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馥泉
现代中国文论转型的四种路向
现代中国文论转型的四种路向贺昌盛【摘要】现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基本样态是在晚清时期古今中西交会互生的情境中诞生并演进而来的,追溯其源头,大体可以概括为章太炎、刘师培、王国维和梁启超所代表的"人文、修辞、审美、社会"四种路向.这四种路向除了各自都有其或隐或显的延续之外,也与当下的"文化研究""形式理论""审美主义"及"社会批判"等文学理论取向,有着潜在的呼应与对接.重新发掘这些既有的资源,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转型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期刊名称】《中州学刊》【年(卷),期】2017(000)008【总页数】5页(P147-151)【关键词】现代中国文论;文学;理论;转型【作者】贺昌盛【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文系厦门361005【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02有学者将中国文论现代转型的源头追溯至梁启超的工具主义式政治书写与王国维的自主主义式审美书写两种基本理论模式的确立上①，这种看法无疑是深刻而富于洞见的。
但仅仅停留于此，也容易陷入“革命/审美”式此消彼长的既定思维框架之内，进而忽略或遮蔽了以其他形式存在并延续着的文论探索。
事实上，晚清时代中国文学思想的转变，首先应归因于由日文“文学”一词逆向输入汉语语境之后所引发的多重层面的变化与重新定位。
作为日制新词的“文学”②，在进入汉语语境后，一直在寻求能够得以生根的土壤，以便获得必要的本土理论资源的滋养与护育。
由此，对于文学特性与功能等的界定就成为晚清学人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概而言之，晚清有关文学的理论阐发有四种主要路向：一是章太炎的广义文学论，可视为现代“人文/文化”研究的源头；二是刘师培的“修辞/文章”论，可归为文学之“语言/修辞”研究一路；三是王国维的超功利“诗性/审美”说，已被看作中国现代文学审美论的发端；四是梁启超的“文以致用”论，它沿袭并改造了传统中国的“文以载道”思想，可以看作是向现代文学社会学研究的转换。
13新感觉派小说
（1928-1936）
新感觉派小说
新感觉派的形成 新感觉派作家简介 新感觉派作家的创作 刘呐鸥 穆时英 施蛰存 新感觉派小说的价值
新感觉派的形成：《无轨列车》
1928年暑假，刘呐鸥来到上海，他喜欢 新兴文学与电影。 刘呐鸥与戴望舒、施蛰存等商议创办了 《无轨列车》（1928-910——1928-12-25） 与第一书店（仅存在2个月左右被禁止） 刘呐鸥为老板、戴望舒为经理、施蛰存 为营业员。
刘呐鸥〈都市风景线〉
《热情之骨》比也尔先生来到东洋寻找诗意。“——给我五百元好么？ 比也尔一时好象从头上被覆了一盆冷水一样地跳了起来。他只是跪在椅 褥下，把抱着腰围的两手放松，半晌不能讲出半句话来。他想，梦尽了， 热情也飞了。什么一切都完了。他真猜不出这女人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说 出这种话来。我的爱人竟是个常人以下的娼妇吗？他不能相信自己了。 幻灭，落胆，他只好在玫瑰路中彷徨了。并不是金钱的问题，五百元也 不够买自己想买给她的钻石的戒指。他想她真是打趣他。他觉得自己真 实可怜，同时又觉得一种愤怒，眼圈即时热将起来。半晌他站起来默默 地开了灯；走进司机室里去。 “你说我太金钱的吗？但是在这一切抽象的东西，如正义，道德的价值 都可以用金钱买的经济时代，你叫我不要拿贞操向自己所心许的人换点 紧急要用的钱来用吗？在我五百块钱，如果向我父亲写一封信去，不说 五百块，就是五千块也可以马上拿到手里的。可是我觉得向你要便当一 点。我知道你是不会吝啬这五百块钱的。就是这一个月间你为我花的也 不在这数目的两倍之下吧！还是你说我不应该在那个时候说出来吗？我 本来是不受管束的女人，想说就说，那种不能把自己的思想随时随刻表 示出来的人们是我所不能理解的。我这个人太MATERIELLE也好的。” “你每开口就象诗人一样地做诗，但是你所要求的那种诗，在这个时代 是什么地方都找不到的。诗的内容已经变换了。就使有诗在你的眼前， 恐怕你也看不出吧。这好了，好让你去做着往时的旧梦。” 把这个看完，比也尔便象吞下了铁钉一样地忧郁起来。
抗战时期国统区特殊教科书简析
抗战时期国统区特殊教科书简析摘要：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对中小学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抗战内容逐渐走进了中小学教科书中。
一部分应战争而生的教科书出现了。
本文就笔者看到的抗战时期出现的“国防教材”以及“战时补充教材”的内容及特点进行简要分析。
关键词：抗日战争教科书1931年9月18日，日本武力入侵中国东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中国人民开始了局部抗战。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这场持久战以中国的胜利结束。
在这十几年间，中国的教育事业受到重大打击，但也在打击中顽强的存续发展着。
教科书作为教学中最重要的教学工具，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抗日战争影响着教科书的编写与出版，同样教科书也在用他的内容积极的影响着学生的抗日精神，以另一种形式参与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的爆发，在教育界、文化界都引起了强烈的爱国教育热潮。
教育专家呼吁在教科书中加强有关抗日战争的内容，以提高民族意识，增强抗战信念。
在抗战时期，除了各大书局出版的系列教科书以及后期国定本教科书在每种科目教材中加入有关抗日战争的内容以外，还出版了应对抗日战争而出现的教科书。
本文就这些抗战时期的特殊教科书文本做简要的分析。
一、国防教科书笔者搜集到的国防教科书包括正中书局1940年出版俞子夷编写的《国防算术课本》一套共八册，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程宽沼编写的《国防算术》上下册。
这两套教科书，都很能够体现国防教材的要求。
俞子夷编写的《国防算术》课本是教育部准予发行，保国民学校和乡镇中心学校适用的教材。
在编辑大意里编者写道：“我们编的时候完全拿极平常的环境做对象”，“国防是广义的，我们注重两方面：一是军事方面的国防，一是建设和物质方面的国防。
”[1]当时战争就是极平常的环境，所以这八册教材完全是以战争为背景，将数学知识融入抗战和国防中。
每册有一个中心，比如第三册的中心是做有关国防的玩具，特别注重在空军方面，因为是小学低年级的教材，所以从游戏中认识国防就成为中心。
2019-2020 吉林大学中国史考研最全备考指南
2019-2020 吉林大学中国史考研最全备考指南一、吉林大学历史学院简介文学院的前身是创建于1952年的中文系和历史系，现文学院是根据吉林大学学科专业调整和院系整合的决定，由原文学院、历史系、考古与博物馆学系、国际交流学院、古籍研究所和其它四个校区的大学语文教研部等单位于2001年5月合并组建的，包含有文学、历史学、教育学和艺术学四大学科门类七个一级学科，设有教育部历史学科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基地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是目前吉林大学学科涵盖面最宽的院级教学与科研单位。
文学院有一支实力雄厚的师资队伍，著名文学家和语言学家杨振声、冯文炳（废名）、张松如（公木）、汪馥泉、蒋善国，著名历史学家吕振羽、于省吾、金景芳、罗继祖等都曾在这里执教过。
文学院现有教职工257人，专任教师219人，其中教授74人（含博士生指导教师60人），副教授52人。
有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2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1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人，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1人，中央和教育部“马工程”首席专家3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2人，吉林大学“匡亚明特聘教授”6人，教育部跨世纪及新世纪优秀人才9人，教育部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8人。
二、吉林大学历史学考研专业目录三、吉林大学历史学考研参考书目中国史：古文字学方向：《古代汉语》王力，中华书局，1992年版；《文字学概要》裘锡圭，商物印书馆，1998年版；《商周古文字读本》刘翔等，语文出版社，1989年版；《说文解字》许慎，中华书局，1963年版。
古代铭刻学与书法方向：《金石学》朱剑心，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中国书法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历代书法论文选》及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中国书法理论史》王镇远，黄山书社1990年版。
世界史：《日本史》吴廷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俄国通史简编》（下）孙成木等，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四、吉林大学历史学考研复试分数线2018吉林大学060300世界史方向全日制考研复试分数线详情如下：学校名称：吉林大学学院名称：东北亚研究院年份：2018专业代码：060300专业名称：世界史总分：350.00政治：55.0外语：55.0专业课一：180.0说明：1、本数据不含专项计划复试分数线（少干及退役大学生士兵）2、各院系可根据本学科、专业特点及生源和计划数制定不低基本分数线的复试基本要求。
高校旅游资源开发研究——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为例
高校旅游资源开发研究———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为例贺德红摘 要:高校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特色旅游项目逐渐赢得了市场的关注。
高校旅游资源丰富,其特有的优势资源深受游客青睐,但在高校旅游市场拓展的过程中,也浮现出了一系列的问题。
本文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为例,提出几点对高校旅游资源开发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高校旅游;旅游资源;旅游开发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43-1027/F(2008)4-026-02作 者: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华天旅游酒店管理学院;湖南,长沙,410004一、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概况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座落在长沙市城南妙高峰下,西临湘江,与岳麓山隔江相望,风景优美,黉舍壮观。
学校始建于1912年,建筑面积达21241平方米,其前身为南宋时期张创办的长沙城南书院,1903年始立为湖南师范馆。
1912年和1914年相继改为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解放后更名为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
2000年3月,经教育部批准,升格为普通高等师范专科学校。
学校作为革命纪念地于1963年起向社会开放,1972年被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被列为省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0年被评为“长沙市民喜爱的旅游景区(点)”。
二、旅游资源特色分析1.环境优美。
湖南第一师范建在妙高峰上。
妙高峰据说以前是长沙城区的最高峰,为长沙城南“第一名胜”,1936年出版的《长沙市指南》还着力赞赏了妙高峰的美:其顶有平地,方可2丈,青草平铺,宛如绿褥。
夏间近晚之际,坐憩其地,清风徐来,胸襟顿爽。
残阳自麓山反映天际,云霞与江面烟波,互相照耀,往来风帆,悠扬拾映,诚可观也。
如今,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在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它从保护自然生态的理念出发,依托原有的自然环境,营造出别具特色的校园自然景观,山体不仅没有被破坏,而且采取了很好的保护措施。
并根据树种的特性,赋予特定的人文关照,构成了富有生机动感、野逸情趣的自然景观,使其成为大学校园中造化钟神秀、清水出芙蓉的旅游资源。
论《莎乐美》的唯美性
是叛逆的唯美主义者。王尔德将他的自我展现在《莎乐美》中，也就是将他叛逆
唯美的自我融入了《莎乐美》。叛逆的王尔德旨在反抗，唯美主义者王尔德追求
的是美——艺术的至高无上的美。本文将从解读《莎乐美》的作者王尔德开始， 深入探讨《莎乐美》的唯美性如何在艺术之美和思想之美方面得到体现。
了。
《莎乐美》的唯美性是解读这个剧本的关键。《莎乐美》在艺术之美方面实 践了王尔德的唯美主义理论，戏剧题材呈现出创新之美，戏剧情境、戏剧动作等 传达出形式之美，戏剧意象映现出想象之美，戏剧结局凸显出瞬间之美。 但艺术之美并不是其唯美性的全部，因为由莎乐美的形象体现出的爱欲之 美，希律宫廷角色潜藏的讽刺之美，性别意识中展现的真实之美，死亡意识中蕴 含的神秘之美等因素构成的思想之美，也是《莎乐美》唯美性中不容忽视的重要 组成部分。艺术之美与思想之美完美融合才有了流传百年的《莎乐美》。
品。 独幕悲剧《莎乐美》，创作于１８９１年，原定于１８９２年的伦敦首演计划因为 英国当局的审查规定被迫搁置，１８９３年法文版《莎乐美》在巴黎出书，１８９４年 英文版印行，１８９５年其作者王尔德因同性恋丑闻被捕入狱，１８９６年其首演之夜 在巴黎举行，１９００年作者逝世，１９０５年和１９０８年，由德国作曲家理查・施特劳 斯和法国作曲家安东・马里奥特改编谱曲的同名歌剧先后问世。一部其作者生前 没有机会亲眼看到其演出的悲剧，却是使作者能够穿越百年的冰封再度成为学界 关注的热点人物的代表作，也是于十九世纪末盛行一时的唯美主义的代表作。
Ｂｕｔ ｔｈｅ ｂｅａｕｔｙ ｏｆ ａｒｔ ｉｓ ｎｏｔ ａｌｌ ｗｈａｔ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ｉｓｍ ｈａｓ，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Ｓａｌｏｍｅ ｉｎｃａｒｎ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ｂｅａｕｔｙ ｏｆ ｌｏｖｅ
施蛰存与《春阳》
施蛰存与《春阳》新感觉派是20年代末到30年代前期在文坛上十分活跃的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
它以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为代表，以《无轨列车》、《新文艺》、《现代》等刊物为阵地，擅长捕捉、描写都市意象，喜欢用各种现代技法来写都市感官体验，注重人物的潜意识和隐秘心理分析的小说流派。
要了解这个流派的创作概况，课后可读：严家炎的《新感觉派小说选》、《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
一、生平与创作施蛰存（1905－2003），原名许德普，1905年12月3日生于杭州水亭。
1909年他父亲施亦政被邀至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做文牍、管藏书，全家迁到苏州，在那生活了六年。
1911年父亲为他举行开蒙仪式。
因辛亥革命后父亲失业，他8岁那年父亲带着全家迁到松江，父亲在陆公勉办的织袜厂任经理，经济条件转好，稳定下来。
五四运动让施蛰存知道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自由主义、新文学等新名词、新文化，经胡适《中国哲学史》接触到先秦诸子。
看新文学杂志，开始练习写作。
中学三、四年级时开始写小说，与同学戴望舒、杜衡、张天翼等人一起组织“兰社”，出版四开旬刊《兰友》。
1922年在《礼拜六》上以青萍、施青萍的笔名发表小说《恢复名誉之梦》《老画师》，在《星期》上发小说《寂寞的街》。
施蛰存认为这时的小说“纯然是一些写实主义的作品”。
1922年中学毕业，考入杭州之江大学（教会大学），后因参加非宗教大同盟被迫退学。
埋头写作，将自己的二十多篇小说编为《江干集》出版，因风格介于鸳鸯蝴蝶派和新文学之间，很少提起。
1923年，与戴望舒一起入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
与丁玲、孔另境同学。
深感丁玲的傲气。
由孔认识茅盾。
与老师田汉关系较好，交谈中受益颇多。
1924年入大同大学学习，1926年入震旦大学特别班学法文，他、戴望舒、杜衡三人准备一起去法国留学。
三人办一个小刊物《璎珞》（共印了四期），施蛰存的《上元灯》、《周夫人》在此发表。
三人还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春戴望舒、杜衡因右派同学告密被捕，后托人救出，施蛰存1926年底回家过年躲过一劫。
浙江籍文人
绍兴：蔡元培刘大白鲁迅周作人许寿裳许钦文杜亚泉邵力子章锡琛马寅初罗家伦孙伏园孙福熙孙席珍吴似鸿朱贞木陶亢德全增嘏胡悌维柯灵李季谷周建人李恩绩罗大冈郑鹤声阿谌缪凤林陶百川郑鹤春施济美沈仲九杨联陞、陶孟和朱自清（祖籍）董秋芳海宁：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宋云彬吴世昌吴其昌朱起凤吴文祺陈学昭蒋复璁柔石贾祖璋史东山陶行知（祖籍）查良钊查猛济穆旦章克标马一浮范文澜郑晓沧许国璋沙可夫殷白赵万里钱君萄桐乡：茅盾严独鹤丰子恺孔另境沈泽民太虚严芙孙义乌：陈望道尹庚冯雪峰何家槐吴晗王西彦德清：俞平伯余姚：顾仲彝邵洵美楼适夷裘柱常（鲛人）陈登原蒋梦麟汪馥泉吴兴：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陆志韦潘公展周越然宋春舫张威廉吴鼎昌钱仲联陈果夫钱稻孙蔡莹沈启无（祖籍）徐迟宋淇（林以亮）慈溪：徐雉应修人穆时英袁可嘉徐讦东方蝃蝀（李君维）陈训慈陈辟邪杭县：马叙伦戴望舒杜衡张东荪张尔田倪贻德赵萝蕤上虞：夏丐尊罗振玉陈梦家胡愈之谷斯范徐懋庸金近陈鹤琴章川岛王佐良罗继祖范寿康章廷骥杭州：陈蝶仙施蛰存孙用夏衍罗迦虞淡冯亦代张相林徽因（祖籍）钱思亮朱应鹏吴兴华经亨颐赵少侯金华：何炳松何炳棣傅东华曹聚仁艾青邵飘萍温州：夏承焘董每戡唐湜王季思郑振铎（祖籍）刘节赵瑞蕻夏鼐莫洛黄宗江黄宗英林斤澜南怀瑾高觉敷朱维之刘廷芳陈嵘黎丁鄞县：马衡马廉马彦祥张寿镛萧岱陈企霞华岗朱镜我杨荫深翁文灏马裕藻任美锷樊仲云张其昀余杭：章太炎陈大悲梁实秋（祖籍）海盐：张元济朱希祖黄源沈祖棻陈大齐许天虹许粤华朱契（左单人旁）诸暨：孙大雨何直三姚蓬子郑奠三门：林淡秋嘉善：谭其骧孙道临（孙羽）丽水：赵景深（祖籍）奉化：巴人（王任叔）富阳：郁达夫郁风何满子平湖：李叔同（弘一）徐调孚钱南扬沈宝基胡士莹嘉兴：沈曾植钱公侠顾均正施瑛陈世骧朱生豪许姬传沈钧儒、巴金（祖籍）胡小石唐兰朱大可曹未风青田：力扬衢县：方光焘象山：殷夫遂安：欧阳凡海慈豁：邵荃鳞宁波：秦瘦鸥柳存仁朱镜我谭惟翰苏青苏红冯岳麟桑弧潘柳黛董乐山董鼎山董木兰徐开垒郑定文镇海：鲁彦乐嗣炳周劭（周黎庵）丁景唐唐弢刘以鬯草婴张静庐乐清：叶永蓁陈适郑嘉治宣平：潘漠华浦江：张世禄张林岚洪汛涛胡兰城萧山：沈玄庐蔡东藩任大星任大霖定海：金性尧何为瑞安：周予同洛雨赵超构金溟若嵊县：魏金枝楼光来吕梦周宁海：叶水夫建德：戴不凡东阳：徐朔方长兴：钦本立磐安：陈修斋湖州：沈兹九姚醒悟平阳；苏渊雷姜立夫、姜亮夫刘绍宪归安：任永叔（鸿隽）(祖籍)永嘉：琦君（潘希真）淳安：章铁民钱塘：陈寿嵩（天虚我生）天台：王以仁许杰陆蠡龙游：刘衍文作者：老陈提交日期：2008-04-23 18:08:53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过一部<浙江古今人物大辞典>(上下卷)上卷518页,收古代到1911年部分,下卷924页,收1912年以后部分,可供查考.-----老陈,4,23。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上海通网站 上海市地情资料库 上海市的百科全书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通网站上海市地情资料库上海市的百科全书出版机构创办时间地址创办人、主持人扫叶山房创办于明万历年间，1880年在上海设分号设分号于彩衣街（今复兴东路），后设北号于棋盘街（今河南中路）席鉴（席玉照），席世臣墨海书馆（The London Missionary So ciety Press）1843～1863年先在上海县城北门外的大境地区，后迁山东路麦家圈（今山东中路）基督教出版机构。
英国伦敦教会创办，先后由（英）麦都思、伟烈亚力和艾约瑟主持翼化堂书局1857年新北门（今丽水路），后在豫园路（今豫园老路）20号张竹铭美华书馆（TheAmerican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60～1923年先设在东门外，后迁北京路（今北京东路）18号基督教出版机构。
（美）理查德·科尔、威廉·姜别利等先后主持土山湾印书馆1864～1958年徐家汇土山湾（蒲西路448号）天主教出版机构。
（法）爱桑创办江南制造局翻译馆1868年城南高昌庙镇清政府创办申昌书局（初名申昌书画室）1874～1907年棋盘街（今河南中路）（英）美查鸿宝斋书局清同治年间福州路269弄18号经理乌仁甫点石斋书局1876～1907年偷鸡桥畔（今北京路浙江路间），门市部设于抛球场（今河南中路南京东路口）（英）美查创办，后王菊人、席子眉、席子佩先后接办益智书会（又名学校教科书委员会）1877年基督教出版机构。
总干事（英）韦廉臣文瑞楼1880～1937年初设南市城内，后迁河南路（今河南中路）广东路之南周蔼如同文书局1881年（或1882年）局址在虹口，印刷厂在熙华德路（今长治路）徐润、徐鸿甫拜石山房1882年中西书局（亦称中西五彩书局）1882年铁大桥魏允文、魏天生鸿文书局1882～1905年棋盘街（今河南中路）凌佩卿千顷堂书局1883年先设在南市城内，后迁汉口路296号黄产生创办，后张松涛接盘，鲍兴华为经理图书集成局1884～1907年天保路（今热河路）（英）美查创办，后由席子眉、席子佩经营乐善堂书药局（又称乐善堂书局、吟香书馆）1885年福州路（日）岸田吟香校经山房1886年大东门（今复兴东路中华路）内朝宝路朱槐庐蜚英馆1887年新马路李盛铎广学会（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1887年先后设址熙华德路（今长治路）25号、江西路（今江西中路）41号、蓬路（今塘沽路）44号、博物院路（今虎丘路）128号基督教出版机构。
王尔德诗歌研究综述
王尔德诗歌研究综述作者：郝滢来源：《青年文学家》2017年第33期摘要：自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奥斯卡·王尔德研究热度再起，本文以王尔德诗歌为本，简述王尔德诗歌研究百年来的成果。
关键词：王尔德；诗歌翻译；诗歌研究[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3-0-02王尔德是最早介绍到中国来的外国作家之一。
最早对于王尔德诗歌的介绍是1921年《小说月报》（第12卷11号）所刊载的刘复所译的《王尔德散文诗五首》），然后有张近真译的《行善的人》（《晨报副刊》1921年11月13日），沈泽民译《莱顿监狱之歌》（《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2年4月20日-30日），美子、张近芬译王尔德诗数首（《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2年7月2日-7日），曾虚白译王尔德一组散文诗（《真善美》，第一卷第7号，1928），徐葆冰的散文诗《行善者》和《门徒》（《大江月刊》第3期，1928）。
在这一阶段中，王尔德被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谭》）标为与易卜生、屠格涅夫、梅特林格齐名的“近代四大代表作家”之一，被普遍认为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旗手。
而沈泽民的《王尔德评传》从人生和艺术的关系角度，来评价王尔德及其作品，认为“王尔德对于人生的见解，就是以为人生应该艺术化”。
张闻天、汪馥泉的《王尔德介绍》中也关注了王尔德诗歌中的修辞，音律特征等要素，但却认为其形式主义而“没有强烈的实情”。
1925年，郭沫若的《生活艺术化》中，也把王尔德在伦敦招摇过市的奇装异服视为生活艺术化的外部生活形式，“用艺术精神美化我们的内在生活”，反映了王尔德作品在当时中国所形成的普遍看法。
虽则在这一阶段中，各文学家对于王尔德的介绍很多，但基本以译介为主，并无深入的分析研究，王尔德和唯美主义更多的作为一面革新的旗帜，作为反抗传统，批判现实的载体。
在第一次热潮后，王尔德研究沉寂了一段时间，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才再次有了王尔德诗歌翻译的成果。
比较文学学科史
比较文学：有自身历史的独立学科一、比较文学“史前史”比较文学“史前史”，是指比较文学学科形成之前的历史，尤其是指那些存在于古代中国和欧洲文学文化史上的比较研究渊源和方法。
它们都是先有文学文化中的比较，后有比较研究的萌芽；先有它的客观存在，后有它的专门术语；并都基于各国文学文化交流，随之发展而发展形成的。
然而在古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中国或者外国，都曾把哲学、历史、文学等书面著述统称为“文学”。
我国魏晋南北朝时，虽然刘勰等人初步意识到文学的特征，提出了“文笔说”，但也仅仅将“文学”分成“韵文”和“散文”两大类。
一直到清代，也仍然将有些哲学、伦理、历史、地理等方面的议论、杂感、札记等包括在文学之内。
清末学者章炳麟就说过，“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
”“凡文理、文字、文辞皆称文。
”可见“文学”一词还没有被赋予今天这么清晰的含义。
西方的情况也大抵如此。
韦勒克与伊格尔顿等许多西方学者都论述过，欧洲直到十八世纪，文学“仍然指的是‘博学’或‘一切诉诸于文字的知识’”，“用‘文学’一词来指所有的文学创作作品，在十八世纪得到迅速的民族化”。
可见无论中外，在古代浩瀚的文献中，文学常常与其他学科的内容夹杂在一起。
明确这一点，对于探索比较文学的渊源来说，就不至于以今天对“文学”的理解和要求去苛求古人，从而对夹杂于古籍中的比较文学“因素”有所疏漏；同时，又启发了我们应以历史的观点、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认真阅读古籍，辨认出确实存在的比较文学的渊源。
如今的比较文学是指跨越国界、语言界限和学科界限的文学研究。
既然如此，其地理范围自应包括世界众多的国家与民族；其研究对象，也应包括彼此有影响联系的各国文学关系研究，还应包括彼此并无直接接触影响的不同国家与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以及包括从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着手而进行的比较研究。
也就是说，对比较文学及其渊源的研究，不只囿于欧洲、也不只限于影响研究，而应拓展到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等众多方面，这才能比较全面地钩沉其渊源与因素的史实。
抗战时期的《救亡日报》
抗战时期的《救亡日报》作者：吴雨蓉来源：《新闻爱好者》2008年第07期1937年，中国历史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两级对立的新闻事业由此进入了一个共处阶段。
但这种共处，不是完全和平的共处，而是充满着斗争的共处。
《救亡日报》（以下统称《救报》）就是这个时期（1937年～1941年）在国统区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一张报纸，它1937年8月24日在上海创刊，性质上它是一份由国共两党联合创办的抗日救亡的报纸，而实际上由于国民党的消极抗战、不负责任，几乎整个组织与宣传过程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
周恩来在给《救报》办报方针的指示中提出了统一战线的原则：“这张报纸是以郭沫若为社长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这一点就规定了你们的办报方针，办成《中央日报》一样，人家不要看；办成像《新华日报》一样，有的人就不敢看了。
总的方针是宣传抗日、团结、进步，但要办出独特的风格来，办出一份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要看，都喜欢看的报纸。
”①《救报》就是在这样的办报方针指导下，团结了一大批进步人士，通过坚决而灵活的斗争，为执行和宣传党的统战方针政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依照统一战线原则组织人员，团结各方进步人士加入新闻战斗集体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统区的进步文化新闻工作者借此机会纷纷创办起抗日报刊。
在共产党的提议下，国共两党决定以当时的文化统一战线组织“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名义创办一份报纸，即《救报》。
在领导层的设置上，《救报》充分执行了统一战线方针：经双方商定，国共两党各拿出一半的开办费，由郭沫若任社长，共产党方面派出总编辑夏衍、编辑部主任林林，国民党方面派出总编辑樊仲云、编辑部主任汪馥泉共同领导。
但实际上樊仲云和汪馥泉等人对抗战既没有热情，也没有信心，还不时从经济和发行上进行扼杀，但我党为了大局着想，尽力避免与之正面冲突，利用国民党人负责上海文化工作的潘公展名义争取报纸公开化，并迅速控制编辑大权，不让国民党在言论方面起大的破坏作用。
《大公周刊》之谜
二○一五年第五期《大公周刊》之谜⊙赵子云许多读者都熟知,1943年12月底,“青救社”(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领导的青年抗日救国团体“青年救国社”简称)成员厉恩虞(陈震东)、王嘉谟等人,利用汪伪政府与日本人争夺鸦片专利的矛盾,在汪伪“首都”南京率领数千名青年学生,掀起了一场大快人心的“消毒”运动,当时曾轰动全国。
殊不知,事隔一年多后的日本投降前夕,南京又出现了一起利用日本在华侵略势力内部矛盾而公开宣传抗日的《大公周刊》事件,恐怕了解其内幕的人就不多了。
日军刺刀下赫然出现公开宣传抗日的《大公周刊》1945年春,国际上反法西斯阵营国家的军队业已大举反攻,法西斯德国在欧洲陷入绝境,日军也节节失利。
在这严峻时刻,如何应付眼前危局?日本当局对侵华战争开始意见不一。
很大一部分政要主张缩短战线,撤退在华驻兵,进行中日讲和,其意是拆散美、英、中共同联盟,以此作为挽救日本帝国的一种谋略。
反映到在华日本势力中,日本驻华(汪伪政权)大使谷正之即是个中代表。
但是,以在华冈村宁次为首的军国主义分子则主张坚持硬拼到底,继续用兵,搜刮中国占领区物资维持对中国人民的奴役统治。
于是,双方为实现各自主张,千方百计施展了伎俩。
是年(1945年)4月10日,南京街头突然公开出现了一份充满抗日言论的报纸———《大公周刊》,明目张胆提出要日军从中国沦陷区撤回日本,并主张召开各党派代表会议解决国事,还披露了美军在塞班岛、吕宋岛及硫磺岛登陆以来,太平洋战争已接近日本本土和中国大陆了……这不啻一颗重磅炸弹,在沦陷区引起了极大震动。
一时人们争相购阅,使得这份“来路不明”的刊物销路打破了空前纪录,更使人惊愕的是,《大公周刊》主办者章克,居然又敢在上海设立了一个发行处,以扩大《大公周刊》的发行。
人们禁不住疑问,这章克究竟是何方神圣?竟敢在日军刺刀下如此明目张胆破坏“大东亚圣战”而安然无事?章克(1902—1990)是浙江杭州人。
出身于一个手工业家庭,自幼刻苦好读,但家境贫寒,因此,他考上燕京大学后,全凭自己半工半读上完了四年大学课程。
施蛰存的书刊广告艺术
， 心 别 立 坛 站 ， 土 重 来 。遂 在 北 四 川路 公 决 卷
益 坊 租 一 石 库 门单 间楼 房 ，为 出版 社 。不 设铺 面 门市 。店 名 不 再 作 惊 人 豪 语 ，而 定 名 为 ‘ 水
沫’ ， 谦其存亡均不足重也。[2 亦自 17 1
如 果 说 以前 的书 店 创 办 、 志 编 辑 ， 蛰存 杂 施 还 只 是 一 个 积 极 的参 与 者 ，那 么 真 正 由他 主 事
施 蛰 存 今 人 还 知 之 不 多 ， 究不 够 。鉴 于此 ， 研 我
吉开张 ， “ 称 第一线书店” 。书店主要销售当时 的新 文 学 书籍 ， 逐 渐 以本店 出版 物 为主 。店 后 堂正 中设一大 书桌 ， 陈列本店所 出刊物 《 轨列 无 车)>[0o《 浮生杂咏} 五十四) 专咏《 ( ) 无轨列车》 的 被禁 和新 书店“ 沫 书店 ” 水 的创 办 。 云 : “ 新 诗 拔 领 导洗 陈辞 ， 卷土 重来别 建魔 。新店 开张浮一
任 横 行 ， 捕 警 官 皆变 色 。 在 对 这 首 诗 歌 背 景 巡 ” 的解 释 中 ， 先 生 回忆 说 ， 28 年 ， 地 革 命 青 施 19 各 年 、 学 青 年 ， 聚 上 海 ， 庇 租 界 。纷 纷 结 社 ， 文 荟 托
作” 参与编务[3 ， [ ]。卷末 “ 编辑人 ” 下始署名 “ 项 施 蛰存 杜衡 ” 。出至 1934 年 11 月第 6 卷第 1 期 后， 施蛰存 、 杜衡因故“ 自动辞职”退 出编辑工作 。 ， 1935 年 3 月 1 日出版 了第 6 卷第 2 期“ 革新号” ，
由洪 雪帆 ( 病 故 ) 改 为汪长 济 。但 仅 出 了 3 期 ， 至 1935 年 5 月 1 日第 6 卷第 4 期 ， 即告停 刊 。
鲁迅的春节
2013.07鲁迅怎样过春节，最可靠而且系统的记载在鲁迅日记中，当然也还有一些其它的记载。
鲁迅是1927年10月到上海的。
他在上海过的第一个春节，是1928年的春节。
鲁迅日记1928年1月22日载：“雨。
下午往市买药及水果。
下午得小峰信。
得方仁信。
旧历除夕也，夜同三弟及广平往明星戏院观电影《疯人院》。
”大年夜只是与家人去戏院看了场电影。
23日又记：“旧历元旦，昙，午后小雨。
”估计这天鲁迅和许广平都没有出门，就在家里看书、写作；天天都看书写作，日记就不记了。
初二、初三各有三四位朋友来访。
26日初四记载：“晴。
林玉堂及其夫人招饮，午前与三弟及广平同往，席中有章雪山、雪村、林和清。
晚往内山书店，无所得。
”去老朋友林语堂那里吃饭，遇见了绍兴同乡、开明书店老板章氏兄弟。
鲁迅1929年的春节过得更是平常。
转眼到了1930年，1月29日记：“晴。
晨托扫街人寄友松信并什器八件，贺其结婚，又以孩子衣帽各一事属转夏康农，贺其生子，午后得复。
下午侍桁来。
”这天正是除夕。
30日记：“庚午元旦。
晴。
午后得羨苏信，二十五日发。
下午侍桁来。
夏康农、党修甫、张友松来。
”这次除夕和元旦好像比往年热闹一点，其实张友松、夏康农、韩侍桁都是经常与鲁迅往来的翻译家，张、夏正在办春潮书局，当然这些朋友大年初一跑来也有拜年的意思。
31日初二记有：“晴。
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福民医院种牛痘。
”海婴于1929年9月27日出生，父母十分欣喜，家务事也就多了起来。
2月1日初三日记有：“大江书店招餐于新雅茶店，晚与雪峰同往，同席为傅东华、施复亮、汪馥泉、沈端先、冯三昧、陈望道、郭照熙等。
”大江书店由陈望道主持，这次是为筹办《文艺研究》杂志聚餐。
鲁迅日记1931年2月16日记：“昙。
……旧历除夕也，托王蕴如制肴三种，于晚食之。
径三适来，因留之同饭。
夜收水沬书店版税七十三元六角。
付南江店友赎款五十。
雨。
”值得注意的“南江店友”，是指1月17日在东方旅社被捕的柔石等二十多位革命者。
弘一大师致刘质平书信考
弘一大师致刘质平书信考
陈星
【期刊名称】《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02(029)005
【摘要】以往辑录弘一大师书信的书籍中对弘一大师致刘质平信函的写信时间和地点的注释有许多失误.这种失误的直接后果导致了弘一大师研究尤其是弘一大师与刘质平师生关系的研究出现了严重失实的状况.通过考证,可得出弘一大师致刘质平部分重要信函的真实时间和写信地点.
【总页数】5页(P112-116)
【作者】陈星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学院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浙江,杭州,31001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07
【相关文献】
1.《曾国藩全集》收录道光二十四年《致刘传莹》书信日期辨误
2.梅光迪“致友人书信”之古典诗学立场考
3.萌发于留日浪潮下的西乐理论——刘质平两套和声教材的文本解读
4.丰子恺致汪馥泉书信年代考
5.弘一大师致方云如书信考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汪馥泉
民国至解放初期，曾经活跃在中国现代文坛的文化名士汪馥泉先生。
先后在湖南第一师范，上海中国公学，复旦大学，中华艺术大学，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东北人民大学（吉大前身）任教，汪馥泉先生平时不修边幅，头发乱蓬蓬，经常不剪，某生以钱币数角封成红包，外书“理发之敬”，于课堂上相赠，一时传为趣谈。
汪馥泉在复旦大学任教时，上起课来，手夹香烟。
特别是授《诗经》时，手舞足蹈，在讲台上眉飞色舞，学生皆信服。
作文课，他出的题目颇富诗意：“三分春色二分愁”，他给学生的批复更是别具才情“独踏迢遥桃李影，忍看别个绰绵情”。
1922年11月10日的《文学旬刊》第55期上登载了文学研究会员汪馥泉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会”底提议》，汪馥泉先生是以第三者身份，专门调解当时正进行得火热的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论战。
汪馥泉先生提议当时的各个新文学社团的作家联合，成立一个“中国文学史研究会”，共同从事有关中国文学史方面的多项研究。
在他的文章中，较详细地谈到了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作家的“打架”及其原因，表示希望他们能够消除隔阂，携手合作。
该文发表后，沈雁冰、郑振铎曾公开发表致汪馥泉的信，阐述了对他的提议的看法，并解释了他文中谈到的有关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不和原因的误解和失实之处，态度较诚恳，并无伤害创造社作家之处。
抗战时期，上海沦为“孤岛”，《救亡日报》停刊，文化界救亡协会成为分散的地下工作机关，进步文化人士开始向内地或香港撤退，有一天日本人来到了中国书店，搜查《救亡日报》的人，当时，《救亡日报》的若干合订本就放在阴暗的后房里，情况危急，搜查时，汪馥泉先生恰好在那里。
日本人问他是谁。
他穿着一件蓝布长衫，头发长长的，长久不剪了，答道：“是伙计。
”也真像一个古书店的伙计，才得幸免。
日本人一无所获。
敌人的密探也没再来中国书店侦察，那一批《救亡日报》的合订本，便由汪馥泉先生秘密送到了香港。
后来，汪馥泉先生继续追随《救亡日报》，辗转武汉、广州、桂林等地，直至《救亡日报》解散。
1940年，汪馥泉先生回到上海，时任《学术》杂志主编。
一天傍晚，大汉奸，汪伪的社会部长，特务头子丁默邨（当时是上海“七十六号的”头头）派人通知汪馥泉先生，说晚上要来看他。
当天晚上门外果然出现了汽车声，丁默邨来了。
汪馥泉先生等在楼下客厅里接待他，把他让到二楼亭子间里，丁默邨说“久仰大名却一直没见过”然后又威胁恐吓汪馥泉先生：“你在香港经常跑书店，我们已经注意到你了。
现在回到了上海，不知有何打算？我决定还是和你见见面，以后有个来往。
”汪馥泉先生硬着头皮敷衍。
然后丁默邨说，他们有家报纸：《国民新闻》，希望汪先生去当社长。
汪馥泉先生推辞说身体不好，回到上海主要是在家养病，只编了个学术性刊物糊口。
《国民新闻》是张大报，责任很重，身体无法胜任。
不得不说了些客套话。
丁默邨让汪馥泉先生考虑考虑。
便扬长而去。
与丁默邨见面后，汪馥泉先生与地下领导潘汉年同志做了汇报，便由组织安排汪馥泉先生去袁殊（党的秘密特工，时任江苏省伪伪教育厅长）那里工作，与党的地下工作者恽逸群、翁从六等人共事，在苏州创建了江苏
教育学院，汪馥泉先生时任院长职务。
1944年。
汪馥泉先生名义上挂了个中日文化协会江苏分会总干事的职务。
（这是个人们不注意的单位，一共只有两个干事，一个工役）实际上自己却去了南京，和章克等人筹办起了《大公》周刊。
利用《大公》反映沦陷区的种种黑暗，民不聊生；指出日本在中国的泥足愈陷愈深。
每出一期，顷刻抢购一空，甚至有卖黑市的。
刊物一到，只消一个小时就卖完了。
1945年《大公》周刊被陈公博亲自下令查封。
汪馥泉先生通过秘密渠道从南京六合去了苏北解放区。
直至1946年初夏，汪馥泉先生从苏北解放区回到故乡，后蛰居杭州，接受组织委派，从事进步文学的翻译工作，直到1948年冬再次受到组织指派回到上海办《透视》丛刊，这段时间里，他多次通过信件与苏北解放区秘密联系，信封上写的是“淮阴、天主教堂、杨牧师收”。
“杨牧师，就是当时汪馥泉先生的上级领导杨帆同志。
”“淮阴、天主教堂”是他们之间的联络地点。
解放后，汪馥泉先生被杨帆推荐去了浙江省公安厅工作。
时任参议（副厅级），由于汪馥泉先生多年从事教育并且一直热衷于文化事业，1955年汪馥泉先生由陈望道先生联系去了吉林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
正好匡亚明先生此时去东北人民大学当校长。
匡亚明先生与汪馥泉先生是20年代末（与陈望道先生创办大江书铺时）的旧交。
1936年匡亚明被国民党关在“反省院”，汪馥泉先生与陈望道先生两人出面将他保释出来的（为此匡亚明在“文化大革命”中还列入了所谓“六十一名叛徒案的名单。
）汪馥泉先生在东北人民大学担任图书馆长兼中文系教授。
负责创建了东北人民大学图书馆。
期间，汪馥泉先生，将其珍藏的新文化时期的文物文献，全部捐赠给了图书馆，并且，亲自去上海、南京、苏州、杭州等地，搜集了不少流失的珍贵图书杂志和文献资料以充实东北人民大学图书馆。
1956年，因肃反运动中发生了杨帆冤案，汪馥泉先生受到牵连举家迁居吉林长春。
1957年，东北人民大学任职期间，被错划为右派，因头发长,不修边幅而被称为“长毛文妖”。
当时，汪馥泉先生得了急性胸膜炎，没能得到救治，1959年2月9日，汪馥泉先生病死在长春的家里。
卒年59岁。
1980年，鲁迅百岁诞辰之前，东北师范大学教授蒋锡金先生，与文学评论家和出版家朱正先生一同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鲁编室”编撰新版《鲁迅全集》的注释，期间已经七十多岁的关露女士来看望蒋锡金先生，蒋先生与朱先生谈起了关露女士，并且也谈到了汪馥泉先生：
“蒋先生对我说：你知道她是谁吗？她就是关露！我不知道关露是谁，于是他向我讲起了这位左联作家的传奇式的经历。
关露是中共党员，抗日战争期间曾到东京参加过一回日本举办的东亚作家大会（？），其实这是党组织派她趁此机会到日本去执行某一秘密使命。
也许是在潘汉年出事之后，关露就被算作是汉奸。
她来访的这一天，是汉奸帽子摘掉之后不久。
文化部每个月发二百元生活费给她，按当时人民币的购买力来说，这二百元可以维持她的温饱。
她住在北京西郊租的房子里，雇了一个女佣照料生活。
大约两三年之后，我听说，关露因为患了一种很痛苦的病，自杀了。
在注释《爱罗先珂童话集"序》的时候，文章中提到了馥泉。
这人在《二心集"“智识劳动者”万岁》一文中也被提到。
关于这个人，《二心集》的注文是：
“汪馥泉１８９９—１９５９，浙江杭县今余杭人，当时是复旦大学教授，抗日战争时期堕落为汉奸，曾任汪伪中日文化协会江苏分会常务理事兼总干事。
”（《鲁迅全集》第四卷第３５９页。
）
蒋锡金对我说，这样说是不是准确，还是可以研究的。
他说，我在新四军军部就遇到过汪馥泉。
可见那时汪公开的是和日本人有关系，暗地里又和新四军有关系，这种关系不容易谈清楚。
总之，在抗日战争中间，敌我友的关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
蒋先生还举了一例；邵洵美的弟弟是汪伪苏浙皖税务总局的局长，大汉奸，可是日本一投降，他马上跑到新四军去了，原来他同新四军也是早有关系的。
我想，注释应该慎重一些，与其说错，不如少说。
这样，我写的这条注释就只有一句话了。
“汪馥泉１８９９—１９５９浙江杭县人，当时是翻译工作者。
”（《鲁迅全集》第十卷，第１９８页。
）
后来我没有去查问汪馥泉的最后结论是怎样的，也许他同关露有类似的经历。
只是关露寿长，活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赶上了平反冤假错案，清理历史遗留问题。
这时汪馥泉已经死了二十多年，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机关去复查他的案件。
”
参考：
（郑振铎：《蛰居散记》1951年上海出版公司版）
（汪新泉：《关于我的父亲汪馥泉》）
（朱正：《小书生大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ISBN 7301039557
（李嘉德：《燕园追记》）
（李磊: 《沉潜在中国现代文学河床中的馥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