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比较研究视角看日本文化的包容性与创新性

以比较研究视角看日本文化的包容性与创新性

作者：黄芷葳

来源：《新丝路（下旬）》2019年第07期

摘要：禅宗是印度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产物，自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对中国社会的

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它传周边国家以后，同样影响了那里的文化、艺术与审美情趣。禅宗从中国传入日本后，在武士阶层和幕府政权的保护下得到迅速发展，在禅宗思想对日本的各个方面产生重大影响的同时，禅宗本身在日本得以获得物化的形式和唯美的内核，禅宗成为日本禅，“道”文化作为日本本土文化和民族性融合的产物，在禅宗审美观照下得以形成，茶道、枯山水、俳谐等独特的民族艺术形式成为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历了现代化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之后，日本传统文化保留完好，禅成为日本的文化符号进行国际传播，日本文化的开放性、自主性和创新性，可见一斑。

关键词：文化研究;比较研究;禅宗;日本;本土化;民族性;创新性

一、禪文化在中日两国的传播与传承

禅的汉文发音译为“禅那”，略称为“禅”，梵文写作“Dhyana”，日本人发音为“Zen”，国际

上通用“Zen”来代表“禅”。“禅那”在梵文中的本义为“思维修”，“静虑”、“三昧”，是和禅宗之禅不同的一种体系。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不可考，但在公元64年，佛教作为一个宗教，得

到了汉明帝政府的承认崇信，在中国初步建立了它的基础和规模。公元527年，在佛教传入中国近五百年后，菩提达摩坐船来到中国，带来了禅文化。

禅文化传入中国，在知识阶层发展和在下层社会传播中，出现了“佛学”与“佛教”两种不同的结果。知识阶层以其理性的同化力，把禅文化哲学化，形成以禅宗为代表的佛学。佛学既是宗教也是哲学，以哲学为主，它的重心在于开启人的智慧，提高人的觉悟，净化人的心灵，并不在意偶像崇拜，所以佛学实际上是一种哲学。而普通民众是离不开鬼神之道的，禅文化在民间传播的结果，保留和发展了印度佛教的多神信仰和祭祀活动，六道轮回、三世因果报应的形象说教在民间深入人心，也使净土信仰大为流行，加强了佛教作为神道宗教的性质。佛教亦哲学亦宗教，而以宗教为主。哲学层面与宗教层面又并行又互动，推动着中国禅文化的发展。[4]

公元4、5世纪，中国佛教传入朝鲜半岛的高句丽、百济和新罗，并迅速传播开来。538年，日本钦明天皇在位期间，百济圣明王派使者向日本进献金铜佛像、幡盖及佛经，标志着佛教正式传入日本。禅宗在宋元两朝，即日本镰仓时代（1192-1333年）传入日本，并形成临

济、曹洞、黄檗宗等日本禅流派。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僧明庵荣西访中国禅师，传临

济禅法，回国后创立日本临济宗。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荣西弟子希玄道元来到中国，

遍访高僧大德，回国后大力弘扬曹洞宗风，创立日本曹洞宗，在幕府和武士阶层乃至朝廷权贵

的支持下得到迅速传播。[3]清顺治九年（1652年），住黄檗山的中国禅师隐元蛮琦，应日本禅师的邀请去日本弘法，于日本万治九年（1658年）开创黄檗宗。以上三宗发展到现在，相继形成22个流派，拥有禅宗信徒948万之众，其中日本临济宗有寺院3428座，信徒102万人，教派19个，办有京都花园大学，成立禅学研究会、禅文化研究所，出版学术刊物《禅学研究》等。日本曹洞宗信徒六百多万人，寺院14692座，办有京都驹泽大学，设曹洞宗宗学研究所、禅研究所;黄檗宗有信徒三十万人、寺院459座，可见日本禅宗的繁荣景象。[2]

二、禅宗的日本化及日本禅宗的独特表现

1.生活艺术：茶文化-茶道

说到日本人的审美理想与生活，我们就不能不首先想到茶道。茶文化是东方文化的精髓，对于中日两国人民来说，茶都是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但两国茶文化的形成过程、文化背景、载体和仪式规范各有不同。

茶道的集大成者——“日本茶道大师”千利休，他将中国禅宗思想引入日本茶道，提出了茶道的“四谛”，即“和、敬、清、寂”。“和”既是和谐，也是和悦，它体现了支配整个茶道过程的精神。“敬”指的是参与茶事的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人们要互相尊重，相敬相爱，最忌“自高自大”和“固执己见”，即对应“自我主心”与“我执”。“清”指清洁、整齐，也指对灵魂的洗涤，茶室必须洁净无尘，意寓“清净无垢”的净土。“寂”也是茶道的最终境界，“寂”指静寂，宁静，也指终极和寂灭，当茶人完成了所有的仪式之后，也即完成对各色事物的否定，进入一个“无”的世界，新的艺术形式诞生，此涅槃境。千利休在他最后一次茶道表演中，用生命的终结完成了这一规范。

2.视觉艺术：山水园林-枯水庭院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种最抽象又最具体、最矛盾又最和谐，同时拥有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有哲学意味的视觉艺术，笔者认为非日本的“枯山水”庭院艺术莫属。我们了解的关于艺术的常识是，艺术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艺术是感性的，而非哲理的。然而枯山水打破了我们的定见。它们是最具禅意的融抽象与具象为一体的精美艺术，与中国山水园林风格迥异。

室町时代（1338年-1573年），禅宗精神已经广为传播，在禅的“空寂”意境的憧憬中，从禅宗冥想的精神构思中，一种最具象征意味的庭院模式——“枯山水”诞生了：以砂代水，以石为山，在数十尺的局促之地营造浩渺大千来。这种园林是为精神自律而设计的无水庭园，为反映禅宗修行者所追求的“苦行”及“自律”精神，庭院内几乎不使用任何开花植物，在修行者看来，花朵是华而不实而易凋逝的，会纷扰人的沉思。只留下岩石、天空和大地，运用极简单的材料，创造出不凡妙境，蕴含深沉的哲理，给人以无限的遐想，产生极大的心灵震撼。

3.文学艺术：诗歌-俳谐

禅宗思想对文学的影响，从王维的诗可见一斑。诗人以独有的主体体验经验，对精神内涵的深度挖掘，以对宁静状态的极致追求而进入禅境。文学史上此类的例子很多，最具代表性的是王维的《辋川集》。《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中的《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意在写春夜山涧之“静”，所用手法是“动静相间”，“以动写静”，因山涧太过寂静了，故连了无声息的“月出”也会惊动栖息的山鸟，极言山涧之静。《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辛夷坞》“木未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王维既是诗人又是画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画一体，臻于圆融以至化境。这是中国的禅意。

禅宗思想对日本文学、特别是日本独有的文学体裁——俳谐的影响，在日本文学史上是不可忽视的。俳谐，是日本韵文学的一种形式，也是世界文学中最短的格律诗之一。它从记纪歌谣、长歌、连歌、俳谐连歌等日本韵文学的诗体形式发展而来，繁荣于江户时代。俳谐有特定的格式，它由发句和付句构成，发句为五、七、五的音律数，付句为七、七的音律数。当后者为发句时，前者则为付句。在其发展史上，有诸多俳人及流派，以松尾芭蕉为最高峰。

松尾芭蕉出生于日本寛永21年即公元1644年，这一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多事之年，也是汉文化发展史上的分水岭，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自此开始，它有三个年号：明思宗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大顺”永昌元年，清世祖顺治元年。芭蕉诞生于这一年，是历史的巧合，从芭蕉一生的际遇与他的作品来看，这巧合又有了些许文化继承的意味。他比王维晚生了900多年，际遇与王维颇为相似，其作品也頗得禅境之妙。

芭蕉被日本人称为“俳圣”，他开创的“蕉风”，使俳谐从过去所谓放逸、机智、谐谑的游戏文风中解脱出来，升华到具有“寂”、“怜”、“细”等艺术特征的“纯文学”阶段。他的俳谐作品，形式看似简单，却常常透出幽雅深远的诗风。[5]芭蕉常以直觉审美的思维方式进行创作，以感知为主，“遵从造化，回归自然”，这与禅宗倡导的“山林水鸟皆宗佛法”的内聚理解方式和“我心即佛”的外射观察方式的结合是一致的。“石屋石缝间，秋菊花自开”，景观何其小，生命何其微，然而这卑微的生命在这狭小的角落兀自绽放着独有的光彩，每一片花瓣都散发着生命的尊严。“万籁闲寂，蝉鸣入岩石”，不由令人想到“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这份“闲寂”就是对佛性的觉悟。“此径无人踪，晚秋暮霭浓”表面上的静，内中蕴含着大自然的生命律动和无穷奥妙。“旅途卧病，梦绕荒野行”，这是芭蕉留下的绝笔名句。这位俳谐大师的大半生，是在大自然的行走中度过的，他的际遇与王维非常相似，仕途失意，而寄情山水，忘我于天地之中。所不同的是，王维静坐于水穷云起之处，芭蕉行走在天地草木之间，静中潜藏着生命的律动，动中透露着生命的静默，静观天地，动静不二。这是一种超功利、超逻辑的生态审美的生存方式，是对自性精神生态的审美观照，是海德格尔所指的诗意栖居方式。[2]

三、禅宗的现代化及其传播

禅宗生于印度、长于中国，而成于日本，并最终成为日本的文化符号而向世界传播，在20世纪时禅宗进入现代禅时，似乎已与中国关系不大了——这与禅宗在中国的三段遭遇有直接关系。第一次，清世宗（雍正）直接干预禅宗内部事务，以帝王的身份扮成当代大禅师，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