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馥泉

汪馥泉

民国至解放初期，曾经活跃在中国现代文坛的文化名士汪馥泉先生。先后在湖南第一师范，上海中国公学，复旦大学，中华艺术大学，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东北人民大学（吉大前身）任教，汪馥泉先生平时不修边幅，头发乱蓬蓬，经常不剪，某生以钱币数角封成红包，外书“理发之敬”，于课堂上相赠，一时传为趣谈。汪馥泉在复旦大学任教时，上起课来，手夹香烟。特别是授《诗经》时，手舞足蹈，在讲台上眉飞色舞，学生皆信服。作文课，他出的题目颇富诗意：“三分春色二分愁”，他给学生的批复更是别具才情“独踏迢遥桃李影，忍看别个绰绵情”。

1922年11月10日的《文学旬刊》第55期上登载了文学研究会员汪馥泉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会”底提议》，汪馥泉先生是以第三者身份，专门调解当时正进行得火热的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论战。汪馥泉先生提议当时的各个新文学社团的作家联合，成立一个“中国文学史研究会”，共同从事有关中国文学史方面的多项研究。在他的文章中，较详细地谈到了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作家的“打架”及其原因，表示希望他们能够消除隔阂，携手合作。该文发表后，沈雁冰、郑振铎曾公开发表致汪馥泉的信，阐述了对他的提议的看法，并解释了他文中谈到的有关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不和原因的误解和失实之处，态度较诚恳，并无伤害创造社作家之处。

抗战时期，上海沦为“孤岛”，《救亡日报》停刊，文化界救亡协会成为分散的地下工作机关，进步文化人士开始向内地或香港撤退，有一天日本人来到了中国书店，搜查《救亡日报》的人，当时，《救亡日报》的若干合订本就放在阴暗的后房里，情况危急，搜查时，汪馥泉先生恰好在那里。日本人问他是谁。他穿着一件蓝布长衫，头发长长的，长久不剪了，答道：“是伙计。”也真像一个古书店的伙计，才得幸免。日本人一无所获。敌人的密探也没再来中国书店侦察，那一批《救亡日报》的合订本，便由汪馥泉先生秘密送到了香港。后来，汪馥泉先生继续追随《救亡日报》，辗转武汉、广州、桂林等地，直至《救亡日报》解散。

1940年，汪馥泉先生回到上海，时任《学术》杂志主编。一天傍晚，大汉奸，汪伪的社会部长，特务头子丁默邨（当时是上海“七十六号的”头头）派人通知汪馥泉先生，说晚上要来看他。当天晚上门外果然出现了汽车声，丁默邨来了。汪馥泉先生等在楼下客厅里接待他，把他让到二楼亭子间里，丁默邨说“久仰大名却一直没见过”然后又威胁恐吓汪馥泉先生：“你在香港经常跑书店，我们已经注意到你了。现在回到了上海，不知有何打算？我决定还是和你见见面，以后有个来往。”汪馥泉先生硬着头皮敷衍。然后丁默邨说，他们有家报纸：《国民新闻》，希望汪先生去当社长。汪馥泉先生推辞说身体不好，回到上海主要是在家养病，只编了个学术性刊物糊口。《国民新闻》是张大报，责任很重，身体无法胜任。不得不说了些客套话。丁默邨让汪馥泉先生考虑考虑。便扬长而去。与丁默邨见面后，汪馥泉先生与地下领导潘汉年同志做了汇报，便由组织安排汪馥泉先生去袁殊（党的秘密特工，时任江苏省伪伪教育厅长）那里工作，与党的地下工作者恽逸群、翁从六等人共事，在苏州创建了江苏

教育学院，汪馥泉先生时任院长职务。

1944年。汪馥泉先生名义上挂了个中日文化协会江苏分会总干事的职务。（这是个人们不注意的单位，一共只有两个干事，一个工役）实际上自己却去了南京，和章克等人筹办起了《大公》周刊。利用《大公》反映沦陷区的种种黑暗，民不聊生；指出日本在中国的泥足愈陷愈深。每出一期，顷刻抢购一空，甚至有卖黑市的。刊物一到，只消一个小时就卖完了。1945年《大公》周刊被陈公博亲自下令查封。汪馥泉先生通过秘密渠道从南京六合去了苏北解放区。直至1946年初夏，汪馥泉先生从苏北解放区回到故乡，后蛰居杭州，接受组织委派，从事进步文学的翻译工作，直到1948年冬再次受到组织指派回到上海办《透视》丛刊，这段时间里，他多次通过信件与苏北解放区秘密联系，信封上写的是“淮阴、天主教堂、杨牧师收”。“杨牧师，就是当时汪馥泉先生的上级领导杨帆同志。”“淮阴、天主教堂”是他们之间的联络地点。

解放后，汪馥泉先生被杨帆推荐去了浙江省公安厅工作。时任参议（副厅级），由于汪馥泉先生多年从事教育并且一直热衷于文化事业，1955年汪馥泉先生由陈望道先生联系去了吉林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正好匡亚明先生此时去东北人民大学当校长。匡亚明先生与汪馥泉先生是20年代末（与陈望道先生创办大江书铺时）的旧交。1936年匡亚明被国民党关在“反省院”，汪馥泉先生与陈望道先生两人出面将他保释出来的（为此匡亚明在“文化大革命”中还列入了所谓“六十一名叛徒案的名单。）汪馥泉先生在东北人民大学担任图书馆长兼中文系教授。负责创建了东北人民大学图书馆。期间，汪馥泉先生，将其珍藏的新文化时期的文物文献，全部捐赠给了图书馆，并且，亲自去上海、南京、苏州、杭州等地，搜集了不少流失的珍贵图书杂志和文献资料以充实东北人民大学图书馆。

1956年，因肃反运动中发生了杨帆冤案，汪馥泉先生受到牵连举家迁居吉林长春。1957年，东北人民大学任职期间，被错划为右派，因头发长,不修边幅而被称为“长毛文妖”。当时，汪馥泉先生得了急性胸膜炎，没能得到救治，1959年2月9日，汪馥泉先生病死在长春的家里。卒年59岁。

1980年，鲁迅百岁诞辰之前，东北师范大学教授蒋锡金先生，与文学评论家和出版家朱正先生一同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鲁编室”编撰新版《鲁迅全集》的注释，期间已经七十多岁的关露女士来看望蒋锡金先生，蒋先生与朱先生谈起了关露女士，并且也谈到了汪馥泉先生：

“蒋先生对我说：你知道她是谁吗？她就是关露！我不知道关露是谁，于是他向我讲起了这位左联作家的传奇式的经历。关露是中共党员，抗日战争期间曾到东京参加过一回日本举办的东亚作家大会（？），其实这是党组织派她趁此机会到日本去执行某一秘密使命。也许是在潘汉年出事之后，关露就被算作是汉奸。她来访的这一天，是汉奸帽子摘掉之后不久。文化部每个月发二百元生活费给她，按当时人民币的购买力来说，这二百元可以维持她的温饱。她住在北京西郊租的房子里，雇了一个女佣照料生活。大约两三年之后，我听说，关露因为患了一种很痛苦的病，自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