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工业社会与中国实际

后工业社会与中国实际

后工业社会又称知识社会，后工业社会是工业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学者丹尼尔·贝尔对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以理论知识为中轴，意图是人与人之间知识的竞争，科技精英成为社会的统治人物。科技专家之所以拥有权力，全凭他们受的专业教育与技术专长。

他提出的“后工业社会”包括五大基本内容：1．经济方面：由产品生产业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2．职业分布：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处于主导地位；3．中轴原理：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是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4．未来方向：控制技术发展，重视技术鉴定；5.制定决策：依靠新的“智能技术”。

书中提出，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服务业”正超过传统的工业，成为美国经济的主要部门。

其实，“知识经济”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已存在。例如古代的谋士专门靠为人出主意为生。其他如建筑师、律师、会计师等职业也有很悠久的历史，它们也可算是“知识经济”的资深会员了。但是一直以来，这些都没有成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人类社会长期以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为主导。

贝尔的理论基本停留在“概念定义”的层次上，力图寻找新的概念来刻画新的正在形成中的现实，并赋予新的生活经验（如灵活就业）的意义。他们没有对新的经济形成的制度基础作出内容完整的说明。

九十年代以来，以网际网络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同时，旨在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企业再造”运动方兴未艾。这就提出了探索“知识经济”的制度基础的迫切要求。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出版《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系列报告，明确指出，作为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并列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对于“什么是企业”、“什么是企业边界”和“什么是产权”等重大制度问题的传统答案，均提出了挑战。

1993年，美国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出版了一本引人注目的书——《后资本主义社会》（美国93年最佳畅销书）。德鲁克认为，“知识社会”本质上是“后资本主义社会”，因为正是知识的运用者和制造者，而不是传统的“资本家”的投资，才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早在1957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索洛，就发现资本投资对美国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只有八分之一。索洛后来获得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和他的强调知识与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理论大有关系。

“知识经济”的核心原则是：人类创造力的发挥乃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提出了社会制度持续创新的要求。新的制度应该有利于使每个人的创造力得以自由发展。有人认为这种社会即是“后资本主义社会” ，又是“后社会主义社会”，因为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实际上均以“资本”、“资金”为轴心。看来“知识经济”发展可以使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消失，世界趋向大同。

大多数乐观者认为“知识经济”让人类回到了康德哲学中“人是目的”的最高原则，“知识经济”将使人类经济摆脱能源和原材料的限制，是21世纪的希望所在。但我认为也不能忽视知识经济为整个社会带来的冲击和变革。

“知识经济”的游戏则将和以往社会大不相同，那些预见并抓住机遇的人就

像当年开发美国西部的人一样已经掘得了“知识经济”的第一桶金，而迟钝者将被远远抛在后头。我们已经看到比尔·盖茨的个人财富呈指数增长，而许多年轻人通过网络赚得大钱。新加坡政府也在大力鼓励和支持国人在高科技和知识经济领域创业和创新。

哈佛商学院著名教授约翰·科特在其《新规则》一书中介绍了一项进行了数十年的跟踪调查研究，得出了在后工业化社会取得成功的一些规则。书中指出，在过去10年或20年中，影响商业和管理成功的许多因素，在许多方面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现在的人已不能再依靠惯性，因为因循本世纪大多数成功者走过的道路已不能保证成功；经济全球化使一切都在快速变化，这既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同样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简单地说，谁利用了机会，谁的事业就兴旺发达，谁陷入风险，谁就失败。

“知识经济”这个名词一经提出，便在全世界发达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极大的反响。知识经济的发展既给发展中国家带来赶超发达国家的巨大机遇，但同时也使这些国家面临严峻的挑战。

发展中国家可以依托和开发自身的人力资本，努力利用人类知识、技术、信息资源，打破传统的产业发展模式，在某些领域实现跨越式快速发展，在世界知识经济中占据一席之地。但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管理观念上存在较大的差距。发展中国家必须根据本国国情，努力提高科技实力，重视信息技术和知识的应用，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

在今后很长时期内，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科技投入仍将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只能随着经济发展，逐步建立科技和经济的良性互动运作机制，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

中国在迈向知识经济时代既有难得的机遇，又面临严峻挑战。在知识的条件下，国际的竞争主要表现为商品的技术水平和知识含量高低的竞争，其背后是科技实力尤其是高科技发展水平的竞争。直至现在，我国在综合国力尤其是科技实力上，同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这给我们很大压力，使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受到严峻挑战。面对世界经济中知识经济的兴起，中国政府提出“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构想。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上强调指出：“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贯彻落实这一重要精神，最主要的是要抓住三个方面：一是要抓住科技发展的主要矛盾，突出重点。二是要使企业成为技术开发的主体。三是要增加科技投入。

我们相信，中国一定能够抓住这个时代机遇，在世界经济向知识经济迈进的过程中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实现经济腾飞，成为21世纪新的经济发展巨人