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文-利用粮价变动研究清代的市场整合
18世纪中国南北方市场整合程度的比较——利用清代粮价数据的研究
18世纪中国南北方市场整合程度的比较——利用清代粮价数据的研究18世纪中国南北方市场整合程度的比较——利用清代粮价数据的研究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全球关注。
然而,在18世纪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否有统一的特点,以及南北方市场整合程度如何,仍然是个有争议的话题。
本文将利用清代粮价数据进行研究,分析该时期南北方市场的整合程度。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18世纪中国南北方的经济差异。
在这个时期,北方的经济相对发达,农业生产和商业交易活动频繁。
北方地区有广阔的平原,适宜农业发展,而南方则以山地和水路交通为主,经济相对不发达。
这两个地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经济差异,这也可能影响到市场整合的程度。
为了研究南北方市场整合程度,我们需要借助清代的粮价数据。
粮食是当时中国经济的基本物资之一,在市场上交易量大、价格波动大。
通过分析粮价数据,我们可以了解不同地区之间的价格差异和波动情况,从而推断南北方市场的整合程度。
根据清代的史料记载,南北方的粮价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南方的粮价相对较高,而北方的粮价相对较低。
这一差异主要是由于地理、气候和交通等因素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所致。
由于南方地区主要依靠水路交通,交通成本高于北方的陆路交通,因此南方的粮食价格相对较高。
然而,粮价差异并不意味着市场没有整合。
事实上,18世纪时,南北方之间的粮食贸易非常频繁。
以北方为例,北方的粮食产量相对较高,但人口相对较少,不能完全消化自身产量。
因此,北方需要通过粮食贸易将多余的粮食输送到南方。
相反,南方由于地产资源较少,需求量大于产量,需要从北方购买粮食。
这种南北方之间的粮食交流和补充,促进了市场的整合。
此外,南北方之间的粮价差异也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
清代政府为了调控粮价,实行了一系列的禁止运粮和限制粮价等政策。
这些政策旨在保障南方的粮食供应,并稳定粮价。
尽管南北方之间的粮价差异依然存在,但政府的政策使得市场整合程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综上所述,18世纪中国南北方市场的整合程度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应用文-《中国经济通史·清代卷》绪论
《中国经济通史·清代卷》绪论'\r\n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它无论在上和上都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就。
\xa0清代最突出的成就是奠定了中国版图辽阔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础。
清政权建立之后,统一了蒙古、新疆、西藏、台湾以及云贵、东北等各边疆地区,实行了就封建来说最为成功的民族政策。
经过经营开发,大大加强了中原地区和边疆地区的经济和,建立了中央政权对边疆地区有效的政治,使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巩固和,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汉、唐盛世也无法与之比拟。
\xa0国家政治统一的加强,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进步。
清代前期的社会经济也获得了重大发展,诸如粮食生产、和手工业中的商品生产、市场一体化,以及制度、租佃制度、雇工制度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均大大超越前代。
清代社会经济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高峰。
\xa0正是由于上述各方面的发展,清代前期才能以增加有限的土地,养活了急剧增长的巨大人口,取得了世界农业史上了不起的成就。
同时,上述各种经济和制度的发展变化,都是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新的积极困素,并都是不可逆的。
清代是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它们为中国向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历史前提。
\xa0\xa0\xa0一、农业经济与赋税制度\xa0\xa0\xa0\xa0农业是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物质生产部门,而粮食更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粮食生产对一个农业国家的经济,特别是对于一个封建国家的经济,真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粮食总产量代表封建国家的经济实力,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反映土地利用的效果,是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清代的粮食生产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它的发展同任何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样,都是由时间上的上升运动和空间上的扩散运行交织而成。
清代各地的粮食亩产,与前代相比,均有所提高。
只是农业比较发达地区提高的幅度小一些,其他发展中地区提高的幅度大一些。
清代粮食生产最突出的成就是地区扩散,即粮食亩产量在全国广大地区普遍提高,从而导致了粮食总产量和全国平均亩产量的提高。
从《马首农言·粮价物价》看清代中后期山西寿阳地区粮价物价变动及其商品化
收稿日期:2008203231作者简介:何红中(1979—),男,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农史。
第8卷 第3期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8(3)VOL.8,NO.32008年9月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 on )Sep.,2008从《马首农言・粮价物价》看清代中后期山西寿阳地区粮价物价变动及其商品化何红中(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苏南京210095)摘 要:《马首农言・粮价物价》记述了清代中后期山西寿阳地区的粮价波动,以及自产和外来商品的供应及价格。
通过考察可以发现,供给变化是一般粮价上下波动的基本原因,而商贾“囤积居奇”、“买空卖空”才是根本原因,牙行、胥役、官员等监管职能的丧失则是粮价剧变的重要因素。
粮食及日用物资价格变动的背后,又透露出其商品化的趋向,主要表现在:一是粮食供应与流通的多元化,二是市场调节占据主导地位,商人作用突出。
关键词:马首农言;清代中后期;山西寿阳;粮价物价;商品化中图分类号:F3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465(2008)03—0107—05 《马首农言》(“马首”为春秋山西寿阳古名)作者祁寯藻(公元1793~1866年),字叔颖,号淳甫(春圃),又号实甫,山西寿阳人,谥号“文端”。
[1]祁寯藻在道光、咸丰、同治三朝中均受重用,为“三代帝师”,官至体仁阁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
[2]《马首农言》是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祁寯藻在家居丧时所撰,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刊印问世。
书中记述了十九世纪上半叶山西寿阳一带的农业生产及经济社会状况。
《粮价物价》一节是《马首农言》的重要内容,该节具体而准确地记录了从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至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的九十多年间粮价波动,当地自产和外来商品的供应及价格,揭露了商人囤积居奇、操纵市场的行径,[3]这对了解当时晋中一带乃至全国的农村经济状况,提供了重要资料。
【量化历史研究第57篇】清代中叶岭南区域市场的整合—米价动态的数理分析
【量化历史研究第57篇】清代中叶岭南区域市场的整合—米价动态的数理分析区域市场的整合是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一般而言,它指某一市场或市场区域各组成部分和组成要素间协调和相互关联的情况,即市场结构的有机统一。
市场整合在研究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有重要意义,整合程度越高,其在维持商品供需平衡方面的有效性也越高,因此被认为是资本主义萌芽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
中山大学陈春声教授1993年发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文章《清代中叶岭南区域市场的整合—米价动态的数理分析》是同一时期国内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使用量化方法的经典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代广东和广西的雨雪粮价折和米价单中约70000个米价数据进行分析,讨论了这一区域市场内部和各地区间价格变动的同步性、米粮地区差价和年均米价离散程度的变动情况,在此基础上重构了岭南区域市场内部的联系及特征。
一、价格相关与价格差相关分析价格相关与价格差相关分析主要用于考察各地区价格变动的同步性。
统一市场内部各地区相互间的整合程度越高,价格变动的同步性越显著。
文章利用1750-1769年广州13府和广西东部5府的米价数据研究发现,当时广东省内除海南岛外,各府州都与两个以上府州有较强的相关关系,这些关系所构成的网络意味着一个统一的岭南地区米粮市场的存在。
由于粮食体积大、价值低的特点,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需要依赖水路作为长途运输的主要方式。
因此,处于同一水系的府州之间价格变动的同步性更明显。
珠江作为省内最大的水系,对于区域内粮食市场的构成有重要影响。
珠江水系三江合流之地、珠江三角洲水网地带的北端、以及内河航运与海上运输的交汇,特殊的区位优势使得广州、佛山成为当时广东米粮贸易网络的中心,全省各府州间9对强相关中有4对与广州府有关,4对强价格差相关中有3对与之有关。
根据文献记载,广西东部5府与广东间存在着贸易往来。
根据价格及价格差相关分析,梧州、平乐、柳州、浔州4府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关系。
清代前期的粮食运销和市场
清代前期的粮食运销和市场清代前期的粮食运销和市场邓亦兵清代前期全国范围的粮食流通量是相当大的。
本文拟就这一时期的粮食运销和市场问题做一考察。
清代前期的粮食市场就全国范围来说,以米谷为大宗,稻米是清朝普遍食用的主要粮食品种之一。
稻米在全国范围内流通,数量很大,是南粮北调的主要品种。
值得注意的是,在南米北运的同时,还存在相当数量的南调北米。
例如:陕西汉中的米谷运往湖北;豫南的米谷运往江南乃至黄河上游甘肃宁夏地区也有米谷流通的现象。
小麦也有流通销售,不过,与米谷相比,麦子易于受热变质,受潮发霉,不便集中久贮,南北省际的长途贩运比较困难,故而其运销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
杂粮包括玉米、甘薯等,是许多地方百姓的主食。
例如:在南方湖南民间“多以杂粮自食,以谷售人”[1]。
福建、两广等缺粮地区“多食番薯,竟以之代米,亦算正经粮食”[2]。
杂粮主要在民间小市场上交易,省际间长途贩运杂粮的不太多。
最后是豆类,以大豆为主。
大豆产地集中于北方的盛京、山东、河南等省,因此北豆南运在粮食运销中占有重要地位。
西南地区的豆类流向东南地区的亦复不少。
一、粮食流通的运道粮食流通的运道,一是水路;一是陆路。
可以通舟行船的河流是水路运输的基本条件。
清代前期,分布于大陆十八省的江河,能够通船载粮的主要有长江、西江、韩江、闽江、淮河、黄河、海河、滦河等水系及运河。
陆路有以京师为中心,通往各省会和各省会之间的驿路;以各省会为中心,通往各县的铺路,以及各地驻军往来的塘路、站路。
这些道路虽然是官方设置的,但商贾往来运销商品亦沿此路行走。
此外,还有一些商贩常行的小路,例如:河南“自陕州硖石驿,东至汝州”中经韩城镇,“为山陕江楚商贾要道,行旅络绎”[3]。
“他省客商来豫籴麦者,陆则车运,水则船装,往来如织,不绝于道”[4]。
山西宁远厅农民“每岁粜卖粮食,置办农具”,由宁鲁口出入至左云县,“路极平坦,车辆可通,朝往夕还,于商民甚为便易”[5]。
从甘肃文县至四川松潘,“系一带山沟,平易可行,是以商民俱为称便,贩载货物赴松潘贸易者甚多。
18世纪中国南北方市场整合程度的比较_利用清代粮价数据的研究
18世纪中国南北方市场整合程度的比较*———利用清代粮价数据的研究颜色刘丛内容提要:利用从第一历史档案馆获得的清代1742—1795年15省的府级主要粮食品种月度价格数据,本文通过回归和协整分析比较了清代南北方市场整合程度的差异,发现18世纪时南方粮食市场的整合程度显著优于北方市场。
在对区域面积、粮食品种进行稳健性检验并分析了天气冲击和政府干预等因素以后,本文发现南北方差异依然显著。
而交通条件,特别是水路交通的差异是导致南北方市场整合程度差异的重要因素。
由于自然条件限制,北方河流,特别是黄河,无法像南方河流那样促进交通条件改善和市场发育,是导致南北方市场整合差异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粮价清代市场整合南北差异交通一、引言与文献回顾市场发育与工业革命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已经提出市场交换和市场范围的扩大可以促使生产资源的重新配置,引起分工的产生和生产力的提高,从而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
自亚当·斯密以后,学者对于这一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
市场发育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市场整合。
一些学者认为,市场整合可以带来专业化、技术扩散、生产成本降低等诸多好处,从而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发展(Unger,1983;Allen&Unger,1990)。
Studer(2009)比较了工业革命前后西欧沿海低地地区和内陆地区的粮食价格序列,认为地理因素导致的市场整合程度差异先于工业化而产生,且市场整合程度较高的沿海地区率先发生工业化,由此说明市场整合是工业革命的可能原因。
而另一些学者认为市场整合是人口增长、资本积累和技术变动的结果(O'Rourke&Williamson,2001),或者市场整合不一定伴随经济增长而发生(Clark,2002)。
此类研究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衡量市场整合的程度。
一个被广泛采用的方法是计算两个市场之间价格同步变动的幅度。
这种方法以“一价定律”为基础,认为在两个整合程度很高的市场上,套利会使两个市场的价格水平存在共同波动的关系。
清代稳定粮价措施
清代稳定粮价措施引言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从1644年到1912年,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稳定粮食价格,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
本文将探讨清代采取的稳定粮价措施并分析其效果。
1. 实行州县储备制度清代实施了州县储备制度,即政府通过州县级仓库储备粮食,以应对紧急情况和价格波动。
这项措施有助于提供稳定的粮食供应,保持粮价水平。
在时间上,清代政府通常在大丰收时购买粮食,并在粮食供应紧张时释放。
这种储备制度起到了平衡供需关系的作用,对稳定粮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 统一调价制度为了规范市场价格,清代实行了统一调价制度。
官府设立价格调节机构,通过调节市场价格来保持粮价稳定。
当粮价上涨到一定程度时,政府会通过收购粮食来压低价格;而当粮价下跌时,政府则会进行适当的补贴以保证农民的利益。
这种统一调价制度有效地防止了粮价的暴涨暴跌,维护了市场秩序。
3. 优化农田灌溉设施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清代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灌溉设施建设。
通过修建水库、渠道和水闸等设施,清朝政府改善了土地利用率和农田排灌条件。
这些措施对于增加农作物产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而有助于保持粮价的相对稳定。
4. 推行优质农业品种清代还积极推行了优质农业品种,提高了粮食的产量和质量,同时降低了生产成本。
政府通过培育新的高产农作物品种,将其广泛推广给农民。
这些品种具有更好的抗逆性和适应性,使得农民能够生产更多的粮食,从而稳定了粮价。
5. 加强税收管理清代政府通过加强税收管理,控制土地流转和减少农民负担,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益。
政府积极推行减税政策,降低了农民的负担,鼓励他们增加生产。
同时,政府严格把控土地流转,防止土地过度分散和富农垄断土地。
这些措施使得农业生产更加稳定,粮价也得以稳定。
结论清代采取的一系列稳定粮价措施对于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起到了重要作用。
实行州县储备制度、统一调价制度、优化农田灌溉设施、推行优质农业品种以及加强税收管理,这些措施都有助于维持粮食供应稳定,保持粮价在合理范围内波动。
晚清山西粮食价格波动_市场成因及政府行为_1875_1908_马国英
公式如下: PA =
∑P
i
* I A ,I A =A i / A ; P H =
∑P
i
* I H ,I H = H i / H
P A 表示按种植面积折算的总的小麦价格, P i 表示各县小麦 价 格, I A 为 小 麦 种 植 指 数, A 表示 其中, A i 表示各县小麦种植面积, P H 表 示 按 产 量 折 算 的 总 的 小 麦 价 格, Pi 表示各县小麦 全省小麦种植面积, I H H 。 价格,H 为小麦产量指数, 表示全省小麦产量, i 表示各县小麦产量 以这两种方式计算的 1875 —1908 年各品种粮食价格变动趋势基本一致, 表明测算的粮价指数具 有一定的稳健性 。 总体上看, 光绪 年 间 山 西 省 粮 食 价 格 经 历 了 两 次 大 的 震 荡, 一次幅度较大的震荡 ( 图 1 ) 。 一次是光绪三年至五年( 18777 —1879 年) , 粮价急剧上升, 在四年达到最高点, 一石粟米 、 小 麦价格超过 6 两银子 、 荞麦 、 高粱 、 豌豆的价格超过 2 两 。 另外一次是光绪二十五至二十九年, 粮价又 价格变动幅度虽然没有前面一次大, 但 是 持 续 的 时 间 较 长, 直到光绪朝 经过了一次大幅涨落的过程, 结束, 很多地区粮食价格还是没有回落到之前的水平 。 从粮价表中的数据来看, 虽然各府粮食价格高 但是基本上遵循图 1 中类似的变化趋势 。 低不同, 几次粮价的波动与山西省全省范围内粮食收成欠缺有着一定的关联 , 光绪朝初期, 华北地区发生 , 了一次涉及面广 、 影响深远的大 旱 灾, 史 称“丁 戊 奇 荒 ” 粮 食 供 给 不 足, 引 起 了 人 口 的 大 量 死 亡。而
清代以来粮价的历史解释与再解释
经济发展论坛工作论文FED Working Papers SeriesNo. FC20050043清代以来粮价的历史解释与再解释(4)彭凯翔清代以来粮价的历史解释与再解释(4)彭凯翔*摘要本文介绍和评论了清代以来的粮价及相关数据,旨在以不同方式及技术来讨论粮价在时间维上的变化。
通过梳理既有的中外历史价格研究,本文对货币观和人口观试作了澄清和重新定义,并认为在粮价变化的复调趋势图景中,重新定义的通货因素构成了最主要的成分。
本研究还支持了长期以来对“4-5年”粮价周期的直观认识,对三百多年来该频率段的波动其特征进行了分析。
为了解释“4-5年”粮价周期,本文试图引入非完美市场基础上的动态调节机制,并发现这一机制在解释80年代以来的产量波动时明显要优于线性供给反应模型。
AbstractThis paper introduces and comments on the dataset of grain prices and other related data since the Qing. It aims to research the changes of grain prices in time dimension. By review of researches on price history, it clarifies and re-defines monetarist model and demographic model in price revolution explaining. In a multi-rhythm view of price change, the re-defined currency factor is the main element. It also trends to support the old parlance of ‘4-5 year’ cycle existed in grain price discussions, and analysis some characters of this cycle during the last 300 years. In explaining the cycle, it constructs a dynamical model based on a incomplete market. By this way, a nonlinear model is induced, which dominates the normal linear supply response model in fitting the variation of yields since 1980s.*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利用粮价变动研究清代的市场整合
近些年来,利用粮价变动研究清代市场整合的论述颇多,我所见有关于江南、西南、岭南、福建、陕西、直隶、湖南、甘肃市场的论述(见文末书目),兹就管见所及,作些综合评价。
市场整合(market integration)或称一体化,是指一个区域乃至一国的市场由贸易网络连接,形成供求比较平衡的状况。
整合状况,一般是用区域内各地价格变动的同步性来检测,同步性强,表示市场组织较佳,保持供求平衡的有效性较大。
反之,反是。
也可用各地价格变动对平均值的离散程度来检测,离散程度愈小,表示市场愈整合。
用数学方法研究市场的整合,需要有能够组成一定时间系列的价格数据,在清前期,只有粮价记录较多,可充此任。
又因粮价有较大季节差,研究者大都是用督抚陈报的域内各府州的逐月粮价单,以及雨雪粮价折、粮价细册(很少见)为基本数据。
也因此,研究较详的是在粮价单比较完整的18世纪,尤其是乾隆朝。
关于清代粮价陈报制度和这种官方报告的可信性,已有不少专门论著,我不置言。
需说明的是,第一,用数学方法进行这种研究,舍此之外,罕有其他系统的数据可用。
第二,粮价单等的可信性常因时因地而不同,使用时应有检验。
第三,物价资料,本来不能直接反映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数学方法分析的结果,即使所用数据可信,也要与记述性史料和定性分析核对,才能结论。
一全汉升是最早系统地研究清代粮价的老一辈学者,他的一些论点一直指导着后人的研究。
他并未正式提出市场整合的概念,但实际上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者。
全汉升和克劳斯在《清中叶的米市场和贸易》一书中考察了1713―1719年苏州米价的季节变化,发现其变动幅度竟比1913―1919年上海米价的季节变动还小。
经反复论证,他们认为苏州李煦的奏报不实,有些月份甚至是有意不实。
不过,经过改算,仍然认为康熙末季苏州米市场的组织和效率颇为完善,不亚于20世纪初的上海市场(全汉升、克劳斯1975,页28)。
18世纪早期江南的粮价比较平稳。
全汉升等认为这有市场机制较完善、运输较便、政府平价措施(仓储制度等)比较有效多种因素,而更重要的因素是米粮的长距离贩运(这时期江南米粮的短距离运销并不活跃)。
清代的经济改革与市场发展
清代的经济改革与市场发展一、引言清代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个时期,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之一。
本文将探讨清代的经济改革与市场发展,分析其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与作用。
二、清代经济改革的背景1. 社会制度转型:清朝建立之初,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制度转型,推行中央集权制度,实行官僚统治,从而为经济改革打下了基础。
2. 农业经济困境:清代初期,农业生产面临着土地荒漠化、粮食减产等问题,农民生活困苦,这促使清政府开展经济改革以提高农业生产力。
三、农业改革与市场发展1. 土地制度改革:清政府实行“背靠大山,脸朝大海”的耕地政策,使土地利用率得到提高,增加了农民的耕作面积。
2. 水利建设:清政府大力发展水利工程,修筑大规模的灌溉系统,增加了农田耕作利用率,提高了农业生产力。
3. 农业技术进步:清政府通过推广农业新技术、引进外来优良品种等举措,提高了农产品的品质和产量,为市场发展提供了保障。
四、工商业改革与市场发展1. 工业发展:清政府鼓励民间手工业和工厂制造业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的技术进步和工厂制造业的兴起,为市场提供了更多的产品。
2. 商业改革:清政府进行了一系列商业改革,如开设商业铺子、推行店铺贸易制度等,逐渐形成了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市场经济。
3. 交通发展:清政府加大对交通运输的投资,修建了大量道路、河渠和运河,加强了地区之间的联系和商品交流,促进了市场的繁荣。
五、市场发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1. 经济结构调整:市场的发展使得中国经济逐渐从封建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农民从单一的农业生产转向多样化的经济活动。
2. 商业繁荣:市场的发展推动了商业的繁荣,商人阶层的崛起使得社会财富的累积和流通增加,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
3. 社会转型:市场的发展加速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增加,为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六、总结清代的经济改革与市场发展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重大。
通过农业改革和工商业改革,清政府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和市场的繁荣。
从乾隆朝后期陕西`甘肃的米价看两省的市场整合
从乾隆朝后期陕西、甘肃的米价看两省的市场整合(A study on market integrationof Shanxi and Gansu Provic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ain price in thelate Qianlong era)历史系00级曹晋(Caojin,History Department)摘要本文在对前人研究成果与人们普遍认识相矛盾的质疑中发现问题,从对乾隆后期陕西、甘肃米价的定量分析入手,结合陕甘市场贸易空间结构的定性描述,对两省的市场整合情况分别加以研究,并就区域经济比较做出分析和解释。
希望能够对陕西、甘肃市场的研究领域有所补充。
此外,通过研究清代对西部地区的开发、追溯历史上西部市场的形成与整合,或许能对今天的西部开发战略决策起到一些借鉴的意义。
关键词:米价、市场整合、相关性、陕西、甘肃所谓“市场整合”(market integration),是指“某一市场或市场区域各组成部分和组成要素协调和相互关联的情况,即市场结构的有机统一。
”1整合程度,一般是用区域内各地价格变动的同步性来检测,同步性越强,表示市场组织越佳,保持供求平衡的有效性越大。
反之,亦是。
在市场结构十分复杂,各种信息又十分丰富的现代社会,考察“市场整合”应该而且可以从多方面着手,然而研究传统社会则不然。
一方面,在传统社会中,市场远较现在单一,粮食是人民生活的最主要必需品,它在人们的消费构成中占了绝大比重,市场主要是以粮食为轴心进行的,因此研究米价的变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一个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和该区域市场的整合情况;另一方面,在比较准确的经济统计史料并不充足的明清时代,米价作为当时最有代表的物价,无疑成为最为完整、最可利用的史料。
基于以上两点的考虑,笔者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馆所藏清代乾隆后期陕西、甘肃的雨雪粮价折和米价单中的数据,运用价格相关分析法,讨论了两省市场内部各地区间价格变动的同步性,在此基础上分1陈春声《清代中叶岭南市场的整合——米价动态的数理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
清代粮市调控启示
清代粮市调控启示作者:苏琦来源:《理财·经论版》 2015年第9期苏琦民以食为天,自古皆然。
中国自清代中期成为人口大国后,粮食问题的压力一直挥之不去。
布罗代尔曾指出,18 世纪早期欧洲跨地区市场的高度整合,永远结束了以往曾出现的令人恐怖的大饥荒。
18 世纪中期以后,欧洲只出现过相对小规模的粮食匮乏,这种匮乏可以通过粮食市场的调剂来解决。
同时期的中国和欧洲相仿,也出现了一些专业化粮食市场,但整体而言市场整合程度显然不如欧洲,而与欧洲相比,又多了一个中央集权政府。
一集权政府如何与半市场化的粮食市场相结合来解决粮食问题,其行为背后的观念体系为何,绩效起伏的原因何在,这些问题的答案无疑都还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在《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一书中,美国学者罗威廉以康、雍、乾三朝重臣陈宏谋的经历为线索,详解了清朝中期中央和地方政府如何利用市场来解决粮食问题,其中不乏成功,也不乏局限,至今读来仍令人感慨。
与人们普遍认为的相反,清朝政府对市场的作用非常看重。
为了更好地发挥市场的调剂作用,乾隆鼓励私营粮食贸易,为此他一再禁止地方官员限制粮食输出。
1736 年,乾隆取消了实施很久的内地从东北地区买粮的禁令。
为了鼓励粮食流通,清政府还想出了“税收优惠”这一颇具现代感的调控措施。
乾隆即位第一年,便应兵部尚书甘汝来之请下诏免除给贫困地区运输粮食船只的船运税,甚至还允许船商在归途中运输粮食以外的其他商品时也免交船运税。
此外,清朝政府还从培养市场主体的角度来推动地区间的粮食流通,比如支持粮农去市场交易粮食、发放低息贷款资助长途运粮的船商、对向长期粮食匮乏地区输送粮食的商人授予荣誉称号和官职等。
到18 世纪中叶,福建泉漳二府的粮食进口需求已经达到了每年150 万石到200 万石,但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来自内陆粮食市场。
17 世纪时,出于安全考虑,康熙曾禁止台湾大米“走私”。
到了1725 年,面对地方官越来越急迫的恳请陈情,雍正皇帝批准买进台湾的粮食以帮助福建沿岸地区的粮食供应。
建国以来清代米价研究综述
建国以来清代米价研究综述谭玉龙【期刊名称】《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年(卷),期】2015(000)002【摘要】目前学界有关清代米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米价的动态及其因素考察、米价的市场整合等方面。
学者们通过对清代米价的研究,从不同的侧面解剖了清代社会,大大丰富了清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
学者们的研究具有时域上和方法上的特色,同时还有待深入研究。
%Recently the study of the rice price in the Qing Dynasty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dynamic, factors,market integration and so on.Through the research of the rice price in the Qing Dynasty,the schol-ars analyze the society of the Qing Dynasty from different aspects,enriching the research of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Their researche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ime and method,which also need further study.【总页数】5页(P94-98)【作者】谭玉龙【作者单位】中共宜昌市委党校,湖北宜昌 443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49【相关文献】1.建国以来对清代目录学家章学诚研究述评 [J], 裴成发2.建国以来清代八旗土地制度研究综述 [J], 赵文铎3.试论清代云南米价上涨的原因——以自然灾害为主 [J], 李苏;4.清代云南米价的上涨及其对策 [J], 王水乔5.清代前期福建的非正常米价 [J], 陈支平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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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粮价变动研究清代的市场整合
'\xa0\xa0\xa0近些年来,利用粮价变动研究清代市场整合的论述颇多,我所见有关于江南、西南、岭南、福建、陕西、直隶、湖南、甘肃市场的论述(见文末书目),兹就管见所及,作些综合评价。
市场整合(market integration)或称一体化,是指一个区域乃至一国的市场由贸易
连接,形成供求比较平衡的状况。
整合状况,一般是用区域内各地价格变动的同步性来检测,同步性强,表示市场
较佳,保持供求平衡的有效性较大。
反之,反是。
也可用各地价格变动对平均值的离散程度来检测,离散程度愈小,表示市场愈整合。
用数学方法研究市场的整合,需要有能够组成一定时间系列的价格数据,在清前期,只有粮价记录较多,可充此任。
又因粮价有较大季节差,研究者大都是用督抚陈报的域内各府州的逐月粮价单,以及雨雪粮价折、粮价细册(很少见)为基本数据。
也因此,研究较详的是在粮价单比较完整的18世纪,尤其是乾隆朝。
关于清代粮价陈报制度和这种官方
的可信性,已有不少专门论著,我不置言。
需说明的是,第一,用数学方法进行这种研究,舍此之外,罕有其他系统的数据可用。
第二,粮价单等的可信性常因时因地而不同,使用时应有检验。
第三,物价资料,本来不能直接反映
的
变化,数学方法分析的结果,即使所用数据可信,也要与记述性史料和定性分析核对,才能结论。
一
全汉升是最早系统地研究清代粮价的老一辈学者,他的一些论点一直指导着后人的研究。
他并未正式提出市场整合的概念,但实际上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者。
全汉升和克劳斯在《清中叶的米市场和贸易》一书中考察了1713—1719年苏州米价的季节变化,发现其变动幅度竟比1913—1919年上海米价的季节变动还小。
经反复论证,他们认为苏州李煦的奏报不实,有些月份甚至是有意不实。
不过,经过改算,仍然认为康熙末季苏州米市场的组织和效率颇为完善,不亚于20世纪初的上海市场(全汉升、克劳斯1975,页28)。
18世纪早期江南的粮价比较平稳。
全汉升等认为这有市场机制较完善、运输较便、政府平价措施(仓储制度等)比较有效多种因素,而更重要的因素是米粮的长距离贩运(这时期江南米粮的短距离运销并不活跃)。
他们认为一个“良好的”市场应有四项标志,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在长距离运销的商路上有合理的价格差。
据考察,1723—1735年,以米市中心苏州的米价为100,则长江线上,安庆、南昌为72,集散港汉口为78,产区长沙为72,重庆为51。
南运线上,杭州为109,福州为114。
核以各埠间的水运距离,大体相符(同上,页42—43)。
王业键是研究清代粮价的杰出的学者,著述甚多。
他在研究苏州粮价中指出,1684—1788百年间官方报告(包括李煦奏折)的米价与萧山来氏家谱所载逐年的米价(田仲一成整理)比较,线性增长率只差万分之三,应属可信。
而在1789—1800年十余年间,官方报告的跌价与来氏记载迥异,因怀疑苏州府的粮价单不实。
不过,江苏省其他府州的报单亦不少与苏州府有类同趋势,因而只好存疑。
及至19世纪,则苏州府报单与郑光祖、柯悟迟的常熟记载和海关所记上海市价,基本相符,当属可用(王业键1992,页49)。
早在1984年,王业键即从若干城市(代表几个大区)粮价的长期趋势研究中,看出全国性的同步化,从而对流行的封建割据论和施坚雅(G.W.Skinner)的大区孤立性(autarkic)理论提出挑战(王业键1984)。
其后,王业键在一篇
中,以1738—1789年苏州、杭州、广州、汉阳、淮安(代表华北)米价的变动为依据,发
现有可观程度的同步性或连动性。
任何两地的相关系数均为正数,多数在0.6或以上;尤其苏州与各地的相关最为显著,反映其在大范围米市场的中心地位(王业键1989)。
再后,王业键选择了15个城市(代表15个省)1738—1740年的米价进行研究。
其中以长江三角洲米价最高,每石约1.5两;安徽、福建、广东次之,每石1两或稍多;最低是四川、湖广、广西,均不足1两。
北方食米多从南方运去,米价极高,陕西1.8两,直隶、山东达2两或以上。
他又比较了1909年这些城市的米价,发现由于运输改进、市场扩大和人口密度变迁,地区间米的价格差缩小了。
在南方,最高价与最低价由18世纪前期的2比1降为1909年的1.5比1;加入北方,由3比1降为2.3比1。
他的结论是:在17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市场的整合程度要高于欧洲,但是,到18世纪中叶,欧洲经济的一体化已超过中国了(王业键1992,页53—54)。
研究清代粮价的著名学者岸本美绪对上述研究方法曾提出质疑。
她说,(1)一地粮价的季节变动受该地所处地位的影响,不一定反映周围大市场的统一状况。
(2)长距离贸易有如“两刃剑”,有稳定粮价作用,亦有相反作用。
(3)数千公里的长江米粮贸易,却伴随着相邻农村之间流通不畅;上述对“全国性市场”的论证,只是“点和线”粮价的连动性,能否代表包括农村的“面”的市场呢(岸本美绪1987,页91、92)?
粮价季节变化看似简单,而影响变化的因素甚多。
陈春声发现乾隆年间广州府米价的季节变动小于1930年代广州市米价的季节变动,一如全汉升所见苏州与上海之例。
但经对各种因素详加分析,尚不能得出清中叶广州米市场在保证供应上比1930年代更为有效的结论(陈春声1992,页137)。
在北方,因小麦和杂粮收获期交错,粮价季节差较小。
李明珠用回归分析法考察了直隶省小麦、小米、高粱的季节差价,这是一种精密的分析方法,但也发现一些难解之谜。
她指出,可能季节变动的模式在每个地方都有差异(李明珠1992,页86)。
因而,后来的研究者一般不把季节差价的大小作为市场整合的标志。
长距离贸易一向为人重视。
我在研究明清市场时也特别强调它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吴承明1985,页221—222、255)。
不过,从粮价上反证长距离贸易的效果则须慎重。
王国斌认为,粮食长距离贸易在南方作用显著,在北方则不然,运销路线常不互相连系。
如在山西,这种运销导致南部价高,不能与北部平衡(王国斌1983,页85以下)。
方行考察,湖南米谷运销江南,从康熙到嘉庆,几个时期两地米价分别为30比100、35比100、58比100、70比100。
差价逐步缩小,可找到改进运输条件、减少中转环节的实例,但主要原因是湖南人口增加、粮价上升速度快于江南(方行1989)。
这就很难说是市场整合了。
至于“点线”和“面”问题,岸本为文时尚未及见如下节所介绍的那些研究大区域市场的著作,但她已见到王业键对福建和威尔金森对陕西的研究。
王业键根据各府州米价的相关分析,发现18世纪福建全省并存着三个相对独立的市场圈(王业键1986)。
威尔金森用20世纪最初十年的粮价细册,考察了米、麦、粟、豆的价格变动,发现除西安附近外,陕西省各地的粮食市场几乎没有什么
(威尔金森1980)。
反观后来濮德培对甘肃粮食市场的研究,却认为有高度整合性,并且从18到19世纪,有加强之势(濮德培1992)。
在清代,陕甘属同一大行政区,两省间有粮食贸易,而甘肃被认为是比较落后的。
上述情况,令人诧异。
二
用复杂的数学方法从粮价变动中研究市场整合兴于80年代晚期,大约以李中清的《国家与中国西南经济》为早,惟该书迄未正式出版,已
各家论著大都在90年代。
用粮价变动研究市场整合,理论上应先分析出粮价长期变动、季节波动、灾荒、社会动乱,政府和社团平粜措施等因素,找出单纯由于粮食贸易造成粮价变动的数值。
这可用回归分析法,一般公式是:
P为某月价格,K为常数,a为年份T的系数,b为除1月份(基期)外月份M的变数,d 为灾荒、动乱年C的系数。
用此公式可找出由于人口和货币量造成的物价长期变动对价格的影响a季节变动的影响b,灾害年的影响d,其余非贸易影响只有依靠文献记载。
其实灾害也是靠文献,即记有灾害之年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