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界与异质空间

越界与异质空间

刘凡

［中文摘要］本文从资本在空间中的越界所涉及的议题出发，探讨资本、权力与异质空间的关系与再现问题。从当代艺术作品对异质空间的“自我再现”所涉及的识别政治切入，分析艺术家如何策略性运用异质空间与主流文化想像，探讨全球化时代异质空间的展演议题。

［关键词］当代艺术空间越界异质

一、引言

从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来看，都市空间已作为一个整体进入了现代资本的生产模式之中，资本跨越了空间的边界，被用作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场所，打破了传统空间的界线和同质性，带来的是由各种力量穿透的异质性的杂陈与无章。在全球化媒体时代，以西方男性白人为代表的主流目光感兴趣的是全球空间的异质部分，如何展演空间的异质性就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课题。当代艺术的开放性包容了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和多种维度，出现了异化的消费空间、权力空间、居住空间等为主题的作品。不同主体产生了迥然不同的空间体验，伤害、幻想、迷茫、焦虑、不安、失落、孤独等对快节奏的不适应和前所未有的压力，从意识形态到日常生活，这些复杂的心理体验成为异质化空间在个体心灵里的隐射，也成为艺术家和观者解读这个时代的个体样本。在反映空间越界和实现“自我再现”时，出现了结构和解构两种不同倾向的作品。结构主义者关注的是社会物质条件或权力运作对个体处境产生的“结构性局限”，解构主义者将重点放在各种不同的延异和主体感受所释放出的不同的主体能动性。在“自我再现”的背后，异质空间作为进入跨国资本市场筹码的同时，也成为抗拒资本发展的叙述聚点，它提供了一种另类的空间生活的想像，一种可以作为探讨资本叙述之外的另类“现代性”空间。

本文吸取了昂利·列斐伏尔、戴维·哈维、曼纽尔·卡斯特、爱德华·苏贾等理论家关于城市与空间的理论，采用福柯知识系谱学的方法，来探讨现实的和艺术作品中的都市空间所构成的知识文化系谱，以及艺术家独特的心理认知、情感体验和艺术倾向。

二、正文

随着这些新技术和新经济规程的产生，人们看到了一种空间思想的诞生。它不再是对领土城市化治安状况的模仿，而是远远超出了城市主义和建筑学界限之上的扩展。（米歇尔·福柯1984）

没有东西是基本的。这正是社会分析（和社会空间分析）的兴趣所在……在目标之间只有互惠的关系和没完没了的隔阂。（米歇尔·福柯1984）i[i]

1、空间界线的否定

几乎所有的空间概念都与边界有关。区域空间、国家空间、个人空间、公共空间、地下空间、地面空间、大气层空间、星球空间……空间穿越了纯粹的形式和理性的抽象，空间的概念展现的是文化的视阈和过程的焦点。我们生活的空间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都市中徘徊，走在大街小巷，你会不经意地发现众多大小不同的红色或黑色的“拆”字。“拆”似乎代表了都市管理者的政绩，“拆”似乎代表了时代的进步，“拆”似乎在诉说着新时期城市化的进程，“拆”打破了原有的空间界线。查尔斯·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在《恶之花》中以“游荡者”（flàneur）的身份在19世纪巴黎的商业空间里穿行，提出了现代工业化的城市风景及其产生的城市话题。十九世纪的巴黎和二十世纪的纽约被普遍看作现代城市化的缩影。ii[ii]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十分曲折。新中国成立后，二元分割的城乡户籍制度以及反城市化政策，使得城市发展长期停滞，甚至出现倒退。中国城市化的大规模发展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城市发展经历着全面的新陈代谢，城市空间被卷入了利益争夺战之中，被中国传统文化构建出的独特空间，在资本和物质的巨大冲击下被重新构造和组织。绝大部分建筑，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历史的还是新建的；重要的还是无足轻重的，都一律推倒重建。艺术家张大力在北京街头众多拆迁的墙壁上画上随处可见的类似于自画像的涂鸦头像，与背景中高楼大厦相应成趣，建筑物上大大的“拆”字是90年代中期以来城市物理空间变迁和改造的标记，也是人们心中有意无意涌现的丝丝欣慰和淡淡痛楚。张大力将自我的涂鸦图像投射于承载着记忆的空间之上，并以摄影记录下这座城市迷失而自相矛盾的可知聚点。过去的社会发展理念已经完全过时，房地产热成为国家兴旺的驱动力，在中国各大城市，一排又一排的新式写字楼和商品房成为大都市的标志。笼子般的公寓和眼花缭乱的大卖场，代替了过去其乐融融的街坊和货郎担，都市空间正在经历着大跃进式的增长，许多艺术作品中都出现了凝视伟岸高楼的画面。整个城市变成了一座迷宫、一个游乐场、一座超级购物中心，我们的生活已被梦一般置入式的商业空间打上了烙印。“城市空间的可读性成了问题，随之而来的是心理安全与人类经验的深度和强度问题。”iii[iii]

如果我们运用新马克思的眼光来看待资本在都市空间里的配置，那么19世纪中期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借助铁路、公路等交通技术，大大改变了城市空间的面貌。空间的障碍随着铁路、公路的延伸被不断地排除，空间自身固有的屏障在资本流动的本能下逐渐崩溃，空间和时间实质上都被压缩了。英国文化理论家雷纳尔·班汉姆（ReynerBanham）称之为的“汽车乌托邦”（Autotopia）的便利条件下，城市居民移居到郊区，城市中心区的人口增长停滞，而城市周边区域不断扩大。近年来，中国以典型的凯恩斯主义方式，建造和正在建造新的地铁和高速公路系统，正在以极快的速度“追英赶美”，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市区人口不断由城内向郊区拓展，三环、四环、五环、六环……城市的尺度被无限地扩张。地点与地点之间、场所与场所之间，所有空间的距离都是以机动车的行驶里程为衡量标准。班汉姆在他1971年的著作《洛杉矶：建筑学的四种生态》（Los Angeles：The Architecture of Four Ecologies）中指出，城市的独特性就在于它运动的不懈诱惑。“流动性比庞大的城区更重要……到了无与伦比的程度。”iv[iv]无止尽的环城公路、连接主城区的网状高速公路以及正在修建的轻轨和高速铁路，四通八达的道路犹如人体的脉络，正在成为北京、上海等城市新的生活方式，城市空间由于交通的便利不断得向外拓展，城市正在向我们眼睛所能看到的水平方向无限延伸，“南捞族”、“北漂族”成为城市化的靓丽风景，流动性给机会主义者带来了乌托邦式的美好愿景。

对速度无尽的追求使得物体的移动成为目标本身，空间中的人“处于一种被催眠的状态下，并以此来感觉世界；身体完全没有感受到空间的存在，只是被动地在片断而不连续的都市地理中朝着目的地行进。”v[v]许昌昌的作品《路口》（2006）记录下汽车在高速公路行驶时，在叉路口嘎然而止的痕迹，似乎是在说明一种沉浸于流动视觉空间体验中的错觉，一种由流动和速度产生的空间焦虑。“驾驶引起了一种变平的效果，消除了时空的分裂，对于现在来说，任何事实都变得均质。它允许人、地点、事物连续不断地袭来，一旦车辆过去，就很快被忘掉。驾驶消除了记忆。”vi[vi]路边毫无特色的风景在眼前展开快照式的无尽排列，这是一种全新的、非常离奇的并使人迷惑的都市空间，飞速袭来又飞速离去。他的作品体现的是人们在速度和技术面前的迷茫和无措。虽然艺术家心中有一个目的地，但在无字的指示牌前，欲望变成了一种空间的错乱，路面上急刹车的痕迹印证了一种身体上和心灵上的焦虑和迷失感，一种对社会发展和生活方式改变的不安与恐惧。

这种对速度的追求使人联想起二十世纪初意大利的未来主义艺术家。在经历了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之后，他们表现出对速度、科技等元素的狂热喜爱，以及对汽车、飞机、工业化城镇等的狂热兴趣，因为它们是依靠技术进步征服自然的象征。我们今天的空间变化与二十世纪初未来主义所经历的有许多相似之处，新住宅、新写字楼、新超市、新公路，一切新事物都在飞速地出现。一条条排列着高层建筑大道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