生命之间、在发生在家族表达里的单纯生物人（simple vivant）与发生在政治表达里的政治主体人（sujet politique）之间，因而从这种区分看来，“我们不可获知。”对于福柯来说，在政治领域内的生态论说建构了现代性的决定性事件，描绘了古典思想中哲学与政治范畴的一次彻底转变。但这种在生态与生命之间、在作为单纯生物与政治主体之间进行区分之不可能，不也正是最高权力行为的产品？或一些新兴力量在最高权力“没有指涉”的领域的行动结果？阿甘本的回答在这二种抉择之间显得太过模糊且反复不断地摇摆。按照福柯的回答，生命政治是一种新的力量原动力的统治形式，这种原动力能在各种力量之间表达出古典社会没有发现的一些权力关系。

随着这项研究的逐渐展开，这个原动力可被描述为一种创造与反抗的多重且异质的强权（une puissance multiple et hétérogène de résistance et de création）的出现，它对所有先验秩序和在其之外的全部控制彻底发出质疑。生命权力的诞生与对最高权力的重新定义，对我们来说，仅在这个基础上才可以被理解。如果，这种建立在主体间（sujets）之自由（libérté）的基础上、建立在它们对他者的驾驭（conduites des autres）能力基础上的这种权力原动力，仅在福柯的晚年才以严谨的方式被表述出来，我才认为，那他的全部著作都通向了这一成果。

通过政治经济的发展，福柯分析了“历史中生命”的进入。福柯论证了当经济（作为家族政体的）与政治（作为政治政体的）相互融合时，权力技术是如何变化的。

当人们思考如何“管理个人的方式，善良人，人们在家族内部制造的各种财富，成为一个家族的好父亲，知道如何指导他的妻子、孩子和仆人，知道如何使家族兴旺，知道为了家族安排获许的通婚，如何引入这种小心，这种谨慎，这种家庭之父到国家治理之父之间的关联时”，生命权力的新的展布便诞生了。

但为什么必须要研究这种政治经济学中的现代性“秘密力量”？包括政府-人口-经济间关系在内生命政治参照于奠定本体论与政治学之间的新关系的力量原动力。福柯谈论的政治经济不是古典经济学家论及的劳动力和资本的政治经济，也不是马克思式的“生物劳动力”的经济批判。它指一种力量的政治经济学，它既非常接近又远离以上两种观点。与马克思的观点非常接近，是因为为了榨取“更多力量”，作为生命之人与有“物”之人关联的协调与要求问题，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本体论问题。远离，是因为福柯批评了马克思及比照资本与劳动力关系而缩减各种力量间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他从这种匀称的二元关系出发寻找所有权力关系和整个社会原动力的源头。恰恰相反，福柯所言之政治经济学统辖着着“一个完整的复杂物质领域，可以利用自然资源、劳动力产品及其流通、商业的拓宽，然而也有道路和城市的整合、生活条件（居住、饮食等）、居民数量、他们的寿命、他们的精力和他们的工作才能。”

政治经济, 作为生命政治的结构意群，因而包括权力的展布，它允许对社会身体（corps social）共存的生产力关系之多样性进行马克思化，而且，也作为以劳动力（travail）与资本（capital）关系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在表述了新的权力关系的政治经济中，为了描述这些关系，福柯需要一种新的政治理论和一个新的本体论。的确，生命政治“扎根”并“嫁接”于要求与服从关系的多样性上，在权力“使协调化、使惯例化、使叠加化”的各种力量之间，它们不是个体简单而纯粹的透射。现代性根本的政治问题不是唯一且至高无上权力的源头问题，而是根据要求与服从关系作用并反复作用的力量巨大数量问题。男女之间、师生之间、医生与患者之间、老板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所有福柯为社会身体的原动力所举的例子，是在每时每刻都联系、暗示一种权力关系的生产力关系。如果根据这个描述，权力是从底部开始自我构建的，那么必须对权力展布的建构展开一种上升（ascendante）的分析，从在“被总的统治形式和总是更普遍的机制所授予、殖民、使用、屈从、变形、惯例化”之后的无限小的机制出发。

因此，生命政治正是这些定位于生物创造更多生产力的权力关系的战略合作。生命政治是一种战略关系而不是一种言说律法或创建至高无上的权力。用福柯的词来说，“协作并使完成”是生命政治的功能，甚至在以这种方式运作时，使之重新认识到它不是该权力的源泉。它协作和它完成一种无法自我显现的来自“外部”的力量。生命能力总能催生它自身以外的东西。（Le biopouvoir naît toujours d’autre chose que l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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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政治经济试图统治生产力的社会化，这使高级权力形式陷入危机，强迫生命政治拥有了“内在性”，且从其治理技术到整个“社会”都逐渐加强。也总是生命政治使权力在展布中一分为二，变成“补充的”和“不兼容的”，使其在今天通过“内在的超验性”表达出来，即高级权力与生命政治的合体化。

的确，治理/居民/财富之艺术的连带系的产生，彻底取代了至高无上权力。福柯并没有否认对至高无上权力的分析，他指出根本的强权不继续伴随着一般权力，因为权力是“盲的和虚弱的”，而是伴随着构建了“社会”或者“社会身体”的生产力。只有权力是虚弱的和盲的，才能意味着它失去了其效果：它的虚弱是本体论性的。从这个观点出发，当我们描述福柯权力关系分析的线索时，比如不同展布之间的连续与替代，我们无法提供助益，因为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