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歌的来历

国歌的来历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一百三十六条中增加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国歌同国旗、国徽一样，是国家的象征。赋予国歌与国旗、国徽同样的宪法地位，有利于维护国歌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感和国家荣誉感。为了解国歌的诞生及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为更准确地唱出国歌，我们特刊登有关国歌由来的专题文章并同时刊发《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凝聚着中华儿女“不做亡国奴”的怒吼

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1935年，当时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这首在中华大地上歌唱了近70年的歌曲，像一支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民族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去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去建设社会主义。

1931年“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序幕，“不作亡国奴”的吼声唤起了全国人民高昂的爱国热忱。先后于1932年和193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田汉、聂耳，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

1934年春，田汉决定写一个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剧本。在他刚完成一个故事梗概和一首主题歌的歌词时，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另一位共产党员、戏剧家夏衍接手将这个故事写成了电影剧本，聂耳主动要求为田汉写就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谱曲。当他读到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他仿佛听到了母亲的呻吟、民族的呼声、祖国的召唤、战士的怒吼，爱国激情在胸中奔涌，雄壮、激昂的旋律从心中油然而生，很快就完成了曲谱初稿。后来又在躲避国民党政府追捕的颠沛流离中完成了曲谱定稿。一首表现中华民族的刚强性格，显示祖国尊严、充满同仇敌忾、团结御敌豪迈气概的革命战歌就这样诞生了。这是聂耳短暂一生中的最后一个作品。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后，立即就像插上了翅膀，在祖国的大地上传唱开来。伴随着“一二·九”运动的学潮，救亡运动的巨浪，抗日战争的烽火，解放战争的硝烟，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这首革命歌曲甚至享誉海外，在全世界传播。1940年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纽约演唱了这首歌，接着他又灌制了一套名为《起来》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宋庆龄亲自为这套唱片撰写了序言。在当时的反法西斯战线上，《义勇军进行曲》代表了中国人民最强音的一支战歌。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在盟军胜利凯旋的曲目中，《义勇军进行曲》赫然名列其中。

新中国成立以前，国家政权不断更迭，国歌也几度易换

回顾历史，中国在清代以前，闭关锁国，对外交往不多，也就没有国歌。中国最早的国歌的产生，缘于1896年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作为外交特使赴西欧和俄国作礼节性的访问。按当时的外交惯例，在欢迎仪式上是要演奏国歌的。为此，清政府只好临时编了一首，被后人称为《李中堂乐》，此后10多年清政府在对外交往和国内大典中一直沿用此歌。20世纪初，清政府又颁布了一首名为《巩金瓯》的晦涩难懂的国歌。不久，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这首国歌也随之寿终正寝。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曾征集国歌，并在公报上刊登了一首歌词拟稿，歌名为《五旗共和歌》，这首国歌反映了资产阶级立国的理想。1915年5月，袁世凯政府把一首名为《中华雄踞天地间》的歌曲作为国歌。1920年，段祺瑞政府又以名为《卿云歌》的歌曲作为国歌。

1930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把国民党党歌作为代国歌，1943年正式定为国歌。

1949年，国民党蒋家王朝在中国大陆的统治临近末日，建立新中国的工作着手进行。当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以马叙伦为组长、叶剑英和茅盾(沈雁冰)为副组长的筹备会议第六小组负责拟定新中国的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参加工作的成员有郭沫若、张奚若、田汉、马寅初、郑振铎等10余名著名人士。

国歌既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又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新中国像一轮红日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喷薄欲出时，也就呼唤新国歌的诞生。

《义勇军进行曲》表现了中华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新中国成立之际，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

1949年7月4日，叶剑英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一会议室主持召开了第六小组第一次会议，推选郭沫若、田汉、茅盾、钱三强、欧阳予倩五人组成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郭沫若为召集人。8月5日，第六小组第二次会议决定，聘请马思聪、贺绿汀、吕骥、姚锦新四位音乐专业人士为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顾问。由郭沫若等人起草的《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经毛泽东、周恩来修改审批后，分送《人民日报》、《天津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报纸连续刊登八天。国内各报和香港及海外华侨报纸也纷纷转载。这样大规模地在报纸上征集国旗、国徽、国歌，在中外历史上是少见的。征稿启事发出后，在中华大地和海外华夏儿女中引起强烈反响，应征稿件如雪片一样纷至沓来。截至8月24日，筹备会收到有关国歌的稿件350多件。经过慎重讨论审核，认为国歌征集之稿，足以应选者尚少，而新生的共和国在宣告成立时，如果没有确定一个体现本国尊严的国歌，不符合国际惯例，也不适应时代要求。因此，决定再有计划地征集一次，将入选者制曲试唱，向群众广泛征求反映后再作最后选定。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设立由55人组成的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马叙伦为召集人。截至当日，第六小组共收到应征国歌632件，歌词694首。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郭沫若、茅盾、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人。在座谈会上，马叙伦等主张暂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徐悲鸿、郭沫若等许多委员表示赞成。因原歌词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历史性的词句，郭沫若、田汉等建议将歌词修改一下，郭沫若并拟就了三段。但是，张奚若、梁思成认为这首歌曲是历史性的产物，为保持其完整性，词曲最好不作修改，并举法国的马赛曲为例。黄炎培先生也赞成不修改歌词。刚从国外回来的宗教界代表刘良模介绍了《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外传播情况后，认为《义勇军进行曲》获得了国内外人民一致颂扬，在国际上有它的影响，应采用作国歌。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赞成这种“安不忘危”的思想，认为新中国要达到真正安定、安全，还需要与内外敌人及各种艰难困苦奋斗。周恩来副主席说：“用原来的歌词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国歌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民族气质和精神面貌，《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中华民族危难关头，正是表现了中华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毛泽东主席赞同和支持歌词不改。经过讨论，除国徽一项继续由原小组设计外，其他各项议题均获一致意见。会议结束时，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大家一起放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就国歌一致通过了4个决议案：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1949年；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用洪亮的声音向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