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情世故

中国的人情世故

要懂得人，要懂得事，就叫做人情世故。简而言之，人情：是指人与人之间的性情。人情这两个字，也就是人与人之间融洽相处的感情。世故：是指世界上这些事情。

相传此成语出自宋·文天祥《送僧了敬序》：“姑与之委曲于人情世故之内。” 元·戴表元《故玉林项君墓志铭》：“君少历艰险，长径离折，精于人情世故。” 明·冯梦龙《醒世恒言》第二十一卷：“可惜你满腹文章，看不出人情世故。” 现·冰心《忆读书》九自然段：“这又是我知道了许多外国的人情世故。”

而泱泱大国中国人的人情世故，大多徘徊在情感之中，但是也有一点是过分的虚伪，不好意思去排斥。又说回来，人情好了，万事都好办了。

中国人这一生大略是在“性情”与“人情”之间流连反复的。

“人情练达”处世，“性情放达”养生。若处世，便得处理各样“人情”；若养生，最好陶冶自己“性情”。性情不好，喜怒无常，容易致病；人情事故处理不得体，处世多紧峭淤塞。

总的来说，“性情”在道，“人情”在儒。

《红楼梦》中有一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说的真好，而“世事洞明”体现着一种成熟、聪慧；“人情练达”则演绎着老成、干练。在这个“关系”社会里，得道升天，失道寡助也。自古要在中国处世做事，皆须要做到“人情练达”的。中国是个很重“人情”的国度，中国百姓遇事，首先想到的是：找个“熟人”托点关系之类的。俗语：“朝里有人好做官”“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说的便是“人情”的重要之处。这一点，可能与西方国家不大一样。西方人遇事，多半是要找律师之类的。在中国，处世做事，若一门子“法治思维”，多是要碰壁。中国人“屈死不打官司”，一是打官司往往会将情况搞紧张，二是打官司也多打不起——“自古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当下虽然讲法治了，然而终是积习难改。非万不得一，老百姓多愿意将事情“私了”。这里面就需要“人情”。中国老百姓最怕被人讽刺为：“连一点儿人情事故都不懂”！人若懂得“人情事故”了，左右圆转，上下浸润，那世俗的小日子该是过得滋润呢。比如古代的西门庆，那么坏一个男人，懂人情，会浸润，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日子便过得舒服。耿介，倔强，洁身自好如屈原，却是跳了汩罗河。在中国的世俗生活，奔仕途，求富贵，多须学儒。孔夫子教人这一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要有一番作为的。要有所作为，儒教便教人懂规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循其道，规规矩矩，在朝在野，都喜欢。《大学》中有言：“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其先后，则近道矣。”一个人要“近道”，则须知先后，懂

本末，听君话，尊师长，便会落得好名声，获得好前程。“意诚心正”要修炼，“克己复礼”，性情必得要收敛，不可率性而为。久在其道，人便受不得。

于是，便有一流人物，反其道而行之，“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官而去。

比如陶渊明——“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

过着这些田园生活，悠闲度日的，其人生哲学多近道家。“居虚极，守静笃”“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将那当官入仕的心放下，潇洒处世，洒落为人。陈继儒弃冠，苏东坡题竹，李笠翁闲花美酒度日，皆是如此。这些人物，善养“性情”，浑不计较人情事故，或种菊，或写梅，或“把酒问青天”，或“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将人性放归自然，性情由之，悠然放逸。

但大多数中国人是做不来这样旷达的。

他们的“人生永有两方面：工作与消遣，事业与游戏，应酬与燕居，守礼与陶情，拘泥与放逸，谨慎与潇洒。”

尤其在现在这个“关系”社会，你要么会溜须拍马屁、要么踏踏实实；踏踏实实还不算，人会说你太过于迂腐，不懂得人情世故、为人处事的圆滑；你若是太过于圆滑，人又会说你这人不靠谱，交不得。

中国人的人情世故，蕴含了那几千年传承的文明！两个字“圆滑”！

在官场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到了就当没有那回事。这样才能把“官”做好、坐稳！对上要“为首是瞻”，对下呢，则是要“鹤立鸡群---我才是老大”。只有那样才能达到对上之恭敬万分，对下则一呼百应的效果，从而才能“官之保，位之稳”。

总而言之，在中国这个社会，是一个以权力为基础，以“人情关系”维系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中，人情世故自然变成了比学识、能力更为重要的“制胜因素”。这就是中国几千年沉淀的文化，中国人的文化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