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的五条“反常识”

关于历史的五条“反常识”

——杨念群访谈节录

(注：本文整理自2016年7月30日东方历史沙龙，主讲人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的杨念群教授，主持人戴潍娜。因篇幅限制，略有删节。)

常识一：历史学一定要刻板中立吗？

戴潍娜：各位朋友下午好，欢迎来到理想国、单向空间、东方历史评论和腾讯文化共同主办这场历史沙龙。我是今天的嘉宾主持戴潍娜。今天的沙龙主题是“历史的常识与反常识”。

说到常识，自然有新常识跟旧常识之分。今天我们将经历一场关于新旧常识的讨论与鞭打。我很喜欢的一个历史学家托尼·朱特有一段关于历史的非常性感的表述。他说历史是姐姐，很严肃、朴素，喜欢回避而不是参与那些无聊的闲谈，而记忆则是妹妹，更加年轻活泼，容易引诱别人，也容易被别人所引诱，因而交友更广。可见历史“姐姐”这样一个形象，从来都没有很讨喜。而在学科专门化日益霸道的今天，在惯常的历史写作和历史研究当中，这对姐姐妹妹的形象，从原来的鲜明活泼逐渐变得刻板僵硬，甚至有的时候还面目可憎。如何打破她们刻板的印象，可能需要引入一个审美的维度。而如何让这对姐姐妹妹重新焕发出青春、变得可爱，这样的一个议题背后，可能牵涉到了整个史学的革新和颠覆，而颠覆就从打破常识开始。

接下来我们就会共同经历这两个小时的漫长讨论。下面我为大家介绍今天的主讲嘉宾。他出生于名门正派，但是一直保持着一个异教徒的姿态；他是新史学的倡导者和代表人物，同时又不断地玩着跨界实验。一手写老成持重学术文章，一手写下饭下菜的历史随笔。对他更多的介绍都显得多余，因为他已然是历史学界一个强大的常识。掌声欢迎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的教授，著名的学者、作家杨念群老师。

杨老师您好！关于姐姐妹妹刻板印象的打破，我想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引入一个动情的观察者。在读您的新书《皇帝的影子有多长》的过程中，一个最强烈的印象就是其中沸腾着作者的真性情，以及历史人物的可感可知的真性情。您在这本书里直接了当提出了“动情历史学”这样一个概念。请您谈一谈历史学如何动情，分寸又如何去拿捏？

杨念群：好，谢谢潍娜。非常高兴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什么是历史常识”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我这本书最开始的名字叫《反常识的历史》，后来又觉得用“反”字好象有点过于耸人听闻。所以我又改了一个稍微俏皮一点的名字，叫《皇帝的影子有多长》，

是其中一篇文章的标题。说到跨界，今天很高兴能跟戴潍娜一起合作来进行这场活动，她本身是诗人作家，同时又是一名学者。因为我们俩的学科背景分属文史两界，如此对话实际上就有跨界的味道。以前我们常说“文史不分家”，史学和文学之间应该有一个亲密的互动关系。那么我也应该把对历史的理解延伸到文学领域里面来，阐发历史观念中包涵的一些文学特质。这也是我自己写这本随笔的一个初衷。

谈到文学跟历史的关系，其实非常复杂。本来文史不分家，后来由于学科专门化的不断发展，文史离得越来越远。如果一个历史学家不以公正的、客观的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大家就会怀疑他所研究的历史是否可靠。那么历史能不能用文学的形式表现，或者文学和历史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文学是可以动情的、可以想象的，甚至是可以编造的。但历史本身是不是就一定要中立、客观、不带感情，完全刻板地被呈现呢？我对此一直持有很深的怀疑。我自己写随笔也是要体会一下，历史能不能用一种接近文学的状态，或者说用文与史对话的状态呈现出来。

《动情的历史学》是其中一篇文章的标题，我在里面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叫史景迁，他写的有关中国历史的著作就带有相当强烈的文学色彩。他的一本书尝试写康熙皇帝的传记，令人惊讶的是，史景迁违背了历史写作必须遵守的一个传统规则，即尽量应该以第三者的身份观察历史。他是用第一人称“我”来带动整个的历史叙事。在书里，康熙帝不断用“我”来表达自己对政治、社会和生活的看法，也不断表达自己的历史观和治国理政的思想。我们原来的历史记载，为了显示客观性，往往用的都是第三人称，很忌讳代入“我”的视角。所以这本书的出版引起很大的争议，也就是说“你”既然置换成了“我”，人物主角必然会把一些感同身受的情感代入到历史认识之中，那么历史还能保持它的客观中立吗？恐怕就非常难了。西洋也曾有假托古代英雄哲人发声的传统，如玛格丽特·尤瑟纳尔曾以第一人称杜撰古罗马皇帝哈德良的生活，写成《哈德良回忆录》，史景迁的写法也是糅合历史和文学写作的常识之一而已。历史跟文学虽然有一个跨界的互动，两者的区别还是带有根本性的。文学可以凭空想象，历史学家却必须带着镣铐跳舞，一步步通过坚实的史料来验证所有的结果。我觉得使用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你如何甄别和使用史料，史料不一定都是真实的，却必须通过比对研读呈现出一种相对逼近真实的状态。史料要加以筛选才能进入到你的叙述之中，与文学式的情节虚构大不相同。这是我想跟大家交流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对历史的看法实际上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历史可能是分层次的。比如说历史上发生了一件事，经历了这件事情和把这件事描绘成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是不同的两个过程。事件的亲历者与后人对这件事情的理解，可能并不完全一致。这里先举

一个例子，比如义和团运动。我认为可以分三个层次来谈：第一层次是经历义和团的人，比如说一些传教士和外交官，他们是不断被义和团攻击的那批人。他们写出的历史肯定是站在西方人的立场之上，把义和团描写成虐杀西人的暴徒。因为他们是历史的亲历者，可是这种描写也许只反映出这场运动的一个侧面和断片。另外一批是作为敌对者的团民，他们也是亲历者，也许他们的描写和西人的说法完全相反，有人可能会问，他们的证词大多是以口述形式出现，没有文字佐证，受访者被采访者的政治倾向所引导说出虚假证词的可能性很大，尽管如此，因为这些人毕竟是运动的亲历者，所以他们的个人体验仍可看作是一种史料证据。第二层历史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整个义和团事件结束以后，我们对所有亲历者的史料和故事进行甄别研究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说义和团是什么样性质的一场运动。我们不是亲历者，但是我们有机会阅读各种亲历者的记载，通过比对筛选，对义和团到底是场什么样的运动作出一个判断。这个判断是在义和团运动已经结束并有一个确定结果的基础上得出的，通过对这个结果进行评估后，再对整个事件做出定性的判断，比如它是反帝爱国运动还是一场反现代化的愚昧暴力事件，会带有倾向性的判断。这是第二个层次的历史。第三个层次的历史就是把义和团当作实现某种政治目地的手段加以利用，义和团可以出于某种政治目标被打扮成与他本身没有什么关系的特殊政治形象。

我们看，同样一段历史居然会呈现出如此奇妙的多元面相。一部分是亲历者的历史，而亲历者的历史因为观察立场的差异已经开始出现分歧。亲历者写历史的时候没有机会看到别人对自己经历的记录，他记载的只是自己所经历的某些片段，所谓当局者迷。当后来者能看到不同亲历者的记录之后，我们再去观察某个事件，肯定已经和某个亲历者所描述的那个貌似客观的面貌有了很大区别。另一方面，义和团作为一个神话也好，作为一个政治工具也好，都会用来达到某个集团的某种目的。这三个层次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值得我们深究。刚才潍娜也讲了，记忆和历史之间像姐妹一样。这里面涉及到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大家选择什么样的记忆去观察历史，最后得到的结论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人们才讥笑某些人是“事后诸葛亮”。从西方外交官的角度看义和团只能是一场杀戮，是一场残暴的反教运动；换一个角度考察，义和团就摇身一变成了一场爱国运动；再换个角度看，义和团事件又会变成一个非历史的政治宣传品。那么这三者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可以从各自的角度对它进行解读。

我觉得所谓“动情的历史”，就是代入感情色彩的历史，在以上所说的三个层面上恐怕都有发挥想象力的空间。我们只要辨别出这三个空间的不同点，对历史的认识才能有所丰富和深化。总结一句，我自己为什么觉得历史应该是一个相对复杂多层面的东西，就是因为在寻求历史真相时不断会带入我们自己的记忆。什么记忆被带入了，哪些记忆是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