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有感

读诺斯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有感
近来读诺斯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联系一直在追读的历史小说《明朝那些事》，有点感想：
我们常说历史的滚滚巨轮，无法阻挡。

整个历史是人、物、事的变化。

人，不管是王孙贵族或商贩小卒，是历史人物的粉墨登场、交替出现，最后消逝；物是技术的更新换代；而事是各种制度的变迁。

联系到《明朝那些事》，开始真不知道是朱元璋、陈友谅等人的出现覆灭了元朝，还是腐败元朝到覆灭促生了朱陈等人；不知道是因朱元璋才出现了明朝初期严厉惩污肃贪的一系列举措，或者即使不是朱元璋当权，也有如此严厉的系列举措。

我们自小熟读的马克思理论告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

腐败的元朝（落后的生产关系）致使当时民不聊生、饿孚遍野，已经严重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历史安排了朱陈等人去推翻这个制度，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制度。

从此人民安享太平，经济发展逐步走向正轨。

回到诺斯的理论。

诺斯把制度变迁的一般过程具体分为这样五个步骤：第一，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即对制度变迁起主要作用的集团；第二，提出有关制度变迁的方案；第三，根据制度变迁的原则对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第四，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二行动集团，即起次要作用的集团；第五，这两个集团共同努力去实现制度变迁（在《明朝那些事》所述明史中，谁作为出头的第一集团已经不要紧，要紧的是谁最终成为唯一的集团。

朱元璋很幸运的完成了这项伟业）。

诺斯的理论与通常的经济增长理论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将制度作为一个变量，而后者将制度看作是既定的和已知的；两者的相同点是，都以收益最大化原则作为理论的起点。

由此看来，马克思与诺斯的观点其实大同小异。

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可近似看作经济的增长；而生产关系概念，亦可近似看作制度。

两个理论间作用的机理也相似。

马克思的理论不赘述，而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一个不同凡响的观点：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非技术因素——“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

”（中译本P1）。

有效率的组织的产生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产权以便对人的经
济活动造成一种激励效应，根据对交易费用大小的权衡使私人收益接近社会收益。

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实现经济增长，那就是因为该社会没有为经济方面的创新活动提供激励，甚至产生了阻碍，也就是说，没有从制度方面去保证创新活动的行为主体应该得到的最低限度的报偿或好处，甚至使正常的经济活动受到干扰。

反观通常的观点，则是将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和资本积累等看作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可在诺斯看来并非如此。

它们本身就是增长。

因此，朱陈等人的出现不是元朝颠覆的原因，而是其结果；而产业革命也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原因之所在，而恰恰也是其结果。

这终于在我的思想领域解决了困扰我的英雄和历史这个鸡和鸡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