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颜色

母亲的颜色

母亲回来前，我去收卫生。午后的阳光淡淡斜进来，房间镀了层金。撤下单子，拉下沙发上的蒙布，像一个电影的慢镜头，我按部就班地做着这一切。这是我第一次为母亲做清洁，在这四十余年的光影里，好像都是母亲一直帮我做，在那不停地帮我做。

母亲干净，家里难得找见一根头发，厨房的窗户擦了又擦，水样的亮；卫生间的墙壁也是每次沐浴后，趁热抹一道。卧室的窗帘永远是通透的，隔着温暖的米白色，外面是万家灯火。衣柜里的衣服，挂得水般整齐，即便每次出远门，也要用抹布把门缝塞严，以免进灰。这就是母亲，在细如流水绵长的日子里挚爱着这个家，关怀着平凡生活里最细微的一草一木。

父亲是个好古意的人，喜欢一些岁月里陈旧的东西，墙上的字画和瓷瓶里的花，也会常换，但多不值钱。给我，我亦会欣然接受，把框改道漆挂在新家。为父母收卫生难免心酸，他们节俭，床头灯的罩子已被灯头熏黄，旁边放着的父亲常看的两部书，也翻得焦如枯叶；塑料的纸抽盒，亦萎了色；我生怕一拖布下去，花架倒下。父母爱美，这套房子装修时，他们手头紧，省了又省，不可能达到父亲心底的预期。那些实木的纹理，勾连的意象，是需实力的。母亲清淡，总说能住就行了，且爱惜着她经手的一切，穿旧的衣服即便当了抹布也洗得漂白，卸下的打火灶，除了打不着火，和新的没啥两样。母亲会过，能走路就不坐车，能坐一元的就不坐两元的。有时候我怕他们晒着淋着，会嘱咐他们打车。父亲就会说，听到没，你姑娘让你别舍不得花钱。母亲也大方，但要看在哪方面，邻里有难，亲人患病，亦会奉上薄薪，并数目可观，属纯心意。像早春暖阳下长出的新芽，再自然不过，从不会回头算一些分斤拨两的细账，

所以母亲情感的枝叶始终是翠绿的，且贯穿四季，这是令人高看的。姑妈来电借钱，是赌债，我们拦着劝着。母亲道：都别说了，借吧！人家对咱好过，不借你爸他睡不着觉，最坏无非回不来，权当没有，大不了自己少花点。就这样，连零头都汇了过去。五六万，对一个工薪家庭不算少，属经年累月省吃俭用积下。也许母亲买菜都要绕几个菜场，生了病也舍不得看，但对这些却可轻描淡写。钱未回，姑妈已逝。我多少有丝愧意，如若当时也能如母亲这般豁达，秉情而不持理，奉点薄意，于儿时对我百般好的姑妈，亦算点安慰。

二

我高中毕业时，母亲给我买了块手表，英纳格。是我唯一一块瑞士表，至今尚在，收在一个小匣子里，上了劲，还会走。但那时母亲秋裤的裤脚烂得一条条的。我参加工作时，母亲在全市最好的眼镜店给我配了副眼镜，美国的，红框细脚金架，至今也在，除了腿折断处用胶布缠起外，一切如初。后来我换过无数个眼镜，有时找不见，把它翻出来，戴上依旧清晰。八十年代，还是个很空旷贫瘠的年代，那天母亲还给我配了副隐形的，共计花多少钱不知道，总之十元的票子一沓。而那时母亲一两块钱的腰带，都不舍得给自己买一根，用布条在里边一拦完事。

现在说起母亲的好，仿佛在历数自己的罪恶和不谙体恤。所以母爱，对我来说是不能碰的，一碰就泛滥。初中时，写过一篇作文《我的母亲》，丢在寝室床上，看哭了几个小伙伴。具体内容已忘，记得开头是两条铁轨无限地延伸着，延伸着……望也望不到头。老师说很有意象，像小说，实际那时我尚分不清小说和散文。那条铁轨在我的记忆里的确是无尽的，因为有太多母亲的血汗与泪水。母亲十六岁是北京乘务段的一名列车员，跑承德至北京的列车，六二

年大精简回乡。嫁给父亲后，干过许多又苦又累的活，打石渣，卸火车皮，倒预制板，拉架子车，于烈日下干许许多多甚至连男人都无法承受的工作。四十度高温时，铁质的车把是滚烫的，母亲一碰，眼泪刷地就掉下，但母亲从来不说。单位来函通知她回去上班时，已有了我们仨，母亲只是望了望我们，便放弃了。

母亲深秀，并不高大，鞋子只穿34码的。有次深夜12点灰扑扑从工地回家，经血顺裤，没及脚面。当我捂嘴，喊出妈时，母亲摆摆手轻声说：别吵吵，都睡了，没事没事的。那时，家里一切都赖母亲，淡绿色的蚊帐永远美得像雾，沙发上的浴巾一个褶都没有，墙上挂着美人轴，桌上瓷瓶擦得润亮。而父亲不是现在这个半夜睡不着觉，起来给我们包包子，看着菜谱炒菜，跪着擦地板的父亲。那时就是一个一杯清茶，一张报纸，再唱几口京剧，或通宵达旦做着自己的预算报表，再晚都要等母亲回来做饭的父亲。

那时我也不干，直至结婚前几乎都没做过家务。母亲也不让我们做，总是摆手说，去去去，都出去玩，两下就完的事，何苦这么多人。母亲聪明，巧、慧、快，左撇子，很多事一眨眼就完了。哪里有新式毛衣，母亲看两眼，几天后，保管穿在我的身上，我的裙子开起来，永远是最美的一朵。成家后，母亲依旧给我织，给爱人织，给我的儿子织，不停地织，至今我的衣柜里还有几条毛裤没上过身。母亲的手，一生都没闲着，以她的话说，呆着干啥，多难受。母亲对我实在的好，从小就有很多小伙伴要和我换妈。父亲每次出差也会给我带衣服，如果哪次忘了，放学前，母亲会赶到集市买一件，放在我的床头，谎称是从北京带回来的。实际我并不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反而内心羞涩，这是我成年后对自己更深的认知和总结，也不曾管父母要过什么，虚荣一直离我很远。只是父母宠

爱，只要不是天上的星星，均可摘下。大小姐，这个称呼伴随我很多年，褒义也好，贬义也罢，父亲的同事都这样叫，那时并没觉得不妥。现在回家，母亲开门的第一句话还是大小姐回来了，要不就是，咱家大小姐如何如何。我母亲用一生养了我这么个大小姐，让我一辈子欠着，愧着！弟弟们也很少做事，只负责玩，我们从小就是天使，理所当然地享受着母亲无私的给予和劳动。

那时母亲做计件，挣得比父亲多得多，这些钱母亲从不自己花，都用于往返故乡的路途和我们的衣食。每次回老家，都是大包小包，扛米背面的，要坐三天三夜的火车，孩子大人均体面。母亲从不和她的父母兄弟姐妹说她在外面受的苦。有次大伯出差路过我家，看到母亲，落泪了，他说母亲是他们家的功臣，没有几个女人能做得到。那时我的衣服就很多，不大穿，一二水的常有。母亲洗净，叠好，码整齐，让我送给堂妹。大伯是个高级军官，大娘是个在家里就可以戴着小眼睛看内参电影的漂亮女人，堂妹是八十年代电视连续剧《蒲松龄》小演员的扮演者。我们两家条件悬殊，但我的母亲，一样让我过得像个公主。堂妹拣我的衣服穿，我那时的袜子就是雪白镶蕾丝的，她拿起套在脚上，拉着我去看她的学校。

大伯回老家也会告诉亲人们，我已出落成亭亭玉立水水灵灵的大姑娘。但我深知，我的水灵，正源于母亲的枯萎。我们一直觉得母亲是无所不能，铁打的，实际母亲那时只八十多斤，风都能吹倒。

三

毛笔润过的岁月是无声的，时光在淡淡中前行，父亲已不大愿意承认母亲受过的苦，认为那是他的耻辱。总说我没让你们的妈妈遭多久的罪，你们也没有。但在我记忆里却是刻骨的，艰苦的日子总是有的，一盘菜，母亲拨在我们碗里，父亲又往母亲的碗里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